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阎学通
本文为瞭望智库书摘。
摘编自阎学通所著《历史的惯性：未来十年的中国与世界》，中信出版集团出版，原文有改动，不代表瞭望智库观点。如需转载请在文前注明来源瞭望智库（zhczyj）及作者信息，否则将严格追究法律责任。
印度于1947年独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成立，两国人口规模又是同一级别，两国的经济发展长期处于相似水平，1980年两国的人均GDP仅一美元之差。20世纪80年代，中国战略界人士曾担心，如果印度经济发展速度大于中国，将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构成冲击。
这种担心于90年代中期消失了，如今，国际社会不仅已无人认为印度有可能在未来十年赶上中国，而且普遍认为中印两国的实力差距将进一步拉大。两国实力差距的拉大不仅是程度上的，而且将是性质上的。到2023年，中印的实力差别将是一个超级大国与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差别。这种差别不仅体现在经济方面，还体现在军事、科技、教育、文化、社会等多种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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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之间的经济差距只会越来越大
目前，印度经济的总体水平落后于中国8年。按照汇率计算，2012年印度经济总量为1.8万亿美元，不到中国的1/4。根据购买力平价计算，2012年印度人均GDP为3 620美元，每千人拥有12辆小汽车，相当于中国2004年的水平。印度仍是世界上贫困人口最多的国家，有4.45亿，占印度人口总数的1/3。
虽然印度的民主程度高于美国，但它的对外开放程度很低。印度严格控制外国企业进入印度。最有代表性的是许可制度。这种制度规定企业家开设工厂、建设生产线和引进技术都必须得到政府的批准。由于每个环节都需要政府审批，于是形成了一个发放许可的官僚社会网络。对于外国企业来讲，要打通这样的网络是极其困难的。无论是进入印度市场还是进入之后扩大生产规模，想获得许可都非常困难。例如，麦当劳在印度就不能自主决定在什么地区开设分店和开设多少家分店。印度的大学很少给外籍教师终身教职。1991年时任总理的纳拉辛哈·拉奥对许可制度进行了一些改革，给外资进入印度提供了一些便利，这是印度1991~2011年GDP年均增长6.5%的主要原因。然而，印度许可制度的改革并不彻底，仍然保留了许多控制，外资在印度遇到的行政管制远远多于中国。如果以印度的外资管理政策为标准，中国的外资管理政策简直可以说是毫无限制。
目前，印度在税收和购买土地方面仍然采取十分严格和复杂的政策，外企在这两方面需投入大量的人力和时间，否则就别想扩大生产规模。在印度，一个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时间大约是中国的两倍。例如，中国建一个发电站需要5~6年的时间，印度则需要10~12年。中印两国不同的外资开放政策的结果是，2011年中国引入的外资为1 240亿美元，印度只引进320亿美元，约为中国的1/4。
印度政府知道，进一步改革现有外资管理政策是保持印度经济长期高增长的必要措施，但是政府却在进一步改革的问题上遇到了强大的政治阻力，而这种阻力正是来源于印度特有的民主体制。印度是以地主分权制为基础的社会，宗教信仰、种姓制度、部落与非部落的区别、内部许可制度、查谟–克什米尔邦的特殊地位、封建长老会制度等造成了数以千计的独立政治力量。各个社会群体之间的差异带来的是激烈的利益争夺，印度的政党数量众多，各政党的意见难以在国会达成一致。2010年，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试图推行新的改革，向外资开放零售业务，这个改革措施遭到了议员们和小商贩们的强烈反对。成千上万的小商贩们认为，让沃尔玛和家乐福这样的外国超市进入印度将会夺走他们的饭碗。在国会议员与民众的强烈反对下，政府只好退让，放弃改革计划。印度2012年经济增长率低于5%，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印度以往经济开放政策所能释放出来的能量已经达到最大限度了。如果不进一步开放市场，印度经济将难有持续的高增长。
虽然辛格政府并没有放弃进一步开放的努力，但实现计划的可能性却不大。印度政府在2012年下半年重新启动对外开放政策的改革方案，尝试对外资开放零售业、航空业和保险业。然而，政府的这一系列设想却难以得到国会的批准。2014年是印度的大选年，2013年自然成为政党斗争最为激烈的年份。这一年，政治选举的重要性将超过经济改革，议员们只会从政治选举角度决定政策取向，而不会从经济理性的角度来决定。印度政府在这样的环境下推进改革，其成功的可能性是较小的。
提高社会福利的政治需要也会成为印度进一步开放的障碍。在前总理拉奥的支持下，现总理辛格走了一条所谓“先增长后分配”的道路，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这个政策取得的经济高增长是建立在两极分化的基础上的，没有广大的贫困劳动力作为被剥削的对象，印度难以迅速积累财富。
未来十年，印度政府的改革政策将需要靠印度国大党主席索尼娅·甘地的支持才能推行下去。然而，索尼娅·甘地重新开始注重平民主义了，她希望在印度现有经济成就的基础上建立福利国家。在印度这样一个充分民主的社会，一个贫困人口巨大的社会，注重社会福利的政策必然会得到多数选民的支持，但这必然会影响经济的增长。辛格今年已经82岁了，其身体和精神状况都已经无法支撑他进行困难重重的体制改革。皮尤公司进行的世界民情调查显示，2012年对于国家管理感到满意的印度人从2011年的51%下降至38%。广大下层民众对政府的不满、民主体制下政党政策的对立、索尼娅·甘地对福利社会的向往以及辛格的高龄，这四者加在一起，意味着印度进一步大幅改革经济政策的可能性比较小。
