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3日晚间，执政70年的泰王普密蓬去世，享年88岁。普密蓬国王德高望重，深受泰国人民爱戴，他以其超凡的政治智慧和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多次化解泰国政坛危局。普密蓬国王的去世，让外界对未来泰国是否将发生动荡有诸多猜测。
普密蓬国王在“泰式民主”中的角色究竟是怎样的？国王去世，军方与他信派系能否“和平相处”？泰国会否发生更大规模的动乱？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周方冶先生接受观察者网专访，深入浅出地回答了这些问题。】
观察者网：普密蓬国王统治泰国70年里，泰国发生过19次政变。有人认为，多次危局都是依仗普密蓬国王出面化险为夷。还有人认为，军方政变同普密蓬国王的背后操作不无关系。您认为，国王在“泰式民主”这种“民选—政变—民选—政变”的循环中，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周方冶：首先要说，“民选-政变-民选-政变”这种对“泰式民主”的解读过于西式化，过于简单地用西方的政治解读来套泰国民主的发展模式。这种两分法的解读认为，“泰式民主”就是两个部分：民选，政变。民选就是好，政变就是不好。
实际上，从整个泰国民主发展变化来看，“泰式民主”的本质是协商民主体制——在泰国国王的政治权威指导下，各方进行政治协商。政治协商的方式不仅仅局限于议会斗争，也有可能发展成为街头暴动、民意诉求，甚至说是兵戎相见。
从七十年代中后期开始，泰国国王所发挥的作用是一个仲裁者的角色。各派权力集团之间有政治斗争，政治斗争背后有利益诉求，甚至说，利益诉求背后的实质是关于国家发展模式、国家道路选择问题上的博弈。这些博弈和斗争，都要在国王政治影响力、政治地位的控制下进行。这就是60年代军政府构建的“泰式民主”的核心思想、政治游戏规则。
同时，由于国王是一个至高权威，那么通常来说，他不会明显地表达他的政治意图。他不是政治棋局的棋手，而是一个裁判，他要求各方按照规矩来下棋。所以，不能简单的说国王操纵政变、制止政变、预防政变，又或者说他在选举民主体制中发挥了多大作用。简单地从这些角度来评判泰国国王的政治功业、政治作用，是一种简化的西方视角，会对泰国的政治体制产生相当大的误解。
泰国国王普密蓬观察者网：回顾普密蓬国王的执政历史，其实他参与过很多次事关自己利益的事件。比如说，普密蓬国王两次否决了国会通过的土地改革法案。（该法案限制个人拥有土地最大面积为20英亩，而当时皇家资产管理局是泰国最大的土地所有者——观察者网注）他是一位利益相关者，又同时扮演着“仲裁员”的角色，如何做到让泰国各个权力集团，以及泰国人民都心悦诚服，由衷地爱戴、尊重呢？
周方冶：首先，存不存在完全中立、超越一切、同时又拥有至高权力的一个机构或者个人？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即使是美国的最高法院，在历史的长河之中，也多次证明，它的立场实际上存在明显的问题。政治本身就是利益的具象化，政治就是争夺利益的过程，那么怎么能够期望有这么一个机构或者个人或者派系力量，能够超越一切利益而作为一个公正的裁决呢？
而且，对于公正裁决本身的含义如何理解？人均贫富就是公正的裁决吗？能保证经济的发展就是公正的裁决吗？所以说，这是一个悖论。不能以泰国国王是一个利益相关者这个理由，来否定他的裁决地位。
话说回来，作为政治仲裁者，泰国国王的政治行为是有两条基本原则的。第一条是稳定。所有的大局以稳定为前提，不要乱。因为一乱，泰国的民众就要倒霉，泰国的经济就要损失。所以说，第一个前提是不能乱。谁要是在政治斗争、政治冲突中用过于极端的方式来挑起内讧、内斗，那么就要受到打压。
第二条，是以发展和人民的基本保障，或者说下限保障作为评判标准。泰国老国王的原则是，经济肯定是要发展的。不发展的经济不是好经济，不是好政策，不是好的发展道路。但是，发展必须保证国民的相对公平，保障基本生活的下限。他不赞成追求过快的经济发展，不赞成破坏环境来高速发展经济，更不赞成牺牲最底层最少数的弱势群体来高速发展经济。他要为国家发展兜底。
在“稳定”和“相对公平的发展”这两条前提之下，泰国国王在70年代中后期特别是80年代开始，正式成为一个裁判。首先要稳定，其次要发展和兜底，这是泰国国王一贯的裁判规则，比较明确。任何一方如果走的过快，那么就得往回拉。这种手段可以是议会里面的弹劾，可以是搁置提案，也可以是社会运动，甚至最极端的军事政变，目的都是为了阻止某些激进的发展方向。
观察者网：他信算是泰国“民意”，或者说“农民民意”的选择，然而他的政策正属于普密蓬国王不太认同的那种道路：牺牲，甚至说过于牺牲一部人利益（城市居民），来讨好另外一拨人（农民）。但从客观上，他信领导下的泰国经济的确有了相当可观的恢复和发展。那么国王生前对他的态度究竟如何呢？泰王逝世，他信政府回归的可能性是否更大？
