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张文娟]
1947年8月15日，是约定的英国在印统治正式结束的日子，也因此称为印度的独立日。每年的独立日与共和日（1月26日宪法实施的日子）是印度两大世俗法定节假日，也是一般学校法定可以举办集体庆祝活动的日子。
在独立日，笔者所在的金德尔全球大学一般会邀请一个外国驻印大使和印度联邦的政府官员致辞；而在共和日学校往往邀请最高法院有声望的法官来致辞。在这两个节日庆典上，都会有隆重的升旗仪式，每次将那面大的需要六七个人举着的大旗升到大学拥有的曾经是印度最高的旗杆上，总是很振奋人心。那面旗与其背后宪法官司的故事，在印度新民族主义的酝酿中发挥的作用稍后也会提及。
今年的独立日，金德尔全球大学邀请来了冰岛驻印大使，钢铁部秘书长也到场发言。不过由于天气炎热，大家都躲到树荫下了，只留下领导在台上晒着独立后面临的难题
8月15日，对中国人来说也是一个不能忘却的日子。在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中国结束苦难的抗战岁月。其实，这也是中国逐步摆脱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种种外国侵略走向彻底独立的日子，如果没有内战，兴许也会成为中华民族的独立日。
不过同样是8月15日，中印的国民反应不太一样，这与两国的历史和文化渊源有关。在中国，我们大部分时间是一个统一、稳定的民族，即便是蒙、满族少数民族统治期间，也在文化融合的基础上基本上实现了民族融合，留下的社群冲突隐患较少。对于近现代以来的外来列强侵略，在历史上是相对短暂的，这让我们对其格外敏感，容易将注意力放在外来侵略带给我们的伤痛上。
而在印度历史上，比较强大的统一主要在孔雀王朝、莫卧儿王朝（穆斯林统治）和英属印度统治时期（英国的统治）。在漫长的历史中，外来统治占主导，且其摆脱英殖民统治的方式也相对和平，这让印度在对待独立上，没有那么苦大仇深，更多还是关注独立后的印度路该怎么走。
今年的独立日，不论是莫迪的发言还是本校库玛校长的发言，都侧重强调独立后的印度如何走好自己的路。莫迪侧重在印度如何让居者有其屋、有电、有水，如何抑制腐败，如何消除社群冲突和恐怖主义等。库玛校长则侧重了金德尔大学在保持高校教育多元化和多样性方面的努力。深入看来他们的发言，实际上侧重了独立后印度面临的一组需要平衡的因素，即如何在保持多元化、多样性的同时还能更好更快发展。
英殖民者帮助印度进行了广阔的国土扩展，在独立时，印度希望把英联邦治下的省份和那些曾经愿意效忠英属印度的小王国都捏合起来，以建立一个统一的现代国家。虽然独立运动期间产生的相对共识，让国大党、穆斯林联盟等对建立统一国家有了兴趣和信心，但让一个信仰多元、社群冲突常有、且多半时间自治分散的不同地域、宗教和文化背景的人群，纳入到一个统一的现代国家中并非易事。穆斯林和印度教之间的的相互不信任，还是导致了蒙巴顿方案的产生，即印巴分治。
1947年6月3日，由蒙巴顿制定的《印度独立法案》公布
根据蒙巴顿方案，旁遮普和孟加拉被印巴两国分割。而划界工作却由之前和印度毫无关系的律师西里尔·雷德克里夫担任。这条分割线被称为雷德克里夫线（图中红线），即后来的印巴国界。由于时间紧促等原因，疆界的划分十分草率为了凝聚剩下的英联邦治下的小王国和多元化群体，领导建国的印度国大党领导者们，选择了自由民主模式，包括全民直接选举、司法审查等以让纳入统一国家的小邦国和不同信仰群体有安全感。最大胆的实验莫过于，在文盲率达到88%、贫困人口占绝大多数的社会背景下，推行全民直接选举（universal suffrage），被称为有史以来最大胆的民主实验。
根据美国著名的印度宪法学家Granville Austin对当年制宪史的调研，当年的制宪者们相信，直接选举，给公民投票权，是改变积贫积弱、帮助印度实现社会革命的最好方式。就在第71个独立日前夕，《印度快报》以“投票的困境”发文评估印度的选举式民主制，认为选举式民主制是印度作为一个国家生存下来的关键因素，但是，它也限制了印度作为一个国家的公共服务能力。与巴基斯坦比，印度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很多指标是有优势的，但与中国等东亚国家相比，经济和社会发展要慢些。