未来十年，无论辛格是否继续主政，印度的决策者都得在经济增长和增加社会福利之间挣扎。印度采取的是优先发展信息技术服务业的战略。在执行这个战略的同时，印度政府并没有给实体工业和基础设施以相同的重视。未来十年，印度的经济增长将面临实体工业不强和基础设施满足不了需求的问题。这需要政府把更多的财政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和大型工业项目上。与此同时，印度已取得的经济成就不可避免地使要求提高社会福利的呼声越来越高。印度在国际上的“清廉指数”排在第95位，在赞比亚之后。反对两极分化的社会舆论呼声越高，要求提高下层民众社会福利的合法性就越强。未来十年，印度政府将面临基础设施与社会福利争夺财政开支的困境。在两者之间保持平衡就无法大力推动改革，而改革力度不够就无法保持经济持续高增长。
和印度相比，习近平所领导的中国新政府凭借自己的经验和政治决断力，表现出了敢于承担改革风险的魄力。腐败是中印两国共同面临的改革障碍。目前，中国新政府上台伊始就开始启动反腐改革，并已经开始显现成效。几十年无法治理的公款吃喝得到了抑制。尽管辛格本人非常廉洁，但印度政府还无力开展大规模的社会反腐工作。在印度政府面临增加社会福利和增加基础设施投入两难困境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已经制定出了将5亿农民搬进城的城市化战略，这个战略既可以提高民众生活水平，又能为未来十年中国经济高增长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例如，中国新领导人已经提出用反腐节约下来的“三公”经费[公务出国（境）费、公车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接待费]改造棚户区的策略。
很多人认为，印度的劳动力优势大于中国，因为中国提前进入了老龄社会而印度年轻人的比例较大。然而，在知识经济时代，人口红利并不是由年龄这一个因素决定的，而是由年龄和知识共同决定的。不识字的劳动力并不能成为高效劳动力资源，因为许多工作需要最起码的知识。印度的成人扫盲率只有63%，妇女甚至不到50%，中国则已经开始了高等教育走向普及的阶段。未来十年，中国的文化发展战略将使知识经济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领域，这个领域的利润率将远远高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国劳动力教育水平的提升将会进一步拉大中印两国劳动力人均产值的差距。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中国人口老龄化造成的劳动力占总人口比例下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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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之间的军事和社会差距也会增大
未来十年，印度反华势力将会继续制造中国威胁论，并将其作为加强印度军事建设的理由，但这难以扭转中印军事实力差距不断拉大的趋势。到2023年，中印两国的军事实力将属于不同等级。到2023年，中国将具备仅次于美国的国防工业生产能力，而印度仍将是一个靠进口武器来提升军事水平的国家。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提供的数据，2007~2011年，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武器进口国。依赖进口武器提高装备水平，这决定了印度不可能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装备，因为美国和俄罗斯都不可能把最先进的装备卖给别国。更为重要的是，依赖进口武器的结果是一国无法自主决定军事建设的速度。例如，2004年印度与俄罗斯签署协议，由俄罗斯为其改装“旃陀罗笈多二世”号航空母舰（即前“戈尔什科夫海军元帅”号）。原定交付日期为2008年，结果推迟到2012年仍未能交付。与此同时，建造的费用则从7.5亿美元上升至23亿美元。印度海军购买武器的开支增加了，但这却没有提高印度的造船能力。
印度国防建设是纯消费型的，对经济发展没有拉动作用，这与中国的国防建设不同。印度依靠不断采购外国先进装备提升本国的军事力量，其国防开支主要用于消费而非生产。因此，印度的国防建设对本国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拉动力都远远小于中国。中国国防建设是以发展国防工业为基础的，引进外国军事技术和装备的目的是提升本国的国防工业能力。两种不同的国防建设战略将产生不同的结果：10年后中国将拥有世界级的成体系的国防工业，将逐渐从一个武器技术引进国向一个武器出口国转变；而印度10年后仍将是一个依赖武器进口提高军事力量的国家。
未来十年，由于印度经济增长速度小于中国，因此印度的国防开支将无法与中国相比。依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衡量标准，印度2011年的国防开支为489亿美元，约为中国1 430亿美元的1/3。印度政府计划在2012~2022年的10年里共增加1 000亿美元的军事投入，平均每年只比现在多100亿美元。只要中国保持10%的年均国防开支增长速度，到2023年，印度的年军费开支就将只相当于中国的1/6或1/7。
