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外界担忧土耳其的奥斯曼复国梦时，土耳其内部先乱了阵脚，一向看起来颇为合拍的总理达武特奥卢和总统埃尔多安因为权斗，迫使达武特奥卢宣布，他将在5月22日土耳其执政党政法党的临时代表大会上提交辞呈。
埃尔多安曾担任土耳其总理逾10年，即便是在2014年担任总统（根据土耳其宪法，总统职务是虚职）后依然大权在握。论起来，达武特奥卢还是埃尔多安亲手挑选的总理继任者，两人关系曾经十分亲密。但是在2014年之后，两人之间的冲突日益频繁，最终分道扬镳。
达武特奥卢（左）与埃尔多安熟悉的“逼宫”套路
达武特奥卢本人是学者出身，以满心热血投入到政治舞台之中，最后能够担任“正义与发展党”党魁以及土耳其总理职务，离不开埃尔多安对自己的支持和力挺。达武特奥卢在最初担任外事顾问期间风头强劲；而在担任外长职务后，甚至成为了土耳其国内仅次于埃尔多安和当时总统居尔的热门人物，影响力巨大。
作为一个以学者身份“跨行”进入“正义与发展党”的“后来者”，达武特奥卢曾经深受埃尔多安的信任。当2014年土耳其总统居尔即将卸任之时，当时绝大多数的预测都认为，土耳其的政坛将会形成与俄罗斯普京-梅德韦杰夫那样的组合，即居尔和埃尔多安两人轮流在总理总统职务上“替换”。不过让世人大吃一惊的是，埃尔多安和居尔“决裂”，最终迫使居尔远离政治。
埃尔多安和居尔的决裂，其实在当时有着很大的政治风险。论资历，居尔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已经活跃在土耳其伊斯兰保守主义阵营当中，是名副其实的“老牌”；论威望，居尔长期身居总统职务，而且也是“正义与发展党”的创始人之一，功劳不亚于埃尔多安；论人脉，居尔在党内有着大量的亲信，在党内影响力巨大。
但是埃尔多安和居尔的分歧，在2013年前后开始显现。2013年土耳其国内要求埃尔多安下台的抗议声浪之中，居尔并没有和埃尔多安保持一致，而是多次表明要查处“正义与发展党”政府内阁中的腐败，并且反对埃尔多安采取的针对网络的封锁和“过滤”，这让当时身为总理的埃尔多安十分尴尬。
很快埃尔多安开始反击，利用手中实权拉拢“正义与发展党”重要人物，并且推出达武特奥卢作为下一任“党魁”候选人。在多重压力下，居尔不得不放弃权力，埃尔多安接手总理职务，达武特奥卢接手党魁职务。
埃尔多安和居尔的关系，与达武特奥卢此次下台似乎很相似——都是被埃尔多安“逼宫”。不久前达武特奥卢访问卡塔尔期间，虽然在外交上同卡塔尔签订了联合建立军事基地的协议，可谓重大的外交成果，但是在土耳其国内，“正义与发展党”中央委员会的50多名委员联合签署了一份文件，规定今后党内地区领导人的任免权利将由党魁个人任免转为委员会集体决定。
值得注意的是，此文件的起草和讨论是在达武特奥卢出访卡塔尔期间，而且由埃尔多安签署颁布。当达武特奥卢回国之后，当即打电话给埃尔多安要求对此文件进行进一步商榷，但是埃尔多安回话，“小事一桩，不用讨论”。达武特奥卢只得吞下权利被削减的苦果。也正因为此，“被架空”的达武特奥卢被迫宣布下台。
土耳其前总统居尔谁将接替达武特奥卢？
达武特奥卢下台之后，继任候选人普遍认为有两个，一个是土耳其现任交通部长耶尔德勒姆，另一个是现任能源部长阿尔巴伊拉克。其中由于阿尔巴伊拉克年轻有为，而且是埃尔多安的大女婿（在2004年娶了埃尔多安大女儿为妻），因此受到了舆论的热捧，成为下一任“正义与发展党”党魁和总理的热门人选。
不过从当前看，如果任命这两人，恐怕仍然存在一些挑战。任命耶尔德勒姆，当然从“正义与发展党”内部看，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耶尔德勒姆资历不菲，而且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不过如果这样任命成立，那么将会使得“正义与发展党”形象进一步“伊斯兰化”，如果埃尔多安真的希望能够修改宪法，进而将土耳其由一个“议会总理”国家改为“总统制”国家，耶尔德勒姆恐怕将会极大影响“正义与发展党”在土耳其国内的选票。而且埃尔多安本人已经是个穆斯林形象，再以耶尔德勒姆出列，可能更加重复。
而阿尔巴伊拉克当然年轻有为，富有朝气，帅气的外形和长期在美国工作的经历确实能够吸引不少年轻选民的目光。不过阿尔巴伊拉克的问题在于与埃尔多安关系太过密切，如果让一个“女婿”成为党魁和总理，势必遭到“正义与发展党”内其他元老的不满，以及土耳其国内反对党的批评。而阿尔巴伊拉克的政治履历太浅，从数年前的外贸公司经理到今天的能源部长职务，已经算是“火箭升迁”。
最有可能的情况是，埃尔多安接任“正义与发展党”党魁职务，而将总理职务留给其他心腹担任。对于埃尔多安来说，“正义与发展党”才是自己的政治大本营，总理总统这些职务是自己直接能够施加政治影响力的平台。因此对于达武特奥卢“逼宫”只是在“正义与发展党”党内，而不是总理和其他内阁平台之中。
在其他职务上，埃尔多安倾向于一个“干净”“听话”的人选，从过去十多年看，只要是同自己意见相左的人，即使才干再高，恐怕都不会让埃尔多安满意。比如曾经的副总理阿里巴巴詹，就是由于同埃尔多安政治对手法土拉·葛兰关系暧昧而遭到摒弃。对自己忠诚与否，在未来埃尔多安政治布局中依旧会有巨大影响。
