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之岳昔日部属池兰森将军，在台北刊载的追悼文章中有过这么一段话：“……传出中共前国防部长张爱萍对沈之岳先生的评语是：‘智勇双全，治国有方，一事二主，两边无伤。’……”香港著名记者陆铿在回忆录里也披露：“国民党直至90年代中期才从……张爱萍挽联中发现沈原来是一个潜伏在国府心脏、制造冤案以博取信任的阴谋家。”
本文摘自：《同舟共进》2013年第03期，作者：卢荻，原题：沈之岳：潜伏阵营的“最大谜题”
沈之岳是20世纪国共两党谍战的一个关键人物。国民党称，沈是戴笠手下的得力干将，早年奉命潜入延安，企图暗杀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人；赴台后更成为“继戴笠之后的第二代谍王”，被后世称为“蓝色007”。另一说法则称，沈之岳根本就是共产党，且为共产党在台湾至死都未被发现的两大卧底之一，其证据就是沈晚年赴大陆治病，中共高层邓小平、杨尚昆等以贵宾接待之。沈之岳去世时，前国防部长张爱萍将军对他的评语是“智勇双全，治国有方，一事二主，两边无伤”。正是这句“一事二主，两边无伤”，使外界对沈之岳身世之谜留下无尽的猜想空间。
[戴笠手下的“一员干将”]
沈之岳，1913年2月生于浙江省仙居县。1930年5月进入南京中央军校第八期第二总队交通科学习。1933年进入上海复旦大学就读。沈之岳受共产党同学耳濡目染，开始积极参与支持工人运动。沈进入浦东煤炭公司当工人，之后作为罢工运动的带头者，被国民党当局拘捕入狱。
沈之岳之所以成为军统特工，其过程有点让人啼笑皆非。按时兴说法，他是“被军统”的。被捕后他从容自若而又子虚乌有地搬出某个国民党大员临时做自己的亲戚，把一帮老特务唬得团团转又核查不便，最终没敢造次，使他免受了各种酷刑。真相大白后，特务处认为这小子真是人小鬼大。这件事传到戴笠那里，戴素好奇才，遂几次与沈深谈，沈终被戴笠说服，加入国民党特务系统，接受戴笠单线秘密领导。戴笠指示沈之岳加入中共组织，潜伏其间。
此后，为了提高沈的业务水平，也为了将来给他一个合法的晋身之阶，戴笠将沈之岳送入自己控制的浙江警校学习，这期间沈之岳加入国民党。警校毕业后，沈以李国栋之名进行特务活动，破坏过光明读书社等中共外围组织。沈之岳善于伪装，又读过马列书刊，自学过俄语并通晓英语，枪法也很准，自认为文武双全。据曾长期担任毛泽东警卫工作、建国后担任过公安部部长的王芳回忆，沈之岳“双手沾满中国共产党人的鲜血，抗战初期在上海、杭州诱杀过七八位中国共产党党员”。（《王芳回忆录》，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潜入延安]
1937年春天，尽管国共达成第二次合作协议，国民党当局对中共顾忌犹深。戴笠长期观察沈之岳，认为他成熟稳重，心细如发，足以承担重任，命他深入延安，一则潜伏到共党组织的心脏搜集情报；二则相机谋杀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只要能杀掉一个，他的任务就算完成。
沈之岳于1983年1月接受台湾及香港传媒专访时，亲自口述其进入延安的经过：1938年春，戴雨农命沈深入延安。沈表示，他曾为共党做过各种艰苦的工作，骗取信任后，申请去延安红军大学（后改名抗日军政大学）。他的申请很快得到中共中央批准，接到了军委主席毛泽东和总书记张闻天署名的电报，命他到西安见叶剑英，由叶派人送他到延安。沈之岳收到介绍信时，心里十分纳闷：西安明明是东北军、西北军剿共总部的所在地，叶剑英怎么如此大胆，在虎穴会见他？等沈之岳到了西安，这才知道杨虎城部已和中共合作无间，把国民党政府拨给西北军的物资和粮食，供给延安使用。（曹佐才《国民党第二代谍王沈之岳》）