当然，巴基斯坦的分治，也让制宪者们意识到，松散的联邦制会让印度随时面临分裂的危险，所以，采用了更加倾向中央权力的准联邦制，最典型的是将剩余立法权给联邦政府，而非像美国那样给邦政府剩余权力。印度宪法起草的主笔安贝卡博士在解释为什么用紧密型联邦（Union）而不是松散型联邦（federation）时说，印度的联邦不是各邦和附属小王国基于协议建立的，他们是基于宪法成为印度的组成部分，宪法是他们最高的法律，这是不可退出的，地域的划分只是出于管理的方便。
但是，这种宪法对分裂的限制并不自然演变为这个国家的内部凝聚力。在如何保护多元化和平衡统一效率方面，印度制宪过程中也是费尽心思，并颇为纠结。以语言为例，印度制宪时没有确定国语，也没有确定单一官方语言，即便从工作语言的角度，也是以审慎、复杂的方式来应对。印度宪法从343条到349条，用了七个条款专门针对语言的使用作出规定，就不同权力部门、不同层级、不同情形下如何使用语言进行细致规定。
宪法343条规定联邦政府使用的官方工作语言是印地语，英语作为必要过渡，过渡期15年。但在过渡期快到时，泰米尔纳德邦（当时还属于Madras邦）为防止泰米尔语的消失，奋起发起了反印地语运动，后导致英语无限期作为联邦政府官方工作语言之一。
对于联邦议会，宪法344条规定议会立法条文要用英语宣布，程序性事务讨论或沟通可以用英语或印地语，或经特批议员也可用自己邦的母语发言。
对于最高法院，宪法348条规定，审判程序和判决书内容，都只能是英语。对于高等法院，宪法348条规定程序和判决原则上也只能是英语，但有些邦经过总统特批，也可以用印地语或其他语言。当然，宪法348条授权联邦议会可通过立法改变语言的使用，但到目前为止，联邦议会并没有行使这一立法权。
在对邦一级的官方语言使用，宪法在附则八中确立了22种语言，另外印度的各邦基本以语言或文化为基础划分，邦一级语言的多元化对于保持地方文化的多元性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为了促进社会平等，印度宪法还规定了针对落后部落、落后种姓的特留权制度，旨在促进多元化群体的共同发展。
什么可以凝聚印度
民主制和强调中央权力的准联邦制只是把印度的不同社群、地域结合到了一个政治框架下，但印度似乎还需要一种更强大的凝聚力量促进发展。有人开玩笑说，什么可以凝聚印度呢？只有板球。还有一种回答是，巴基斯坦。
在漫长的时期内，独立后的印度由国大党领导，倡导世俗化和计划经济模式，在大国之间寻求游刃有余的平衡，这一时期，民间意义上的民族主义意识并不强，但也导致公民的国家身份认同感比较低，印度人更多的是强调对自己本地文化的认同感，如西孟加拉人或泰米尔人，而很少强调印度人的身份。1991年经济自由化之后，印度的政治和经济形态更加开放和自由，民间意义上的民族主义生长出了需求，国旗、国歌等象征意义的标志就变成了强化国人身份认同的重要载体。
在计划经济时代，国旗只限于公共部门使用，私人只被允许在独立日和共和日时才可升旗。1994年，年轻的企业家那文·金德尔（Naveen Jindal）在美国读MBA，看到美国的国旗可以插遍大街小巷，回国后便在自己位于Raigarh的私营钢铁企业内升起了印度国旗，不想所在的Bilaspur区当局认为这违反了《印度国旗准则》（1952）、《防止国家标志和名称不正当使用》（1971）和《预防损害国家荣誉法案》（1971），要求他立刻撤下国旗。于是，他发起了一个知名的公益诉讼，认为公民拥有国家象征是基本权利，一些知名律师包括Soli Sorabjee（1998-2004任印度前检察总长）和Arun Jaitley（现任财政部长）等人代理了此案。
那文·金德尔2002年1月，那文拿到了胜诉判决，在判决出来前几天，印度政府修改了国旗准则（Flag Code），在独立52年后，印度终于允许公民可自由升降国旗。2009年，那文在他捐助设立的金德尔全球大学内立起了当时印度最高的旗杆，飘扬着印度最大的国旗。据说前两年，那文又在其家乡立起了比这还高的国旗。
那文发起的国旗自由化使用诉讼，为人民党（BJP）推动以国旗为载体的迎合中产阶级的爱国主义运动提供了很好的契机，国大党却限于传统思维，错过了这样一个机遇。为了利用国旗推动国家身份认同，1998年人民党获得选举后，开始以国家名义资助有关国旗的电影，并在一些很抢眼球的事件中升起国旗，如1998年的核试验场地Pkhran和在1999年的印巴卡吉尔战（Kargil war），吸引了无数媒体，大大提升了印度人的爱国情感和国家认同感。对于人民党而言，这也成了一个获得选票的绝好契机。
