回顾中华民族的苦难史，特别是近代以来，日本无疑是对华侵略最重、压迫最深的国家。1873年并吞中国属国琉球。1874年出兵侵略中国领土台湾，1894年发动甲午战争，1900年参加联军侵略中国，1904年日俄战争，1914年出兵山东青岛，1928年制造济南惨案，1931年九一八事变，乃至1937—1945年，更将中华民族置于生死存亡的境地。
一般认为，侵华战争是日本少数军国主义者、法西斯分子操纵国家机器、逆历史潮流而发动的，而日本普通民众也是侵华战争的受害者。
我们不仅要问：日本普通民众为什么没有反对并阻止侵华战争？日本一般民众对侵华战争的态度究竟是怎么样的呢？
福泽谕吉中国对日本以德报怨
二战结束后，当时的中国政府就宣布放弃对日战争索赔，蒋介石说：“我们要严密责成忠实执行所有的投降条款，但是我们切不可予以报复，更不可对于敌国无辜人民加以侮辱。”
1931年，日本冈山车站，民众欢送出征中国的日军部队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和领导人认为中日应世代友好，日本侵华的责任在于日本的统治阶级，广大的日本民众只是受害者，若是中国政府坚持对日索赔，承担这一重负的将是日本的普通民众。由此而来，中国人总是将日寇兽性笼统地归咎到日本天皇、日本军阀和狂热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似乎成千上万的日本大众都只是误上贼船而已。而日本普通民众真的只是侵略战争的受害者吗？在《朝日新闻》关于“我记忆中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征文中，一位名叫熊井雅男的读者写了一篇《我们为什么没能反对战争》的文章。文章说：“有人质问：你们为什么没有反对战争？我想，是因为国民并不怀疑国家的政策。国民已经被教育得对上边做出的决定不抱怀疑。”
历史似乎并不如此简单。毫无疑问，日本人曾经全身心地投入那场战争。那些支持对外扩张的日本人，都是普通的日本百姓。日本陆军大将南次郎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受审时也说，日本之所以战败，并非军阀的缘故，应由日本国民负主要责任。
事实上，长期受忠君报国和极端民族主义熏陶的日本大众，在日本军国主义的引导下，积极支持和参与了一系列对外扩张的侵略战争。他们“与政府相配合，除了学校，各种群众团体如大政翼赞会、大日本产业报国会、大日本青少年团和民间的部落会、町内会等组织将几乎所有平民都动员起来了，开展战争捐款，给军人缝制慰问袋，举行庆祝战役胜利大游行……使整个日本陷入战争的狂热。”
百年来是谁在制造侵华舆论
1937年8月15日第一次日本国民战争精神总动员大会在 东京日比谷公园会堂举行中日两国一衣带水，早在光武帝建武中元二年（57年），东汉政府与倭奴国（日本）建立外交关系。日本长期以来一直是以华为师，隋唐时期，曾派大批留学生和留学僧来华学习，两国之间的外交、文化和经济联系十分密切。
然而元末以来，日本武士开始逐渐乘船骚扰、劫掠中国沿海，史称倭寇。明万历年间（1592年、1597年），日本当时的实际统治者丰臣秀吉（1537-1598）本想经朝鲜进攻明朝，扬言要“直捣大明国”，狂妄至极。日人终在朝将李舜臣和明军的联攻下惨败。之后，日本除小股“倭寇”时常骚扰我东南沿海外，不敢贸然大举犯华。但这并不意味着日本放弃了侵略中国的野心。恰恰相反，在此后的200多年中，日本不少在野民间人士，还是在通过种种方式，对日本侵华的必要性、可行性，进行种种试探和研究。
1715年，日本戏剧家近松门左卫门（1653-1724）在名为《国姓爷合战》的大型历史剧中臆造日本人占领南京的场景。这出戏连续三年在日本上演不衰，观众多达20多万人次，这种受庶民百姓欢迎的程度和演出的盛况是空前的。
最早系统全面地提出侵华方案的，是19世纪初的民间学人佐藤信渊（1767-1850）。1823年，他提出了所谓“宇内混同”的侵华方略。设计出了一个周密的入侵和占领中国的“秘策”，提出日本要先攻取满洲，然后“经略”整个中国。他甚至连日本各地方政府的作战分工和出兵顺序都设计好了。即使到了19世纪30年代，当日本早已全面进攻中国，并企图建立“亚细亚共荣圈”之时，佐藤信渊的论调仍被日本人视为经典。