据王芳回忆：1938年4月，沈之岳化名沈辉，随着一个教授访问团来到延安。他自称是访问团中萧致平教授的私人助手。由于萧致平长期同情中共，与毛泽东也有私交，因此到达延安后一行人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接见。沈辉表现得谦恭温顺，总是少言寡语，与两位教授保持距离。30天很快过去了，萧致平、刘永川离开延安。不想沈辉却坚决要求留在延安，就地参加革命。边区保卫处按照规定对其实行严格的政审，周兴处长与他两次谈话，试图发现破绽。保安处结束了对沈辉的政审后，周兴出于强烈的责任心，又请陪都重庆中共党组织进一步协助调查沈辉在“中央大学”的情况。此前戴笠早已花大功夫为沈在中央大学做了工作，他的所谓学生身份有充分的证明。
在抗日军政大学，沈之岳任劳任怨、艰苦朴素、乐于助人，开会学习积极发言。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认为他很出色，在抗大当着罗瑞卿教育长的面表扬沈之岳，认为他是国统区来延安青年的表率，要求同志们改变对来自国统区进步青年存在的某些偏见，帮助和培养他们。大约是康生的赏识起了作用，沈之岳在抗大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据台湾方面载，沈之岳“以特别优异的表现，被共党所赏识，升任他为区队长。沈因‘红大’同学甚多，故与共党中央各机关要员交往密切。一面乘机介绍同志多人参加其他训练机构受训，一面搜集中共中央机密情报，密报戴（笠）先生”。（《戴雨农先生全集》）沈毕业后任八路军留守兵团中校参谋，分配到中央机关担任收发工作。后来沈声称自己曾做过毛泽东的秘书。军统特务当了毛泽东的秘书？这可是极其重要的大间谍！《中国秘密战》一书作者为此曾向当时中共中央警卫工作负责人汪东兴、刘坚夫等人打听，他们都肯定地回答：毛泽东没有用过沈之岳这个秘书。又询问曾经长期负责反间谍工作的凌云，才打听清楚&mdash；&mdash；原来，沈之岳确实曾进入延安，1938年8月在抗大二期学习，而且混入共产党组织。后来看到延安政审严格，此人就悄悄溜了，所谓“担任毛泽东的秘书”完全是吹牛！（郝在今《中国秘密战》，作家出版社2005年版）
但汪东兴等人的说法只是一家之言。王芳在回忆录中留下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沈之岳“后来甚至一度进入中共中央机要部门担任收发工作。不久引起毛泽东的怀疑，于是把他外调到浙江白区工作”。试问，如果不在毛身边工作或为毛所熟悉，沈怎么能“引起毛泽东的怀疑”，并把他打发到浙江去？
值得一提的是，在延安，沈之岳还与江青（蓝苹）有过一段交往。沈之岳比江青迟半年进入延安。因为两人都曾在上海从事工人运动并且被捕入狱，因此可说是旧相识，在延安相见当然感到分外亲切。沈辉篮球球艺精湛，在延安很引人注目，而且他还有一架“莱卡”相机，江青喜欢拍照，因此常和沈辉一起。
潜入延安后，沈之岳悄悄展开他的情报工作。中共中央发布的若干重要文件以及其他重要情报，都被秘密传递到重庆。日后接受传媒访问时，记者询问沈：延安距重庆何止千里，共党组织如此严密，怎样传递情报呢？沈说，一位老头经常在延安城里携带一只缺嘴茶壶卖油茶，正是他负责情报交通。
[谋杀无法得逞，“皖南事变”为国民党效力]
沈之岳潜入延安谋刺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等人，这一阴毒计划何以没有实施？原因有三：一则延安成立了中央警卫营，加强了对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保卫工作，使他难于下手；二则因沈之岳在延安潜伏时间短，前后不到一年；三则因沈是战略特务，不是泛泛之辈，他审时度势，不急于一时之功。
某日，沈之岳在自己住的窑洞前的老榆树下发现有同伙来找过他的标记，这是他潜入延安前与毛人凤定下的规矩。一张折叠起来的烟盒纸上用暗语写着两行字，约他次日中午去甘泉县杜甫祠堂一晤。沈之岳不由得心惊肉跳，他取出火柴烧了纸条，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他考虑再三，还是没敢去，与这个未曾谋面过的同伙的联络也就暂时中断。