“软”多“硬”少
作为学者，达武特奥卢在从政之前就一直致力于重新恢复在伊斯兰世界的影响力，进而重新确认土耳其的国际地位，那么恢复的手段就至关重要。在此基础上，达武特奥卢认为，应当以“软实力”而不是强硬手段恢复土耳其的影响力，包括与周边邻国的“零问题”外交，推广中东地区的自由民主化、促使伊斯兰民主的不断发展，以土耳其的“土耳其模式”和“伊斯兰道德观”来影响中东世界，提升土耳其的政治影响力。
纵观达武特奥卢的观点，我们可以发现其逻辑主要是建立在恢复土耳其的影响力上，主要背景是土耳其变化的地缘政治环境以及自身提升的国力，而限于实力相较于西方仍然有限，而且历史上与中东地区其他国家存在着的广泛联系，因此可以利用软实力来维系与其他国家关系。因此在2002年埃尔多安担任总理之后，便任命了达武特奥卢担其任外事顾问职务。
外事顾问当然只是达武特奥卢的进入政坛的第一步，其与埃尔多安的亲密关系，也使得达武特奥卢官运随着埃尔多安影响力的上升而恒通。在担任顾问期间，达武特奥卢就在多个场合发挥了关键作用，比如在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期间，达武特奥卢力主对伊拉克局势变化采取“观望”态度，并且反对美国入侵；而萨达姆政府倒台后，达武特奥卢更是要求美国部队不要进入伊拉克北部库尔德区，同时他也反对库尔德分离主义者在这一区域占据主导力量。
在2009年担任外长职务后，土耳其外交的变化更加明显，比如在当年土耳其就和亚美尼亚关系实现了正常化，妥善处理了与希腊之间的塞浦路斯争议，在伊拉克北部库尔德问题上，土耳其也逐渐承认了库尔德自治区的合法性。此外土耳其和非西方国家之间的经贸关系增长迅速，而且不再追随西方在制裁伊朗、制裁哈马斯组织、武装介入利比亚等等。这一时期的措施，为土耳其赢得了中东地区良好的形象，在笔者2012年参加的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与会的阿拉伯学者纷纷对埃尔多安和“土耳其模式”赞赏有加，认为土耳其应当成为广大中东国家乃至第三世界国家发展的楷模与典范。
2015年11月1日，土耳其安卡拉，正发党支持者在正发党总部门前庆祝胜利。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正发党）主席、临时政府总理达武特奥卢当晚宣布，正发党在当天举行的议会选举中获得绝对胜利当土耳其高举“穆斯林一家”这样的大旗之后，也就将其拴在了一个带有“领袖标志”的标签之上。不过土耳其外交的最大问题就在于，单单依靠“软实力”影响，缺乏具体的“硬实力”作支撑，过高的幻想道义力量，最终将会促使土耳其面临巨大的外交尴尬和危机。
2011年中东动荡几起几落，土耳其领导层所秉持的“穆斯林主义”代替“民族主义”的思想，就必然将土耳其推入动荡的境地。2013年埃及穆兄会穆尔西政府倒台之后，土耳其长期为埃及穆兄会提供资助和避难所，甚至在2014年穆兄会另一个支持者——卡塔尔——宣布驱逐穆兄会之后，土耳其成为了唯一一个公开庇护埃及穆兄会的国家。这使得土耳其和埃及之间关系僵冷，两国外交关系长期无法实现突破。
在巴以问题上，尽管加沙哈马斯面临的封锁早在中东动荡之前就已开始，但是土耳其对于加沙哈马斯的帮助和支持，却严重的损害了土耳其和以色列之前的关系，这种“道义上”的责任，最终导致了“加沙救援船”事件的发生，也最终导致了土耳其和以色列关系破裂，也促使以色列和希腊这一对传统上关系冷淡的国家开始趋近。不过土耳其却缺乏制衡措施，比如在随后的塞浦路斯天然气开发过程中，土耳其为了维护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的利益，企图出兵干涉，却遭到了塞浦路斯-希腊-以色列三国的联合制衡，大败而归，不得不在不久前做出让步，主动修好与以色列关系。
在叙利亚问题上，土耳其更是吞下苦果。土耳其以“民主”“人权”这样的标签力图占据道义高度，但是在战争持续不决之后，土耳其又无法且无力有效地针对变动的局势做出反应，最终值得面对汹涌而来的难民潮、叙利亚内战极端势力外溢带来的安全危机，以及叙利亚库尔德“民主联盟党”武装扩张带来的土耳其库尔德问题再次爆发这样的问题。
土耳其周边问题纷繁复杂，也使得国内对于“正义与发展党”政府批评颇多。一些土耳其学者曾对笔者表示，土耳其政府在外交方面“独断专横”，根本不听有关问题专家的意见，在具体问题上，其秉持的“穆斯林一家”的身份认同大于土耳其国家利益，因此对于“正义与发展党”十分不满。不过不满归不满，土耳其大选规则却又决定了土耳其埃尔多安和“正义与发展党”继续留在台上，执掌土耳其未来命运。
土耳其的政治动荡，表明了在当前诸多复杂因素影响下的中东地缘政治以及国内局势背景下，“正义与发展党”政府主动做出的挑战。而土耳其政坛，也随着如此剧烈而突然的变动，必然进一步陷入纷繁复杂的斗争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