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想象里的丝绸之路是一幅“驮着丝绸的骆驼商队在尘土飞扬的沙漠中穿行，在中国与罗马之间络绎不绝”的繁忙景象，那么耶鲁大学历史教授芮乐伟 ·韩森（Valerie Hansen）所著《丝绸之路新史》里的“丝绸之路”，肯定会让你惊讶不已。
在这本书里，韩森通过大量惊人的考古发现，彻底改变了世界对这条商路的惯常理解。她试图告诉读者，从来没有一条单一的连续的丝绸之路，有的只是东西方之间的一连串市场：“中国和罗马之间几乎没有直接的贸易活动，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是今天伊朗地区的居民。丝绸并不是这些商路上最重要的商品，中国发明的纸张对欧洲产生了更大的影响，而金属、香料和玻璃与丝绸一样重要。相比之下，这些商路上传播的思想、技术和艺术图案具有更大的意义。”
在出版《丝绸之路新史》之前，作为著名汉学家，韩森著有《开放的帝国：1800 年之前的中国》《传统中国日常生活中的协商：中古契约研究》《变迁之神—南宋时期的民间信仰》等汉学专著。
公元前39年，敦煌以东64公里的悬泉，四名粟特（今撒马尔罕一带）使节向中国官员申诉，说卖的骆驼价钱太低了。在丝路往来的高峰时期，粟特人是中国最重要的外来族群。很多粟特人定居于丝路北道的吐鲁番，从事各种职业，包括农民、客栈老板、兽医、商人等。
四名粟特使节坚称中国官员支付的是又瘦又黄的骆驼价，可他们交付的是更贵的、又白又肥的骆驼。这些粟特使节对市场价格了如指掌，当价格低于预期时，他们对申诉系统有足够的自信。他们还抱怨称，作为持有有效证件的使节，本来觉得自己在丝路的每一站都能得到免费食宿，可到头来还是不得不自掏腰包付饭钱。申诉归申诉，抱怨归抱怨，敦煌官员坚持认为：“粟特人已经得到了合理的报偿。”
这一次纠纷被载入了“文书”。将研究核心聚焦于“文书”，正是韩森有别于其他丝绸之路学者的最大不同。
“这些文书先被遗弃，尔后被偶然发现。其独特性在于它们出自社会各阶层之手，而不仅仅是来自受过教育的富有者和掌权者。这些文书并非有意识的历史作品，也并不指望流传后世。”韩森认为，这些文书常常能为我们展示一个非常鲜活的过去，具有私人性、确凿性、轶闻性和随机性，“没有什么比从垃圾堆中收集到的信息更有价值，因为这些信息从未被篡改过”。
文书里保存着各种各样的细节，展现了一个完整的世界。韩森通过对这些文书的研究，有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发现。她认为，丝绸之路其实是一系列变动不定的小路和无标示的足迹。因为没有明显可见的路，旅人几乎总是需要向导引导，路上遇到障碍就会改变路线。
这些蜿蜒的小路在绿洲城市中交会，途经沿塔克拉玛干沙漠而建的半独立城市国家。其统治者—无论是独立的还是在中国治下的—都会监管贸易、购买货物、提供服务。一旦贸易穿过无人管理的地区进入这些绿洲，就会被高度管控起来。
汉朝和唐朝在中亚驻军时，这种情况显得尤为突出。在唐朝，当中央政府铸造不出与其开销等价的铜钱时，丝绸便有了另一种重要功能。当时的政府承认三种通货：铜钱、谷物和丝绸。因为货币短缺经常发生，而谷物又容易腐烂，因此很多贸易是用成匹的丝绸完成的。很多西北地区的军饷也是丝绸，因此丝绸在西域得以广泛流通。
韩森挑战了人们对这个中亚十字路口的惯常描述。她发现当地居民主要处于维持生计和以物易物的状态，而非从事大规模的长途贸易；她发现在丝绸之路上扮演重要角色的是中国军队，而非商人。士兵在当地市场购物时，丝路贸易便兴盛起来；当国内叛乱威胁到皇帝使他不得不召回军队时，贸易便急剧衰落。