1938年，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发现，在延安宝塔山下面的古寺里有一个僧人行迹可疑，常和一个小杂货店老板接头。边区保安处立即对僧人实施了抓捕，原来这个僧人是中统派往延安的特务，名叫孟知荃，已在延安秘密潜伏了两年时间。边区保安处将和孟知荃接头的杂货店老板以及他的同伙抓捕归案。经过审讯，其中一名特务供述说，“军统”已派了一个特务潜入延安，任务是刺杀在延安的中共最高领导。这个消息让周兴寝食难安，此时的延安三教九流会聚，茫茫人海之中如何寻找一个潜伏的特务。周兴一方面加强安全保卫工作，成立了中央警卫科；一方面由边区保安处全面出动，并发动群众展开地毯式搜索，然而一年多过去了，始终没有丝毫线索。
在暗杀行动的最后时刻，沈之岳始终没有和其他人接头，而是选择了静观其变，侥幸地逃过了搜捕。
沈之岳为何离开延安？王芳说，主要是沈之岳引起了毛泽东的怀疑，因而在1939年派他到浙江白区。而沈之岳1983年1月10日在接受专访时亲口表示，他长期潜伏在中共地区，共党不仅没有怀疑他，并且非常信任他，毛泽东派他协助收编新四军。国府军事委员会于1937年10月发布收编江南共党游击队为国军新编第四军的命令，并派叶挺和项英为正副军长。翌年1月，中共在南昌成立新四军军部，并分派干部到各处从事收编工作。沈之岳说，他被毛泽东派到第三支队，协助张云逸司令工作。而台湾“国防部情报局”也印证了这一说法，新任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相偕赴延安向中共中央请示机宜，同时请求指派原籍江南地区的干员协助新四军的整军工作。当时中共中央认为沈系浙江人，特选派他随叶、项至江西，协助筹组新四军司令部，并在闽浙赣边区收编过去红军的“散兵余党”，兼负责军中与民间的组训工作。王芳和沈之岳两人回忆的共同之处就是，沈是奉毛泽东之命去新四军的。
在新四军期间，沈之岳“一面替共党工作，一面与戴先生派去的同志密切联系，暗中密布组织，搜集中共党与军中机密情报”。1941年1月5日，叶挺和项英率领新四军北上至茂林时，遭到国民党军包围袭击，叶挺被国民党扣押，项英等遇害，新四军番号被取消，是谓皖南事变。对此事，台湾方面说：“……是因为共党军事密谋外泄于国民党的缘故。也正是沈之岳预先布置在新四军内部的秘密组织，所发生的作用。”
台湾知名学者徐宗懋说：“一些史学家认为，皖南事变中就是沈之岳将新四军动向的情报传递给戴笠的。”（徐宗懋《黄杰与郑洞国》，《老照片》1996年第81辑）
沈之岳在皖南事变中活动频繁，也曾露出马脚，但由于他十分机灵，没有留下把柄。
[延安破获“戴案”]
为了培训特务，专门对付共产党根据地的“特别侦察组”，军统上海区行动组长程慕颐在温州老家办了一个“特训班”。不久，中共大叛徒张国焘向戴笠出了个高招，说共产党特别注意吸收知识青年，你应该训练知识青年打入延安。戴笠就听从他的策划，1939年9月将“特训班”迁往离延安不远的陕西汉中，以“天水行营游击干部训练班”的名义，从陕甘宁边区本地招收知识青年。这样经过特训班受训以后，这些青年不需要政审，就可以回到自己老家，从老家再报考抗日军政大学等学校就顺理成章了。通过这个渠道，这些人可顺利打入延安。
汉训班的干部配备相当强。班主任按照军统惯例由戴笠兼任，实际事务由化名程益的程慕颐副主任负责。程慕颐不在时由政治指导室主任沈之岳（化名李国栋）负责。1939年秋天，沈之岳随程慕颐到汉中办班，俨然一个中共专家。在汉训班，学员要进行为期三个月的培训，除了参加政治学习外，还要进行射击学、爆破学、兵器学、投毒学、擒拿术、化装术等特务专业的学习。怎么打入延安，是这些特训班的主要课题。张国焘撰写的教材，主要是介绍中共上层情况，对于间谍行动没有多大意义。戴笠就指示，凡是去过延安的特务，都要撰写一份“怎么打入边区”的文字材料，写清楚自己去的经过、注意事项和打入办法。沈之岳先后去过延安两三次，在抗大还加入了共产党，在军统之中大为走红。
