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人民军装备的SA-75M防空导弹
在援越抗美问题上，中苏既要考虑到在国际共运中的形象，还要权衡各自的利害得失。于是，双方发生了种种微妙的较劲甚至冲突。
中苏两国携手援越对于越南的抗美救国斗争无疑是一件好事。但是，从苏联方面来说，向对其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东南亚地区进行政治渗透、实施控制的主要渠道就是越南，在当时与中国关系进一步恶化的形势下，苏联必须紧紧笼络住越南这个盟友，才能实现对中国的战略全包围态势；就中国方面而言，要让越南这个地区性大国始终同中国站在一起，就不能容许苏联取得对越关系的主动权，将越南纳入其战略势力范围，进而填补美国撤离越南后的空白，从南面威胁中国，合拢其对华包围圈。
对于越南来说，即便在上世纪60年代末已决定与苏联结盟，但为了不失去中国最直接、最及时的大量援助，还是在中苏对峙中一直努力维持表面上的中立态度。种种因素，决定了中苏两国在援越问题上注入了相互较劲、争夺的利害冲突的成分，从而使中苏双方在援越的过程中摩擦不断，有时甚至发生激烈的矛盾冲突。
中国援助，苏联回避
中国对越南民主共和国抵抗美国、统一南方的斗争，一开始即采取了坚决支持、积极援助的政策。1962年夏，中越两国领导人在北京共同分析美国特种部队入侵越南南方所造成的严重形势之后，中国决定立即向越南无偿提供可装备230个步兵营的枪炮。是年，毛泽东在会见越南国防部长武元甲时特别强调说：“我们之间是相互帮助，共同战胜敌人。你们不会丢掉我们，我们也不会丢掉你们。”
翌年3月，总参谋长罗瑞卿率领中国军事代表团赴越，与越南领导人研究如果敌人进攻北越，中国如何援越、双方如何配合作战等问题，并就“中越两军协同作战计划”和“中国支援越南主要军事装备和后勤物资计划”达成了协议。
美国在1964年初开始筹划扩大侵越战争时，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更加密切关注越南的形势，频繁会见越南领导人，并率先主动提出了向越南派遣志愿军的问题。7月27日，毛泽东对越南驻华大使陈子平等人谈道：“如果美国人轰炸越南北方或在越南北方登陆，我们就要打了，我们的军队想打仗了。中国人不是没有腿的，美国人能出兵，中国人就不会出吗？我们去你们那里，跨一步就到了。”
“东京湾事件”发生后，中国开始充分估计美国扩大战争的可能性，郑重声明“美国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侵犯，就是对中国的侵犯，中国人民决不会坐视不救”，同时加强了援越力度。8月13日，毛泽东在会见黎笋时提出，应在云南蒙自地区修一两个大机场，以备援越空军的飞机无法在越降落时使用。并表示要增调一个空军师到南宁，半个空军师到昆明、思茅，两个高射炮师到南宁、昆明。毛泽东还特意强调对增调空军师的事“要公开讲”。
关于援越兵力问题，毛泽东指出，第一线要充实，第二线要准备。同时，中越之间开始磋商实施一个新的军事援助行动，国防部长林彪率团出访河内。12月，中越双方签订军事协议，其内容之一为中国将派遣30万军队（5个步兵师和5个高炮师）开赴越南北方，以使越人民军可以抽调部分力量前往南方对美作战。随着越南南方战争的扩大，中国开始在更大规模上向越南南方无偿提供军事物资援助。据不完全统计，从1962年至1966年中国援助越南南方各种枪械27万支、火炮540多门、枪弹2亿多发、炮弹90多万发、炸药700多吨、军服20万套、布匹400多万米以及大批蚊帐、胶鞋、副食、交通通讯器材等。
与中国积极援越相对照的是，此时苏联对越南的抗美、统一斗争采取的却是一种消极回避的“脱身”方针，将对越南的支持尽可能限制在舆论方面，对越经济援助，特别是军事援助较少。“东京湾事件”发生时，8月3日苏联《真理报》仅刊登了一则简短的报道，而且其消息来源于美军太平洋总司令部。事隔一日，苏联方面就此事件发表的声明，也是语调温和。
赫鲁晓夫为表白自己与越方的行动无关，还特意致函美国总统约翰逊，说明他是从华盛顿近日来的声明、美国军方发布的命令和新闻媒体的报道，以及越南人民军最高司令部发言人的声明中才获悉该事件的。莫斯科的种种立场和态度，不能不令越南方面感到遗憾。在他们需要自己的社会主义盟友进行物质援手之时，到1964年夏之前，实际上却只有中国在向越南北方和南方提供各种武器装备、食品和运输工具等援助。
