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纮一宇浴仁风，
旭日萦辉递藐躬。
春殿从容温语慰，
外臣感激此心同。
这首诗是“双料进士”王揖唐访日归来后的一首七言诗。表达感念参拜靖国神社，及感恩倭君裕仁接见之情，
奴颜媚骨溢于言表。一个中国人在日本人面前竟自称“外臣”，简直是“纳表称臣”，申明奴才做到底的心志。
他成立了“华北防共委员会”和专为日本掠夺资源服务的“华北综合调查研究所”，并自任这两个组织的委员长。
诛心，则是要从根本上击溃中国人的信心，相信日本高人一等，相信皇军不可战胜，相信“大东亚共荣”
我们都知道日本抛出过“日中经济提携”方案，但同时提出的“日中文化提携”案，当下却知之甚少。
此方案在三十年代由日本外务省提出，在日本国内叫“对华文化事业特别制度改正案”
大藏省拔款一年三百万日元（当时是巨款）以后逐年递增。从昭和十一年（1936）起，派大批中国通前往中国各地，具体落实“文化提携”计划。具体计划为：
1。华北以人文科学为主，上海以自然科学为主。收买一些立场不坚的中国学者为其所用，许以名禄。（东北言论场已完全陷落）
2。设立医学机构，研究中国灾疫规律，以慈善名义开路。
3。对日本国内中国留学生，分化，吸收，培养亲日派。筛选出符合条件的中国留学生，给予奖励。
4。技术合作，日本主导（矿源开采）。
要将这些计划落实到位，没有汉奸的配合，是无法想像的。
《庸报》立场，言论渐渐改变，天津人发现这份报纸的味开始不对，提出批评和反驳，但马上会有人疾首痛心的指责你是在煽动反日情绪。
七七事变之后，《庸报》彻底撕下面具，由日本情报组织“闻人会”的骨干大矢信彦接办，并正式成为北支派遣军机关报。
但就是这样，它表面上还是一份中国人报刊。五次华北治安运动（三光政策）。
日本人对汉奸的培养，中国的下一代是关键。这一点从末改变。
上海情况复杂，各国势力交错。
日本人采取的方法更加隐蔽。三十年代中期，四川路和福州路的转角交汇处，也就是宏业大楼的一楼，被人高价租出，共六间房，全部以日本风格装修，极为精致。也不做生意，开张时挂上“日本近代科学图书馆”的牌子。
只允许青少年，幼童进入看画报，如果放在今天，绝对会被各媒体大赞特赞，公益 两字就堵死你的嘴。
小孩看画报，还有糖果吃。当时有中国记者决定亲自带着小孩去看一看，小孩看得津津有味，大人却傻眼。
画报全是描绘日本小孩如何健壮聪明，东亚的希望所在。天皇又是如何的厚爱众生。记者临走前，日本管理员还很客气的同意让他将书借走。
该记者后来写了篇专稿，用词还很谨慎，结果有人送来一条断臂，让他闭嘴。
除了报纸，日本人还需要自己控制的印刷厂。
中华书局创始人陆伯鸿1932年就撰文道：“日人在沪所设印刷厂不下十余家，大率均为日人代印。”
早在1912年，日本人芦泽民治就用五万银元，在海宁路创办了芦泽印刷，直到1945年战败才被没收。起初，只印香烟盒子，七七事变后，就成了日军地下印刷厂。
像这种只赔不赚的印刷厂还有三井系的上海印刷厂，小林荣居的美术制版厂。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这些印刷厂还负责制造炸药引信。
书店方面以1912年创办的至诚堂为主，地址在虹口吴淞路与海宁路的拐角，与芦泽印刷非常近。
福建则以《闽报》，厦门的《全闽新日报》为主，由台湾总督府直接拨款。
还有《香港时报》澳门的《民报》
这些报纸，书店，印刷厂，还有自甘附逆的歌星，影星，作曲家，文学家，这些联起来就是一张天罗地网。它要从思想上使你自轻自贱，甘心于被奴役。
抗日有很多战场，今天展现更多的是军事战场。
侵华战争对日本而言是一个极其庞大的计划。
对中国而言，等到日军铁蹄踏上国土时，才发现侵略者来了，那已经晚了人家好几步。
以前他们高喊“和平”，现在推销“免煮”。喊和平的把皇军开进中国，喊免煮用导弹包围你。
“汉奸”要不要从媒体词汇中剔除？
我想这是一个无意义的话题，因为他们已经开始这样做了。
不知为何？“汉奸”二字，总会令一些人不舒服。也许不久我们也能看到王揖唐被还原“真相”。其实他是一位国学大师，双料进士。
最后也用一首诗结束本文。
吉鸿昌1934年11月24日就义前。
恨不抗日死，
留作今日羞。
国破尚如此，
我何惜此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