程慕颐、沈之岳先后派汉训班特务潜入中共的军委二局（军委情报部门）、陕西省委、边区保卫部门、绥德专署、陇东专署等诸多要害部门。后来，由于庆阳县教育局长吴南山（汉训班学员）弃暗投明，边区保卫部门放长线钓大鱼，让吴南山继续潜伏，并保持与上线的联络。利用这一线索，至1942年底，汉中特训班案件（又称“戴案”）全案告破，共发现军统潜伏特务32名，堪称延安锄奸工作的巨大战果。毛泽东亲自表扬对于此案的侦破。军统“戴案”的破获，为延安除掉一大隐患。（郝在今《中国秘密战》）
鉴于延安安保措施较为严密，沈之岳一直不敢轻举妄动，并且切断上下联系。因此，他并没有被“戴案”牵连，得以继续潜伏下来。
沈之岳何时结束其潜伏岁月？据他在1983年在台湾接受访问时透露，某次，他推荐的敌后工作人员不慎暴露了身份，他被迫返回重庆。1941年冬天在戴笠引荐下，蒋介石单独召见了沈之岳，嘉勉有加。戴笠立即任命沈之岳为军统局第一处科长。（王丰、曹佐才《“潜伏”战国共各胜半场》）这是沈之岳在国民党军统系统中第一个见光的职衔。
原军统大特务沈醉回忆说：“据说沈之岳去过延安两三次，他曾在张国焘主持的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工作过。他当时在军统中很受戴笠和郑介民、毛人凤等的重视。他和我常拉‘同宗’关系，私人间虽有点感情，但他对他去延安的情况却谈得很少。”（《沈醉回忆作品全集》，九洲图书出版社1998年版）由此推测，沈之岳很可能曾在延安和新四军之间担任过联络员之类的工作。他可能于1939年离开延安，并没有暴露身份，照旧“为党工作”，途经国民党控制区就是他和军统交换情报的机会。只是，在共产党面前，他是抗大二期毕业生“沈辉”；在国民党面前，他是军统特务“李国栋”。没有人知道这是同一个人。
1943年，军统局成立东南特侦站，沈当站长，并兼任军事委员会忠义救国军淞沪指挥部政治部主任，沈从后台走到了阳光的下面。共产党那边，也就瞒不住了。中共至此才得知他已为国民党工作，从此视之为叛徒。
从1933年被戴笠说服成为特务工作者，打入中共驻上海组织，到1941年冬天回到重庆，沈之岳深入中共组织及中央核心历时9年。曾与沈之岳共事的张爱萍，对沈有过如下评述：“沈之岳9年共产党员资历当中，7年是模范党员。他个性跟周总理很像，内敛、温柔而含蓄。”（曹佐才《国民党第二代谍王沈之岳》）
[蒋经国的心腹]
1949年3月解放军开始渡江，大批国民党军撤往舟山。这时，沈之岳的新职为保密局“苏浙情报站”站长。他不会想到，在舟山站的这一年的任职过程，会成为毕生政治生命的又一转折点。
1950年3月，保密局破获了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蔡孝乾“共谍案”。蔡供出中共华东局指派的女地下党员朱谌之。朱携带包括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在内的重要军事情报跑往舟山后，准备俟机搭船，前往上海。台北的保密局密电舟山的沈之岳，命令他务必逮到朱谌之，否则中共大军很可能会利用朱谌之传递的情报登陆台湾。沈之岳立即地毯式过滤舟山岛上四五十万军民，终于找到朱谌之的下落，予以逮捕。吴石“共谍案”随之水落石出。沈之岳立了大功，蒋氏父子由此对沈印象深刻。
更令蒋介石、蒋经国印象深刻的是，浙江解放后，他们十分担心共产党会进行报复，对蒋家毁家挖坟。沈之岳竟然“心有灵犀”，给两蒋送来一份特别的礼物&mdash；&mdash；蒋氏故乡奉化溪口的最新照片。“潜行溪口拍照”到底是谁干的，双方说法不一。台湾方面的史料称沈之岳策划了此事，“派人”前往大陆拍照。这一说法得到大陆原公安部部长王芳的证实：国民党败退台湾后，沈之岳曾随胡宗南在大陈岛担任情报站站长。当时，他派人潜回蒋介石故乡奉化，将蒋母墓、丰镐房、报本堂、雪窦寺的诸多景物，拍成照片，献给蒋介石。蒋介石甚为称赞。（《王芳回忆录》）不过王芳还有另一种说法，他说沈之岳这个人很狡猾，曾经“亲自”跑到溪口给蒋介石拍照片送回去。他还提到沈之岳潜入的细节，说沈是化装成教师完成这一拍照。蒋介石从照片看到蒋母之墓、丰镐房、雪窦寺等皆安然无恙，极为舒心，沈的飞黄腾达自此而始。