1842年，清朝在鸦片战争中惨败的消息同时也“震惊”了全日本。接着在1853年，4艘美国军舰来到日本，逼迫幕府开港通商。西方人的船坚炮利让日本人羡慕不已，日本迅速掀起学习了近代科技知识热潮，并开始疏远、鄙视以清朝为代表的封建儒家文化，进而也想“雄飞海外”“霸占中国”。特别是清末魏源的《海国图志》问世以后，虽然国内影响甚微，但它却在日本茁壮成长，直至把日本推上了富国强兵的道路。
在目前流通的一万日元钞票上，印着一位身穿和服的日本人肖像，他就是被誉为“日本近代文明缔造者”、日本第一位军国主义理论家的福泽谕吉（1835-1901）。1885 年，福泽谕吉发表著名的《脱亚论》，将原本崇尚中华文明的日本引上了“脱亚入欧”的道路，并推动日本一步步走向了侵略扩张。他在近20年的时间里，写了40多篇鼓吹侵华的文章，并把日本“文明开化”进程与侵略中国联系起来，公开宣扬弱肉强食的强盗哲学。他提出的侵占朝鲜、吞并台湾、再占领东北三省并最终将日本国旗插在北京城头的一系列侵略构想，其后辈全都付诸了行动。福泽谕吉的弟子尾崎行雄，甚至在1895年露骨地叫嚣：“并吞中国符合日本帝国之利益”。
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后，日本研究中国“满蒙问题”的论著纷纷问世，这些论著几乎一致地认为中国的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竭力向其国民灌输其法西斯侵略思想，大肆宣扬“大和民族优越论”，整个日本已经弥漫着要占领中国，领导亚洲的硝烟味道。
是谁给了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的胆
甲午战争期间，日本出现了空前的民族团结。日本各界为动员民众筹措战费，于甲午战争前掀起了一个以筹措战费为主要内容的“军资献纳运动”和“义捐运动”。当日军打败清军的消息传来，整个日本社会充满了歌颂战争的声音，连小学生也唱起了这样的歌谣：“支那佬，拖辫子，打败仗，逃跑了，躲进山里不敢出来。”
依据《日清战争实记》所转载的一封日军家书，足以显示出日本民众对甲午战争的狂热。这是一封用汉文写就的家信，一位名叫森鸥村日本老父勉励身在前线的儿子森贞吉为日本国鞠躬尽瘁，字里行间丝毫没有受到“军国主义”胁迫的无奈，反倒洋溢着浓烈的“家国情怀”。这位老父说：这场对华战争是“伐异域，戮异类，以声我义，扬我威，实千载一时不可失者。”森鸥村还劝导儿子，此战“实开国未曾有大事，国家危急存亡之所隶，而吾人之荣辱休戚亦系焉……苟为军人者，宜慷慨赴难，鞠躬尽瘁。”
为动员日本民众投身于这场战争中来，日本各家报纸首先进行了舆论动员。1894年7月23日，《每日新闻》发文指出“请赠送适当之物，一慰悬军远征之心，一为表示对我军人敬爱之情。”《万朝报》说：现在是“义勇奉公之时”。《二六新闻》强调：“万一不幸，纵然全国成为焦士，我日本男儿国之面貌亦不可污。”
首先响应且表现最积极的是日本财界。日本财界基于推行“大陆政策”的考虑和自身的利益需要，纷纷发表声明，坚决支持这场侵略战争，并成立各种组织，发布广告，捐款捐物，筹措战费，无偿或低价提供船只，保障运输，捐献大量前线急需物资，可以说是忙前忙后。
甲午战争刚刚爆发，福泽谕吉便表示：“日本国民应无官民朝野之别，同心同力，服务于国事。”日本财界著名代表人物涩泽荣一呼吁：“愿四千万同胞奋起赞同之，以表忠君爱国之至诚。” 7月30日，涩泽荣一（1840—1931）等5人以“报国会”发起人名义，在各大报刊发出通知，定于8月1日，即日本正式向中国宣战的当天，召开支持日本政府对中国开战、筹措军费大会。是日，到会的60名企业家决定“筹措1500万元，于日（本）清（朝）交战之际，募集捐款，以供帝国之军费等。”
“报国会”成立后，日本各界义捐活动十分踊跃。东京商工相谈会发出了慰问在朝鲜军人捐款广告。8月5日，大日本水产会发布“募金广告”，决定义卖罐头，大阪成立青年报国义务队，广向社会募捐。药局送药，茶商捐茶。大阪市的军火商将5600支枪全部捐献。为输送赴朝军人、军需弹药，各铁路公会、红十字会，达成协议，决定承担义务，于战时免费运输。
不久，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1841-1909）召见涩泽荣一，提出“如不能很好筹款，有挫伤国民斗志之忧，莫不如发行5千万军事公债，更有意义，效果更好。”涩泽接受了伊藤的建议，将募捐改为军事公债，立即向所有银行的主要负责人做了说明。随后，便全力投入军事公债的募集工作。
