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尔东大门夜景“萨德事件”让韩国代购们慌了手脚，有人打算清货转型，也有人在谷底看到机遇。
夜幕降临之后，首尔东大门像往常一样亮了灯，周边商厦和街道两旁的商铺几乎同时闪起霓虹，路边小摊烤肉串升起的热气，在白炽灯的照射下变成黄色，一缕一缕飘向天空，摊前三三两两站着的，是准备买些食物充饥后去往下个商场的人们，他们一手提着购物袋，一手拿着烤串，边吃边聊着天。
和以往不一样，这晚的东大门不拥挤、不嘈杂，来购物的人步履也不匆忙。这座首尔的购物地标，不再像往常般人声鼎沸。
这种状况始于“萨德事件”爆发之后。2月27日，韩国国防部确认，乐天集团将旗下位于韩国庆尚北道星州郡的高尔夫球场置换给韩国军方，用以部署“萨德”反导系统。乐天集团的这一举动，立即引发中国的反对和声讨，国内民众对乐天及对韩国的抵制也由此开始。
3月3日，中国国家旅游局在官网发布了“赴韩国旅游提示”，就中国公民入境韩国济州岛受阻事件，提醒中国公民清醒认识出境旅行风险，慎重选择旅游目的地。之后，国内各大旅行网站纷纷下架韩国游，许多旅行社也表示将主动下架赴韩参团旅游产品。
3月初，于熙雯在广州一家旅行社报名了3月17日飞往首尔的韩国参团游，之后收到旅行社的电话通知：旅行时间提前至3月14日。“旅行社说，15日之后不会再出团了，而且我们去的景点也改了，本来有乐天世界，后来改成了首尔公园。”
东大门一反常态的冷清说明了韩国旅游业由此受到的冲击，在乐天 FITIN商厦里，店铺的营业员突然闲了下来，她们用中文聊着天，一有顾客进门便急着迎上去。“以前中国顾客能占到（店里顾客的）九成，现在能有一成就不错了。平常晚上9点到凌晨1点是人最多的时候，现在我们店里的客人只有你自己。”在MLB店里兼职的中国留学生秦沁说完这句，和她的同事相视一笑，“要按之前，你这个点过来采访，我根本就没时间理你。”
“完了，又来事儿了”
赶在3月15日之前，李崇菲完成了她这个月的代购任务。从2016年10月开始，她每个月定期往返于中韩之间，成为了一名“专职人肉代购”。说起开始做代购的原因，李崇菲觉得只是机缘巧合。去年10月，她第一次去韩国旅游，定位发了朋友圈之后，收到许多朋友留言请她帮忙捎带韩国产品，回国之后，又经常被问起还会不会再去韩国。“我当时正好歇业在家，就决定每个月去跑一趟。”
由于妹妹经营着一家旅行社，李崇菲没有办理韩国个人旅游签证，每次去韩国都直接在这家旅行社报名跟团游。3月这次，李崇菲报了8日的团，13日返回国内，六天的行程当中，前四天安排了固定的景点游览，后两天自由活动。在去之前，李崇菲犹豫了很久：“如果当时没交团费，可能就不去了，因为当时周围有太多的声音、太多人都说不让（我）去。”
考虑到国内一片“抵制萨德、抵制韩国”的呼声，李崇菲没有在朋友圈发太多广告，也正是因此，她3月份代购的金额相较以往降了约30%，“但我这次没想太多，海关查得那么严，只求能顺利回来。”
对李崇菲来说，虽然从事代购的时间不长，但在歇业期间能够拥有这份工作让她觉得很开心。在3月之前，她满心欢喜地拉着弟妹一起在旅行社报了名，想把做代购的经验传授给弟妹，“没成想，这倒成最后一次去了……”
“萨德事件”就这样让韩国代购们慌了手脚。
首尔免税店，去年11月中旬和今年3月9日对比“当时看了关于萨德的新闻，我就心想，完了。”在接近四年的代购生涯中，胡依婷不止一次因为中韩关系的风吹草动而担心自己的生意受到影响。
2009年，胡依婷到韩国读书，由于上学期间在韩妆店里打工，积累了不少资源和人脉。2015年回国之后，她有了稳定的工作，便将代购作为兼职，赚些外快。目前，胡依婷在接到客户订单之后，都是联系在韩国的固定货源拿货，偶尔也会人肉背货，或者在身边做代购的朋友处串货。2月之后，她明显感觉到订单数量在减少，“可能很多顾客不是不需要，而是不敢购买，总之一下安静了很多。”