这时，把持台湾特工系统的蒋经国需要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首席特工。数宗奇功，使沈之岳成为蒋氏父子颇为青睐的人选。1950年5月，蒋介石任命沈之岳为“总统府资料组”石牌训练班副主任，协助蒋经国办理培养特务干部的石牌训练班。这也是沈之岳与蒋经国关系愈趋紧密的时期。日后沈之岳任大陈防卫司令部政治部主任的4年多时间里，蒋经国多次到大陈，与沈朝夕相处，渐渐感情深厚。
1956年底，沈之岳被派到香港，被任命为“中央委员会南方工作组组长”，一直到1958年春天才结束。沈之岳这趟任务是为何事？显得十分神秘。1958年春，沈之岳结束了香港的任务回台湾接任调查局副局长。1960年冬天，蒋氏父子又调沈之岳为“国防部情报局”副局长（作者按&mdash；&mdash；“情报局”前身是军统局、保密局），并兼任国民党中央第二组副主任，连任中央委员16年。
1963年4月20日，沈之岳潜至澳门，设立特务机关，部署对大陆进行袭扰、情报活动，并试图刺杀当时出访柬埔寨的国家主席刘少奇。时任公安部部长王芳回忆说：这一回，沈之岳化名孙子超，在澳门新新酒店、同盟酒店各开一个房间，实际住在“中二组”澳门特一组的驻地。沈特离台前夕，我们就搞到沈入澳后活动任务、接见人员、与台湾联络的信件和电报等情报，经我华南办事处直送北京。当时，中央决策层曾考虑将沈之岳从澳门捉拿来大陆归案，给蒋介石父子以颜色看看。后采取较缓和的措施，即由公安部通过外交途径，将沈在澳门和一批特务的活动情况，通知澳葡当局，澳葡当局逮捕了一批特务，将沈之岳驱逐回台……（《王芳回忆录》）
后来，沈之岳在蒋经国的极力推荐下，于1964年6月调任“调查局”局长。沈之岳由此获得台湾“调查局之父”的称谓。
1979年3月，沈之岳届龄退休。但蒋经国不让沈之岳离开身边，聘其为“总统府国策顾问”后，立命随从为沈在“总统府”蒋经国的办公室隔壁设置连间的办公室。直到蒋经国去世，沈之岳始终是国民党当局最受倚重的特务系统元老。
[“一事二主，两边无伤”？]
1990年沈之岳罹患末期前列腺癌，又于1993年11月转移扩散至肺部。这期间，沈之岳接受夫人、台湾京剧名旦徐露的劝告，到北京寻访名医诊治。
赴大陆旅行期间，沈之岳下榻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大陆方面曾有意接见沈之岳，但他客气地婉拒了：“我来北京就是来看病，不为别的。”他坚持不接受大陆方面的招待，旅馆费用全部自掏腰包。而往昔老同学张爱萍特意安排了明代名医李时珍的后人为沈之岳治病，并到宾馆和沈聊天。“大陆方面本着‘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的政策，由邓小平接见了沈之岳”。（徐宗懋《黄杰与郑洞国》，《老照片》）前国家主席杨尚昆也与沈夫人徐露会面，说他希望多了解沈之岳离开大陆后去台湾期间的经历；对大陆方面而言，台湾时期沈之岳的记录是一片空白。1994年2月，沈之岳病逝台北，享寿82岁。这名隐蔽战中的人物，从此走进历史，也带走了许多不留存于任何档案的秘密；他是国共两党两军潜伏阵营里最大的谜题之一。
沈之岳昔日部属池兰森将军，在台北刊载的追悼文章中有过这么一段话：“……传出中共前国防部长张爱萍对沈之岳先生的评语是：‘智勇双全，治国有方，一事二主，两边无伤。’……”香港著名记者陆铿在回忆录里也披露：“国民党直至90年代中期才从……张爱萍挽联中发现沈原来是一个潜伏在国府心脏、制造冤案以博取信任的阴谋家。”（《陆铿回忆与忏悔录》）
但张爱萍的挽联语意模糊，寓褒于贬，不能确指&mdash；&mdash；其一可以解释为沈效忠国共两党，其二可以解释为他臣事蒋家两代。
沈之岳究竟是单纯的“军统特务”，还是“双面间谍”，甚或是潜伏台湾至死都未被国民党发现的“红色特工”？这样的疑团，有待更多的史料公布，有待更多的学者、读者考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