周方冶：实际上，泰国国王和他信之间的分歧，更多的是一种对于泰国国家发展道路选择上的分歧。泰国国王更希望走一条对国家来说虽然收益不高，但风险更小的道路。 但对他信来说，他本身就是新资产阶级的代表，所以愿意走一条高风险高收益的道路。他信在国家对外开放方面走的更快：更快的开放国内市场，推着农村地区搞市场化、商业化。在这个过程中，风险和机遇并存，收益越高，风险越高。但是，对于泰国国王来说，作为一个在位70年，经历了二战、冷战的老国王来说，他求稳。他宁可泰国的经济每年有个1%或者2%的低速发展，也要保证泰国民众不会面临97年金融危机那样的致命打击。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双方在理念方面会存在比较大的分歧。
不好说谁对谁错。所有的道路，只能在最后靠实践检验。从目前来看，这种高风险高收益的道路确实存在弊端。因为08年全球经济危机，泰国依旧被冲击。但是，一味走保守的、低速发展的、自给自足的道路，在东亚是格格不入和另类的。因为东亚的大家都在快速发展。
这些问题要慢慢协商。其实，巴育政府上台以后，正在推动中间道路的选择。在这个过程中，还要涉及到区域经济发展、全球经济发展、中泰经济合作，以及一带一路的进展状况等诸多因素。并不是哪一个领导人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实际上，随着泰国国王的去世，是高风险高收益，还是低风险低收益的道路选择问题，已经没有结论了。从现在开始，新一轮国家发展道路的选择要拉开序幕。原有的恩恩怨怨都将告一段落。新的泰国政局走势会怎么样，还要考验巴育、他信等新生代当权者的政治智慧。当然这里的新生代是和老国王相比。
他信的影响力会不会放大？泰国国王过世对他信派系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机遇。
为什么这么说呢？泰国国王在农民群体中间一直有着很高的政治威望。尽管他信也是泰国北部和中北部农民心中的“英明领袖”和“重要领导人”，尽管这些农民一直支持他信，一旦把他信和老国王放在天平上面，从过去的历史来看，老国王是占优的。随着老国王过世，不管新继位的国王是谁，在争夺农民支持力度方面，任何派系力量都很难与他信抗衡。
这就意味着，如果明年还政于民、进行民主选举的话，他信派系再度赢得大选、获得优势席位的可能性在上升。从这个角度来说，明年还政于民的进度，有可能会被推迟。
观察者网：在这种情况下，泰国军方会有什么反应？军方和他信两个集团，会否再次发生比较大的冲突呢？而且，现在没有了能够斡旋兜底的仲裁者，泰国人民是否需要做好面对更坏结果的打算？
周方冶：泰国军方从去年开始就在转型，并不希望继续做一个政治棋手，而是希望能够追随老国王的角色，成为“泰式民主”新一代的裁判。
八月份通过的宪法草案里面，军方所扮演的角色就是仲裁者、裁判员。当然，宪法能否得到有效落实尚且存疑。一方面，宪法需要各方的认可；另一方面，军方自己要有很强的自我约束、克制能力，不要又做裁判又做棋手。
目前来看，王室保皇派和军人集团的政治联盟依然占优。所以，短期上，在泰国老国王的服丧期以及新王登基后的短期内，他信派系很难实现政治的回归。但从中长期来说，政治格局就会变得比较微妙，他信回归的可能性会比较大。
如果军人集团能够成功转型，担任仲裁者的话，那么泰国未来的政治转向可能是协商式的民主。如果泰国军方转型不成功，而他信派系在权力诉求方面又过于极端的话，那么可能成为新政治冲突的风险点，甚至把泰国过去几十年政治总体稳定的格局彻底打破。
中期来说，泰国最大的危机在于，国王服丧期过后，泰国国王的权力真空将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进行填补。
较理想的情况是：军方能够最大限度地填补空白，退出棋盘，成为一个裁判。他信派系在军方退出棋盘后进入棋盘，在各方博弈中占优，形成一种互相制衡和协商的结构。这样一来，泰国就能够取得暂时的稳定。如果这种格局不能形成，那么两三年内，泰国的政治格局就要坍塌。
观察者网：总结来说，更有可能代替泰国老国王角色的是军方，而不是未来的新泰王？是不是说，无论未来的新泰王是谁，都不能达到普密蓬泰王的声望？
周方冶：这是肯定的。毕竟，老国王的声望是在70年的时间里积累起来的。即使说他从80年代就开始用政治声望左右政局，前面也有20多年的积累。而且，老国王是少年登基，当时的政治格局下，军人有一种忠君的思想。而现在，王储殿下人过中年，加上如今的政治权力格局多元化，想要重新培养这种政治威望，难度不是一点两点。
观察者网：所以说，王室已经很难继续维持对军队的影响或者说控制了吗？
周方冶：其实这个关系是一个很大的网络状态。这个网络状态原来的核心是老国王。而现在，这种单一核心的网络状态有可能成为一个多头结构。如果能够顺利形成一种相对紧密的多头领导结构网络的话，王室保皇派和军队的联盟还能够延续。但是，如果王室保皇派的网络四分五裂，各派纷纷自拉山头、各投明主，那么王室和军队的联盟基本就不存在了。这样一来，还能对他信派系形成多大程度上的制约，就不好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