未来十年，中印两国的社会发展差距也会拉大。目前，印度的社会发展水平比中国落后15~20年。2011年印度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31%，相当于中国1995年的水平，卫生条件比中国落后17年。2012年印度儿童死亡率相当于中国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的水平。印度政府社会管理能力很弱。2012年7月30日和31日连续两天大面积停电，分别使3.6亿和6.8亿人受到影响。在现代科学技术条件下，发生这种事情是难以想象的。印度的科学家、医生、军官们具有较高的个人专业才能，但是印度政府缺乏对他们进行有效领导的能力，因此他们无法发挥群体作用。政府无力对社会精英进行有效领导还表现在竞技体育方面。
印度在奥运会上获得的金牌寥寥无几。2023年之前，中国有望保持奥运金牌总数第二的地位，甚至有可能再次获得奥运金牌总数第一的成绩，但印度则难有进入前五的希望。科研和学术领域也面临着类似的情况。以中印两国国际关系研究情况为例，中国已经开始进入科学理论创新阶段，而印度还处于传统政策分析和外国国情研究阶段。到2023年，科学研究方法和定量分析将成为中国国际关系学术研究中的重要流派，将出现国际同行承认的理论流派，而印度很可能仍停留在定性分析和综述外国理论研究成果的阶段。到2023年，中国的智库体系将仅次于美国，而印度的智库机构将为数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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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中印必有一战？
未来十年，中印边界问题不会得到最终解决，但双边关系也不会因边界分歧而严重恶化。自1993年双方达成《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保持和平与安宁的协定》以来，双方的战略关系总体上是稳定的，甚至印度在1998年进行核试验都未能使中印关系严重倒退。印度知道依据其能力解决边界分歧是根本做不到的。即使长期支持印度的英国也在2008年正式改变了其在中印边界冲突上的立场。时任英国外交大臣的戴维·米利班德发表声明说：“与其他欧盟成员国及美国一样，我们把西藏视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也就是说，英国承认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而不是宗主权。他还把英国以往的立场称为“建立在过时的宗主国概念基础上的时代错误”。由于印度知道改变中印边界现状是做不到的，因此未来十年印度政府在边界分歧上会比较务实。目前，中印双方关于“三步走”解决边界问题的路线图已经有了共识，即同意在边界问题最终解决前，保持边境地区和平安宁，为边界问题的解决创造良好气氛和条件，同时确保边界问题不影响双边关系的积极发展。
未来十年，印度仍会担心中国的军事实力增长，但是面对双方军事实力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印度战略界将会注重双边战略关系的稳定性。印度战略界人士非常清楚，战略威胁是由军事实力差距和双边敌友关系共同决定的。只要双边政治关系友好，军事实力差距这个单一因素是不会构成安全威胁的。这也是为什么美国不担心印度的核武器而担心伊朗的核武器。小布什政府上台后与印度发展核合作，这曾引起了印度战略界的一次大辩论，即印度应继续坚持不结盟原则以保持所有大国都追求印度支持的地位，还是采取亲美战略配合美国遏制中国。这场争论持续到小布什第二任期的后期才结束，最终前者胜出。印度战略界重新达成共识，即在中美两强之间采取平衡战略对印度的好处大于采取一边倒的战略。未来十年，这种观点仍将是印度战略界的主流看法，这将为维持中印关系稳定提供有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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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才是中印关系的走向！
印度的战略目标是南亚霸权而非世界霸权，而中国并不寻求在南亚的主导地位，因此从政治意义上讲，双方也没有太大的战略矛盾。对双方战略关系形成负面影响的因素集中在安全领域。为了应对美国重返亚太的战略压力，中国将长期需要改善与印度的关系而不是与其交恶。未来十年，如果中印双方能在安全冲突上进行有效的管理，双方就可保持战略关系稳定，且有可能小幅改善双边战略关系。
未来十年，中印在经济和文化方面的互补性利益将会进一步增加，这将有利于双边关系的改善。印度2011年对华贸易额只有730亿美元，还不到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额（3 400亿美元）的1/4。这意味着双方经济合作有着巨大的潜力。
未来十年，中国将可能保持世界第一大贸易国的地位，这意味着到2023年，中国可能成为印度第一大贸易伙伴。目前中印文化交流非常有限。随着中国崛起为超级大国，印度人学习汉语的热情会高涨，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也会增强。中国和印度都是文明古国，因此两国开展文化交流的历史资源和文化资源是充足的，其关键在于双方文化交流的动力有多大。未来十年，两国经贸关系将呈加快拓展之势，因此经济因素将是促进文化交流的利好因素。随着中印实力差距的拉大，印度加强与中国文化交流的政治意愿也会增强。（来源：瞭望智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