中日甲午战争，日本本来对自己的国力有些心虚，所以为打赢这场战争，近乎全民总动员，而战争的结局更是给了日本天皇及民众无限的信心。
全面侵华：日本举国为战而狂
1943年，出征送别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国民的“爱国热情”在军国主义宣传机器的煽动下不断升温。为了表达“爱国心”，人们纷纷参与、组织各类演讲会，积极宣传和鼓励战争。政府机关、报社和办公室堆满了各地群众寄来的慰问信、慰问袋和捐款。据《东京日日新闻》1931年9月26日记载，仅事变后一周内，该报社就收到“寄来的血书和鼓励信达2万封，其中有的慰问信中，夹着小孩积攒的1元、2元的零用钱及过节用的钱等。”
日本各地的火车站，连偏僻乡镇的小站，都经常出现欢送士兵出征的人海，手中挥舞着小旗。人群中高呼“万岁”。1932年2月，日军在上海淞沪会战战斗中，3个士兵阵亡，陆军把他们渲染为“炸弹三勇士”。3日后，4个电影公司争着以此为主题拍摄电影，1周后就在日本电影院上映了。在征集“三勇士”的歌曲时，全国应征者达20万篇；还为“三勇士”竖立铜像和纪念碑，把事迹很快编入教科书，摄制了百部以上的电影。
据日本电报电话公司退休职员吉田彰男回忆：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某报社立即开始为陆军军用飞机募捐。用‘小学生节省零花钱为飞机捐款’之类的‘美谈’掀起国民的捐款热。捐献的飞机被命名为‘爱国号’，《少年俱乐部》杂志的附录有爱国号的模型，我也组装了一架，通过说明书不知不觉掌握了军事知识。”
1937年，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日本家庭采用“祈战死”的方式激励日本士兵为国尽力。大阪一名24岁青年因未被选派出征中国东北，便从日本新世界通天阁跳下自杀。
捐献硬币造飞机有大量照片证明日本民众不仅在言辞方面狂热支持侵华，而且在行动方面也是举国一致。如，1936-1937年，日本赶制大量国旗，准备插遍中国各地；七七事变后，后方的日本民众包括大批日本妇女儿童们，每天手举小旗去车站欢送出征的士兵；1937年7月，日本第七十一次会议通过感谢日军官兵侵华作战的决议；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陷南京后，日本出现了战争狂热，不但出现妻子送丈夫、母亲送儿子上前线，后方工人努力生产支援战争的情景，还有妇女、学生直接参加战斗的。在日本全国提灯游行庆祝的同时，《读卖新闻》社主办了大庆祝会，万余人会聚在一起欢呼，高唱《爱国进行曲》。许多成年人对于日军在中国强暴妇女的行为，带着下流表情津津有味地谈论着。
珍珠港事件后，日本举国上下热烈地进行了庆祝活动。东京、大阪、横滨、京都和奈良等地连续三天三夜庆祝。人们奔走相告，交相赞颂，全国沉浸在一片欢庆的海洋之中。在皇居二重桥外参拜的人群如山如海，络绎不绝。男人们手举膏药旗高呼：“天皇陛下万岁！”妇女则身着盛装，前来祝贺，向天皇皇宫深深鞠躬。
二战后期，美军在攻占冲绳战斗中，遇到顽强抵抗，牺牲了42000多人，伤亡超过诺曼底登陆战役。当时冲绳本岛人口47万，有三分之一战死。当地不少居民混在军队中，妇女装扮成男子，有的抱起炸药包，有的手握竹枪参加战斗。女学生组成的“山丹部队”、师范学校学生组成的“铁血勤皇队”都拼至最后一人。在90天的战斗中，日美双方共死亡20余万人，其中2万是冲绳居民。冲绳之战前，日本冲绳师范学校女子部与冲绳县立第一高等女校合在一起组成“姬百合学生部队”，在战场上看护伤病士兵、处理尸体、搬运医疗药品和器械、运送食品和水等物资。在美军的包围圈中，这些战场上的女学生走投无路而又不允许投降。她们有的被炮弹炸死，更多则选择自杀。
1945年8月15日，天皇裕仁宣布投降后，不少民间志士相约集体自杀，很多百姓匍匐在皇宫前呜咽痛哭，表示自己努力不足而向天皇请罪。如，东京的居民千百户人家来到二重桥外，男女老少跪伏在地，面对皇宫，叩头遥拜，痛哭不已。有的人在激愤中剖腹自杀，还有的竟全家老少三辈共同自刎效忠。东京青山通有的全家卧轨自杀。横滨一所小学听到天皇投降诏书后，校长便带领一群小学生集体投海自尽了。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他们狂热地、坚决拥护的侵略战争失败了，他们绝望了，愤怒了。
