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世纪80年代广泛引进国外技术、开展“863工程”以来，我国军事工业在技术上就已经开始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000年以后，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大幅促进了中外技术交流。

　　如今，中国制造业已经成为世界上技术装备最先进、规模最大、人才储备最多、实践经验最丰富、体系最完整的工业体系。

　　作为“工业王冠上的宝石”，歼-20的快速成功其实是水到渠成的。

　　最近，美国国会开始调查美国军工系统的“供应链缺陷”——这是在美国制造业衰退的环境下，对自身薄弱环节的一次“摸底”。这在F-35战斗机等重大美军军事科研项目中也有所体现，如F-35的软件编写，调整的进度难以满足需求，这与项目中动用“码农”数量的不足有直接关系。

　　一些身在软件行业的朋友经常说：中国大部分“码农”的基础知识和知识运用水平不如美国同行。但是，我们应该看到，软件业其实也需要大量水平一般、但能从事重复性工作的人员，这恰恰是中国的长处。

　　如果把一个国家工业技术表现为一个多边形，上世纪80年代的美国，几乎就是一个完整的“正多边形”。但是，现在，美国工业的黄金时代已过，已经和其他国家一样，变成了一个不规则图形。

　　俄罗斯则是从苏联时代的不规则图形变成“星形”，有些能力甚至变成了“0”，因为拥有这一能力的地区已经独立出去。

今天的俄罗斯工业基础已经有很多缺门，结果苏-57 “起个大早赶个晚集”

　　中国以前或许是一个类似“星形”的图形，有些方面特别长，有些则特别短。但是，到了歼-20开发的年代，我们和美国的形状已经有些相似，我们正在逐渐变成“正多边形”。

　　这就是歼-20能够诞生在中国且发展速度如此快速的基础。

　　“技术风险区间”主要指发展规划。在某种程度上，“技术风险区间”的选择，更接近于一门艺术。

　　俄罗斯的T-50的总体方案过于强调降低技术难度，强行用三代机水平的总体布局设计来满足四代机的要求。结果，“阴沟里翻船”，在机腹低压区布置的弹舱门意外成为了研制过程中的最大麻烦，至今，这个问题似乎也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导致战斗机迟迟不能服役。

　　即使弹舱问题得到解决，该机的雷达隐身性能也无法达到第四代战斗机的应有标准，只相当于第三代战斗机的重大改进型。其正面雷达反射截面积为0.4平方米，仅略小于美国F-18 block 3携带武器茧包后的1平方米而已，两者的隐身性能并没有本质性区别。这就导致了该机在俄军内部的计算机模拟对抗中，面对F-22和歼-20的时候，完全表现不出四代机的应有水平。

　　美国的F-35则是性能选得过高，技术方案却过于保守，可以说是“螺狮壳里做道场”。美国想在相对传统的总体布局前提下，强行实现巨大的航程和载弹量，结果也遇到了大量问题：因为其散热主要靠燃油，飞机内必须保留相当数量的燃油，而过于局促的外形设计导致超音速飞行时弹舱温度可能超过400度，进而引爆弹药……

美军F-35

　　这些问题在设计之初难以预料，要解决这些技术问题，无疑需要额外的时间和金钱，最终导致整体项目严重拖延和超支。

　　在研制歼-20的时候，我国的总体规划是非常有远见的。

　　在歼-20方案竞争阶段，相关机构提出的方案类似俄罗斯的“金雕”——强调超机动，把隐身性能和超音速机动性放在了次要地位。

　　某所更是提出了“逆天”的“轻型隐身歼击机”方案。

　　回过头来看，这两个方案所指向的战斗机发展方向，显然都不能发展成足以与F-22对抗的先进战斗机。

　　而歼-20方案抓住了四代机的本质特征，强调隐身性，运用全新小展弦比升力体鸭翼布局，采用大量新材料新结构，能携带大量武器燃料。并且，较大的尺寸和空重，给歼-20的未来发展留下了充足空间。

　　宋文骢院士《一种小展弦比升力体鸭翼布局》中已经描绘了歼-20气动布局方案的基本要点

　　同时，歼-20回避了一些过大的技术风险。例如，初期设计中采用的类似F-22的矩形截面尾喷口，后来改成了圆形，以适应发动机实际情况；并且，将主要精力放在先进飞控系统和武器航电方面，为未来发动机换装留下空间。

　　可以说，歼-20的总设计师杨伟在选取总体设计方案时所表现出来的造诣，已经超出了许多国际同行的水平。反过来说，歼-20的总体决策水平，也确实大大高于毛糙的俄罗斯PAK-FA项目，或在官僚扯皮中反复调整的JSF项目。

　　这也是中国特有的体制优势带来的成果。

　　作为世界上研制进度最快的第四代战斗机，歼-20即将开始服役。最近，首架使用国产涡扇-10某改型发动机的歼-20战斗机也已经实现首飞，接下来，其大批量生产和装备部队已经是可预期的事情。可以肯定，该机的产量将大幅超过F-22的183架，成为我国天空的新一代守护者。

　　中国人，应该为我国能够设计制造出这样一款战斗机而倍感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