“丝绸之路”这个议题自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在上上个世纪提出后，已有百多年历史。在《丝绸之路新史》中，韩森旅行的顺序分别是楼兰、库车（龟兹）、吐鲁番（高昌）、撒马尔干、长安、敦煌以及于田（于阗）。韩森选择了一个与以往不同的新的切入点：丝绸之路是否如李希霍芬所表示的那样，是一条古已有之的贸易之路？
不存在大规模交易
时代周报：在丝绸之路上交易的主要是哪些人？交易的主要是哪些货品？大规模的贸易是否存在过？
芮乐伟·韩森：丝绸之路上有很多不同类别的商品交易，关键是这些货品的重量一定是轻的。货品越轻越小，就越容易在陆地上运输。所以，丝绸之路用于交易的商品，大概有珍贵的珠宝、石头等，因为它们体积小，一个人携带的量就值很多钱。相反，体积越庞大的、越重的货品，在陆上运输的可能性就越小。我们打捞过很多曾经从事海上贸易的失事船只，船上能够找到陶瓷，这在陆地上就很少见，陶瓷太重，没必要在陆上运输。
至于参加交易商人的具体身份，我们往往不知道。一些文书上会记录人名，其中大部分来自粟特，也有些人来自其他地区，但这些人只是出现在文书上的次数比较多，并不是唯一的贸易者。
丝绸之路上是否存在过大规模的贸易？我在书中也提到了，除了少数例外，文书里面并没有记载任何大型的贸易活动。当然，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理解，就是或许真的存在过，只可惜没有任何痕迹被记录下来。
时代周报：你在书中提出，尽管丝绸之路的贸易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200年，并在公元200年至1000年间进入顶峰时期，但丝绸之路上的居民却从来不知道“丝绸之路”一说。你是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
芮乐伟·韩森：从目前存留的证据来看，没有当地居民称这条路为“丝绸之路”。或许，他们曾经称之为“丝绸之路”，但现在还没有相关证据证明。我们现有的材料来自在这条路上游历的人，包括很多僧人。我们从这些人的口中得知，这些路最常见的名字是什么，它们从来没有使用过像“丝绸之路”这样广义性的名称，通常会说的是“去往某个城的路”。
时代周报：为什么直到今天，世界仍然对丝绸之路颇为关注？
芮乐伟·韩森：我在耶鲁大学的同事濮德培（Peter Perdue），他的研究方向是新清史，他提过一个说法，即如果中国所有的领土只被汉语为母语的人统治，那么现代中国将会有很大的不同。濮德培的观点这几年一直在被攻击。
现代中国更像一个帝国，有各种不同的人，使用不同的语言，西藏语、维吾尔族语、蒙古语……从这个角度来说，早期人们为什么要去西部、西北部？到底是什么具体的事件导致他们来到西部？他们在那里发生了些什么？又为什么要离开？这些对理解中国的今天和未来的中国都非常重要。
时代周报：具体到你自己，作为耶鲁大学的历史教授，你为什么会对丝绸之路感兴趣？
芮乐伟·韩森：作为历史学家，我一直以来的兴趣都在历史资料方面。具体到中国史，我对任何经过编辑的历史和朝代史都没有兴趣。有意思的是，现在很多人都是围绕着朝代史来做研究的，我却对它们存疑，因为朝代史是被大量编撰过的。
在我的研究领域，很多学者对“士大夫”非常感兴趣，他们非常详细地研究这些文人，与此相比，我喜欢寻找各种不同的出土文书，从中研究普通人的生活。我研究丝绸之路，就是在吐鲁番出土的文书公开出版之后，文书里的内容对我来说很新鲜。从那里面，我可以找到当时人们日常生活的记录，这些记录让我知道了很多中国其他地方没有的东西，这令我兴奋。
时代周报：对出土文书的研究也是《丝绸之路新史》的重点。为什么你的研究这么重视文书？