针对在前线的日本男性而言，日本国内的妇女被称为“铳后之女”（铳是枪的意思，铳后指后方）。日本妇女虽然驻守后方，但在战争中不甘落后，她们甚至不惜以生命为代价。战时日本国内有两个妇女团，“大日本国防妇人会”和“爱国妇女会”。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时，前者的会员数已经达到925万。有一位叫远藤年子的日本女子在日本战败后还称“为了战争献出去的青春没有悔恨！”
九一八事变后，一个名叫井上千代子的妇女的自杀轰动全日本。21岁的井上千代子是侵华日军大阪步兵第37连队井上清一中尉的新婚妻子，为了激励参加侵华战争的丈夫，使之无后顾之忧地在中国东北“效忠天皇”、“为国奉献”，在丈夫出征前夜，她在丈夫身边刎颈自杀。她留下一封遗书中这样写道：“我心中充满了无限的喜悦。如果让我说为什么而喜悦，那就是能在明天丈夫出征前先怀着喜悦的心情离开这个世界，让他从此后不要对我有一丝的牵挂。”
虽有日本学者泽地久枝考证，井上千代子的死与日军在辽宁抚顺制造的“平顶山惨案”有着直接的关联。但井上千代子的自杀对勉励赴“满洲”作战的丈夫、对鼓舞日本侵略军的士气起了很大作用。
战时日本妇女作为妻子和母亲的职责被提高到了“国家荣誉”的高度，她们千方百计地动员自己的亲人出征中国。1937年8月31日，东史郎出征中国时，其母送给他一把刻有文字的匕首，毅然决然地说道：“这是一次千金难买的出征。你高高兴兴地去吧！如果不幸被支那兵抓住的话，你就剖腹自杀！”
福译谕吉有一句名言：“日本对付亚洲有两种武器一是枪，二是娘子军。”因为日本在明治时期和大正时期是资金最缺乏的时候，当时日本妓女的卖身钱，对富国强兵政策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二战时期，日军“慰安妇”有大批来源于日本本土的姑娘，她们自恨不能上前线打仗，竟自愿地以清白之身去“劳军”。一批又一批被称为“黄色娘子军”的日本妇女，离开了自己的故乡和亲人来到海外。据1911年统计，日本到海外卖淫的妇女数量超过了2万人。这些日本妓女则被人们称为“南洋姐”。
1942年春，中国青年远征军攻打被日军占领的缅甸公路上的一座大桥。当时守桥日军让80名慰安妇撤离，但她们说：“我们是为了效忠国家，慰劳士兵才到前线上来，我们要和士兵坚持到底。”结果，她们全部战死。
侵华战争中，日本举国上下及日本女人自身都认为日本女人去当慰安妇是一种义务，也是一种光荣。这些慰安妇的任务是：让屠杀中国人民、强奸中国妇女的“皇军”在她们身上发泄兽欲，搏取快乐，使他们更有劲更有趣地屠杀中国人民。平时“慰安”，战时也是“战斗力”。面临生死抉择，她们“效忠天皇”，竟然也会“慷慨悲歌”。
为了支援前线，弥补战时劳动力的缺乏，向来以居家为主的日本妇女和女学生们甚至忙碌于诸多的危险工作，她们到矿井中挖煤，或到炼钢厂工作。到1944年，日本国内已经有超过1400万女性成为全职劳动力。尽管工作辛劳，报酬无几，但很多女性为她们职责的改变感到高兴。当时一本流行女性杂志曾骄傲地评论到；“日本的女性不再被当作玩物来教育。”
除此之外，七七事变爆发几天后，本应讲究“慈悲”的日本佛教教团组织以“国体明和会”的名义发表了“声明文”，这份声明，无异于宣布日本佛教界对中国宣战。曹洞宗永平寺的“贯首”（最高僧职）甚至说我们僧侣虽一粒米、一张纸也不能生产，但愿能为“国民精神总动员”做贡献，为此而不惜“粉身碎骨”。日本佛教的绝大部分宗派都积极支持侵略中国的战争，尤其是净土真宗本愿寺派表现最为积极，为表彰本愿寺安芸教区忠君爱国的意志，日军将其捐献的战斗机命名为“安芸号”。
到1945年，日本濒临绝境，面对同盟国轰炸机把日本炸成焦土一片的时候，日本国民专注于日本大本营灌输的“整体意识”，提出“一亿玉碎”的口号，玉碎就是今天的光荣牺牲，日本军国主义者开始利用日本全体国民做最后的赌注，因为当时日本有一亿国民，一亿玉碎就指一亿国民全部战死。日本藤田兵器研究所甚至专门研究了各种简陋的“百姓战法”，甚至号召日本所有的妇女、儿童们都拿起“竹枪”和刀剑进行搏斗训练，准备在本土进行所谓的“圣战”，日本百姓的盲从已到了完全痴迷的程度。
日本百年祸华，与其说是日本军国主义毒害了日本民众，不如说是日本民众的国民性格和利益诉求推波助澜并制造了日本军国主义。
（出自《文史博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