苏联的这种对越方针，造成了越南在1964年底以前主要依赖中国援助的局面。越南平衡中苏双方关系的法码实际上是向中国一方倾斜的。与此同时，中国与越南的合作也掺入了排斥苏联的成分。1960年中越之间达成的一项军事合作协议即规定，在未获签字双方中一方同意的情况下，禁止接受来自于第三国的援助。这其实是对越南获取苏联援助的一种约束。
在上世纪60年代初，中越两国之间各种代表团频繁往返交流，仅1964年第三季度即达32次，平均每月10次之多，而其间苏越之间的交往却只有3次。苏联在越南北方和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中的地位大大降低。1964年8月13日黎笋与毛泽东会谈时，表示“中国的帮助与我们祖国的命运有关”的同时，就指责说“苏联拿我们作交易，这是很清楚的”。
苏联加码
1964年11月9日范文同率代表团访苏，柯西金与之进行了会谈。这是继赫鲁晓夫下台后苏联政府首脑首次会见越南领导人，苏越双方就苏联对越经济、军事援助问题达成了共识。是月27日苏方发表声明，第一次对越南做出承诺，向其提供一切必要的援助。
1965年2月初柯西金访问河内，与胡志明等领导人讨论了苏联援越问题，并签订了关于加强对越南防御能力援助的协定。鉴于美国飞机对越南民主共和国领土的轰炸，苏方在苏越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宣称：苏联人民将履行其对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国际职责，与盟国一起，采取保护越南民主共和国安全和加强其国防力量的措施。4月，黎笋率团访苏。苏越经过会谈，确定了包括军援在内的进一步援助的具体方式和数量。同期，河内的关键性防空区域已获得了苏联提供的大量高射武器装备。据美国情报部门估计，是年一年内苏联就向越南提供了1亿多美元的军事装备。
此后至1968年，苏联的对越援助稳步增长。虽然在1967年前苏联援助的总额还落后于中国，但其中军事援助部分却大大超过了中国。1968年，苏对越军援数额已达3.57亿卢布，占是年苏援越总额5.24亿卢布的2/3强。此外，是年苏联的对越援助额也已占到社会主义国家援越总额的50%，在数量上超过了中国。1969年初越美和谈开始，越南战争进入边打边谈阶段后，苏联对越军援数额虽然有所降低，但总计仍达2亿美元。从1965年到1973年，苏联共向越南提供了10亿卢布的经济援助和20多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勃列日涅夫以加强对越军事和经济援助作为加强苏联在东南亚地位的巨大杠杆，其功效颇为显著。越南领导人曾反复强调说，苏联的军事援助对越南来说是十分必要的，其援助的巨大数量和效果也是不容置疑的。越南“深深地、真诚地感谢苏联所给予的援助”。1965年3月22日，胡志明、范文同在会见访越的苏联军事代表团时指出：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军队基本上装备的是苏联的武器和战斗技术设备。苏联新提供的这些军事装备，大大加强了越南的武装力量，为他们建成一支现代化的正规军提供了条件和保证。
虽然就实力而言，中国远远比不上苏联，但是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的世界革命思想和国际主义精神，促使他们继续密切关注越南的抗美战况，竭尽全力去帮助越南。事实上，对于越南来说，中国的援助也是最直接的和最及时的。到1966年3月，中国在越南北方的支援部队，包括两个高射炮师，总共有13万人。
1966年8月，毛泽东在会见越南党政代表团时谈道：“南越解放军在森林里头没有帐子，睡不好觉，雨衣缺少，食品不够，药品不够，我看了那个情报很着急。”他曾要求说：“越南南方凡是提出需要，我们有可能办到，就一定满足。越方没有想到，我们要主动提出。”并亲自交待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在援助越南南方的物资中，增加压缩干粮、肉松、猪肉罐头、咸鱼、蛋粉、雨衣、蚊帐和医疗器械。周恩来则提出：“援助越南是我们的头等任务。对越南提出的要求都要严肃、认真、积极地对待。”