芮乐伟·韩森：我有一个总体感觉：目前大部分关于丝绸之路的著作，都是有关艺术的，大多讲的是人们抵达了丝绸之路上的各地，见识到了什么新鲜的东西，很少有书告诉读者：与丝绸之路相关的历史文书上到底记录了些什么？这就是我写作本书的初衷。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吐鲁番有一个研究项目，中美学者都有参与。根据这个项目的发现，可以写出一个基本的吐鲁番史。但是当时我就想，丝绸之路的其他地方、其他遗址又是怎么样的呢？我并不知道要花多长时间才能搞清楚其他地方的历史，但我想到了要根据出土的文书去书写整个丝绸之路的历史。
时代周报：通览文书后，你觉得一般人心中的丝绸之路与文书上记载的有什么不同？
芮乐伟·韩森：在很多人的心里，“丝绸之路”或许是这样一幅景象：一条路，很可能从长安直通罗马，有很多骆驼，骆驼背负着大量形形色色的中国商品……现实不是这样的，但我想这就是历史前进的方式。人们有一个想法，然后历史学家来证明或用证据显示，人们的想象可能不那么准确，然后我们又继续向前探索。
时代周报：书中，你提出了一个主要观点：在“丝绸之路”上，罗马并非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伊朗才是。
芮乐伟·韩森：关键的问题在于，几乎没有证据可以证实存在从长安到罗马这条线路，它纯粹是人们想象出来的。中国与伊朗的贸易，大概从公元500年就开始了。公元400年到500年之间，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可能是印度，总之从来不是罗马。丝绸之路上的商人和商品从哪里来？人们进口了些什么东西？这些资料在文书中都能找到，从来没有东西是从罗马来的。
斯坦因的研究成果仍很重要
时代周报：你怎么评价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针对中亚的考古工作，包括被称为“敦煌盗宝第一人”的斯坦因的成果？
芮乐伟·韩森：要评价他们，就必须参考他们那个时代盛行的标准。斯坦因的贡献非常巨大。即便在今天，如果一个人决定开始研究丝绸之路，他得到的最主要的建议很有可能是“去图书馆读一个月的斯坦因”。只有认识了所有的遗迹、所有的地貌，并且知道斯坦因在不同的地方发现了些什么，才会知道接下来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斯坦因的成果仍然是“丝绸之路”学术学习的最基础的部分。
斯坦因生前最出名的事迹，是从中国敦煌带走了成千上万件的档案。他当时装作是佛教的信徒，这样才能拿到文书。如果你读过他自己关于这一欺骗行为的解释，你会发现他其实知道自己向王道士撒了谎。斯坦因当时知道或者说至少大概明白这些文书的价值，他曾经在印度待过，明白原稿在当时的价格。有意思的是，关于自己与王道士协商时的不真诚，他后来都直言不讳。斯坦因的导师是研究梵文手稿的，他学习时很想读读这些手稿，却不被允许。所以，从斯坦因的角度来看，为了得到研究材料，任何行为都是正当的。现在回看这段历史，斯坦因的行为当然不正确，他没有用真挚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诉求或目的。
时代周报：对整个人类发展史而言，丝绸之路有哪些重要贡献？
乐伟·韩森：丝绸之路的主要意义在于：它是不同文化相互接触、碰撞的早期样本。对中国人而言，通过丝绸之路，中国人第一次认识了其他社会，尤其是传播佛教到中国的印度。在学习印度的过程中，中国人更深刻地认识了自己。比如，在读到梵文之前，中国人并没有意识到汉语是全面的语言。当他们看到梵文，就意识到了语言之间的差别。
从世界历史的角度—在我感兴趣的公元200年到1000年这八百年期间—世界的三个文明体，中国、印度和伊朗开始互相接触，同时发展出系统的学习方法和研究其他社会。中国人开始学习梵文，伊朗人开始学习汉语，并且相互翻译。这一切对世界历史的发展很重要，一个已有的文字文明不再孤独，因为另一个同样精妙深刻的社会开始试图了解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