除了国旗外，国歌也成了印度强化国家认同感的平台。印度关于国歌与公民义务的立法经历了不同阶段。70年代初，将故意阻止别人唱国歌认定为违法甚至是犯罪。如1971年《防止损害国家荣誉法案》在第3条规定，故意阻止他人唱国歌、或者在别人集会唱国歌时捣乱的，最高可判三年以下有期徒刑。1976年宪法第42修正案（英吉拉∙甘地宣布国家紧急状态期间）甚至在宪法51A中专门增加了公民的基本义务一部分，其中义务之一就是，“拥护和保护国家主权、团结和领土完整。”在70年代初，印度影院有在电影结束后播放国歌的习惯，但因为大家都不起立，1975就被叫停了。
但90年代后，一些爱国者开始通过公益诉讼来推动公民对国歌的义务，最高法院成为国歌新规则的制定者。Shyam Narayan Chouksey是Central Warehousing Corporation的一个总工程师，2001年，他在看导演Karan Johar指导的电影《有时快乐有时悲伤》（Kabhi Khushi Kabhie Gham）时，里面有播放国歌的内容，他就站起来了。没有人加入他，而且还嫌他妨碍别人看电影。于是老爷子就开始了一系列关于国歌与爱国主义主题的公益诉讼，包括让对国歌不够尊重的影片下架等。
印度民众在看电影前起立奏国歌最近的一次就是2016年发起的Shyam Narayan Chouski vs。 Union of India，2016年11月30最高院在裁决中基本上满足了他的心愿，即所有影院在电影播放之前播放国歌，是强制性的。国歌播放之时，所有观众需要起身表示对国歌的尊重，并将这作为印度宪法爱国主义的组成部分。此后，在播放电影《摔跤吧，爸爸》中，有播放国歌的内容，出现了有观众没有起身，被其他观众暴打一顿的事件。因此，最高院于2017年2月做了澄清，如果播放国歌是播放内容本身的组成部分，观众则没有必要起立。
爱国主义的变味
依托国旗国歌开展的运动，进一步提升了国民的印度国家意识。但与此同时，这也成为印度教右派大力推动印度教化运动（Hindutva）的重要工具，他们被认为故意将爱国主义混淆为印度教化主义。
在2000年之前，Atal Behari Vajpayee 领导的人民党在印度教化主义方面，立场相对温和。但由RSS母体分离出的另一个印度教右派组织Vishva Hindu Parishad （VHP，可翻译成世界印度教委员会），却非常活跃的推动印度教化运动，而且比较极端。他们在印度教化主义运动中，公开指责国大党的世俗化是假的，并发起了容易高度分裂国家的一些运动，如Ram Janmabhoomi 运动，还在1992年摧毁了Babri清真寺，因为他们认为那是Lord Ram的诞生地。
2000年后，人民党也成为印度教化主义的坚定推动者，从而导致了2002年的古吉拉特邦（当时是莫迪执政）Godhra骚乱的出现，导致大量的穆斯林被残杀。不仅如此，人民党执政后，禁牛肉立法变得普遍，很多邦通过了禁杀牛的立法，包括笔者所在的哈里亚那邦。2017年3月份，古吉拉特邦进一步修改禁杀牛立法，杀牛最高可判终身监禁，成为史上最严的禁杀牛立法。当年的制宪者们故意将关于牛的保护移出第三章（基本权利）的保护而置于第四章（国家指导政策），而且将其从生产资料的角度予以保护，刻意回避宗教文化。但是人民党执政后，反世俗化的禁杀牛立法又得以复活甚至强化。很多人担心，禁杀牛立法将成为撕裂穆斯林和印度教社群的一个巨大隐患。
愈演愈烈的大吉岭骚乱这个国家的立国之本是对多元化和多样性的尊重，偏离这个，都将会造成强有力的抗争。2017年6月份，西孟加拉帮在大吉岭的Gorkha社区进行着分离主义抗争，直到发稿时尚未解决，导火索是西孟加拉邦在这个社区学校强推孟加拉语。多元化群体的利益平衡并非易事，处理不好，也容易造成骚乱和抗争。在过去一两年，曼尼普尔就经历了山上和洼地地区不同部落（主要在Meitei，Naga 和Kuki 部落间）之间关于土地控制的对抗，宵禁、停课、相互间经济封锁等不停上演。在哈邦2016年2月，还发生了大规模的贾特人争取特留权的骚乱，造成30人死亡，200多人受伤，经济损失达30亿美元，哈邦的八个区受到不同程度的损伤。
以共存模式（co-existence）或者拌沙拉的状态，印度能够存续70多年，这是不小的成绩，某种程度上得益于国大党的世俗化和文化的相对包容性，当然，负面作用是，发展有些低效。不同于国大党，不论从信仰的考虑，还是从更有力度推进改革角度，人民党都想推动印度教文化的主导地位。
如果人民党尤其莫迪继续执政，这将会成为独立后印度政治策略的一大转折。推动印度教文化的主导地位，实现文化相对统一，可能会让决策和运转更有效率，在推动发展速度上有帮助，但是，这会让印度作为共和国得以存续的共存模式面临重大挑战。如何平衡以包容性为基础的更大和以文化统一性为基础的更强，将会是印度始终面临的困境，其平衡不太容易掌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