1965年4月初黎笋率越南党政代表团访华时具体提出中国向越南派出支援部队的要求，中越双方签订有关中国向越南北方派出支援部队的协议，6月中国以“支援部队”的形式派出第一批军队人越，至1968年3月止，中国先后入越的防空作战部队、铁道部队、国防工程施工部队、筑路部队等共23个支队32万余人。1964年至1969年，中国向越南南方提供的各种现汇共计达1.8亿美元。至于军事物资援助方面，中国在1965年到1976年期间向越南提供的枪，炮、枪弹、炮弹、舰艇、中型坦克和水陆坦克、装甲输送车、汽车、飞机、炸药、有线电机、无线电机、军服以及大量油料、药品、卫生器材等军用物品，约合人民币42.6亿元，可装备200余万人。
由于越南在借助外力提高自主安全能力方面逐渐倒向苏联一边，中越之间在政治上的合作趋向冷淡，中苏两党关系破裂，国家关系进一步恶化，在这种状况的影响下，中国援越的方针和态度随之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进入1969年后，中国更加向越南强调不能过分依赖其他国家的军事援助，以后应当严格遵循独立自主、自立更生的方针。中国领导人在同越南领导人会谈时指出：看来你们有丰富的人力资源，供给部队武器也不困难，而与此同时中国却存在一些问题。因此，我们希望你们考虑如何更好地，更适当地使用你们自己的人力资源。
越南彻底倒向苏联
1970年~1972年，越南战争进入最后阶段，这段时期尽管苏联为了确保越美和谈的顺利进行而减少对越军援数量，以缩减越方的战役行动，但仍然每年与越方签订新的年度援助协议。1969年~1971年，莫斯科同北越签订了7个援助和经济合作协议，其中两个为1971年签订的关于加强越南防务力量的补充协议。1972年，苏联又向越南提供了导弹等新的军事援助。
在越南战争期间，苏联不仅向越南提供了飞机、火箭、坦克、炮兵和步兵武器等最现代化武器、弹药和物资设备、运输工具，以及石油产品、黑色和有色金属、粮食、化肥、药品及其他物品，而且还培训了越南人民军的各类军官及大学生和实习生1万多名，派遣了大批苏联军事专家和其他专家赴越工作，帮助越方掌握现代化战斗技术，恢复被炸坏的企业和电站。到1970年8月止，苏联为90多家越南工业企业和其他项目提供了设备，并且帮助建设了其中的一半。苏越双方还经常举行最高级会晤，研究对越援助问题，商定政治方面的共同步调。对此，黎笋在苏共二十四大上提出，苏联人民的支持是“鼓舞我们全国同胞和战士争取新的更重大胜利的强大动力”。
越南劳动党的领导权在1969年9月胡志明去世后，实际已完全为亲苏势力所控制。鉴于此期中苏关系的状况，印支地区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来说显得尤为重要。故而，中国对苏越关系的发展更加敏感，希望通过加强援越来拉住越南，防止其被纳入苏联的势力范围。与60年代相比较，对越物质援助的力度大大加强。
1970年9月，周恩来向越南领导人表示：中国方面一定要基本上满足你们的要求，将尽最大的力量帮助你们。毛泽东更是特意对范文同强调说：“任何认为我们也有困难而说不要帮助你们的人都是反动派。”并且于11月批示将援赠越南南方受灾省200万人民币的物资，“增至500万”。中国对外贸易部则发出通知，督促各进出口总公司，将所拖欠的尚未执行完毕的1967年以来的无偿援越物资，抓紧清理一次，并采取措施设法完成。1971年~1973年成为中国向越南提供援助最多的三年，签订援助协定的总额近90亿元人民币，单就军事援助来说，近两年的援助物资即超过以往20年的总和。
从1965年~1976年，中国生产的大型武器装备，许多都供应了越南。一些新型装备研制成功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尚未装备，就优先援助给越南。当越南提出的要求超出了中国的生产能力，中国人民解放军即使动用库存，甚至抽调现役装备也要尽量满足越南的急需。中国对越南的无偿军事援助到1975年逐步压缩规模，至1976年方告停止。在整个越南抗美救国战争期间，中国对越南的物资援助折价达200多亿美元。
但是当中国要求越南在一定程度上服从自己反对苏联修正主义、霸权主义的战略构想时，在地缘政治影响，历史积淀，领土主权归属、边界、华侨问题等因素的作用下，中越之间的矛盾也带有了更多的利害冲突的性质。苏越关系趋向密切，中越关系逐渐走入低谷，苏联最终填补了美国撤离越南后的空白，使中国实际上处在了一种新的不安全的周边环境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