胡依婷理解顾客对韩国商品态度的转变，但让她觉得特别无奈的是，有些人会不分青红皂白，把买卖韩国商品的人全部指责一顿。当一则提到“乐天集团会长辛东彬说中国人非常市侩，无骨气无血性”的微博在网上传播的时候，胡依婷发了一条朋友圈：“我觉得乐天会长不会讲出这样的话。”随后就有人在下面评论：“忘本的永远都是你这种人。”
胡依婷也曾犹豫是不是还要把代购继续做下去，“我是看着韩国代购这个行业一点一点火起来的，我也看到了中国游客给韩国带来的经济效益。所以对于萨德这件事，我真的很失望，感觉特别伤中国人的心。”可她又始终下不了决心，对像她一样的工薪阶层来说，代购带来的收入十分可观，“如果突然间不做了，单靠一点工资，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今年2月，胡依婷订了3月20日飞首尔的机票。朋友圈里的代购们纷纷抱怨“萨德事件”之后，海关又增大了检查力度，这让她也开始担心，“所以我这次打算主要买衣服，衣服类一般不会被查，正好现在又赶上换季。”
“求求他们别来了，别跟我抢”
雷俞看上去很轻松，他耸了耸肩，“其实说白了，我该是怎么样还是怎么样。”他是首尔大学的研究生，兼职做着韩国代购。“萨德事件”在国内引起关注之后，雷俞意识到这件事可能会对他的生意产生影响，所以开始经常在朋友圈发些关于韩国的正面信息，例如“韩国群众也在抵制萨德”之类。
“我一直在担心订单会减少，但实际上，这个月流水比上个月还多。”雷俞后来发觉这段时间算得上是做代购以来的“甜蜜期”，许多人肉代购不再飞韩国，转而飞日本、泰国等国家。顾客少了，韩国商铺纷纷打折，很多之前要排队才能买到的限购产品，现在也都可以买到了。“真的是价格又低货又全，乐天像是倒退回两年之前那种状况，LV不用排队，人少到晚上可以跳舞。”
雷俞心里暗爽，“求求他们（人肉代购）可别来了，别跟我抢。”但他又觉得，说“甜蜜期”好像也不太恰当。“应该说和韩国处在‘甜蜜期’，和中国处在‘倦怠期’。因为虽然东西我可以买到，但国内抵制得厉害，而且海关查得也严。”
3月中旬，他想让一个客户帮忙在朋友圈宣传这次回国带的东西。因为关系亲近，这个被他称为“铁杆粉丝”的客户每个月都会义不容辞地帮忙发广告。但这回，她有点不好意思地拒绝了：“这次算了，我怕发了会被骂。”
“还有就是昨天，我帮同学买东西，买完她在朋友圈帮我发广告，附了张我的微信二维码，因为我的定位是首尔，就有人在下面评论说，韩国人啊？打他。”雷俞摸清了这条“代购规律”：和中国处在“甜蜜期”的时候，国内需求过剩，韩国就会开始断货。而一旦和韩国开始“甜蜜”，类似现在这种状况，国内客人又会变少。“其实永远都没有一个平衡点，但现在对我来说，可能就是一个比较好的时候。”
雷俞从2015年开始兼职做韩国代购，那时他还在国内读大学，平均一个半月往返中韩一次。毕业之后，他在大连的一家国企找到了工作，便不再定期人肉背货，而是请朋友帮忙带货，有时也让韩国的货源发货到国内。去年，雷俞辞了工作，到韩国读研究生，现在又回到了每月往返中韩的代购状态。
在3月，他定下的回国日期是31日，从回国前半个月开始，他就开启了刷屏状态，每天都在朋友圈发广告，到离回国还剩一个星期的时候，订单接得差不多了，他便开始通知顾客截单，之后统一采购，回到国内后寄快递给客人。
雷俞估算了一下，这次大概要带二十多公斤的行李，但对于具体怎样装箱，哪些东西放进托运的行李箱，哪些带上飞机，他还没有决定，“要等到机场免税店提完货，才能制定计划。”每次过海关的时候，雷俞都紧张到腿抖，“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一想到这个，我的心就提到嗓子眼儿。”
除了每个月人肉背货之外，雷俞也会囤些货。他在深圳开了一间小的韩妆仓库，请朋友帮忙打理，定期发面膜回去。“在韩国有些物流公司可以负责包通关，面膜的话，我一般都是找这种物流公司发回去。”
雷俞说的包通关物流公司在韩国十分常见，他们的主要客户就是经常向中国发货的韩国代购，与韩国EMS首重0.5公斤、收费近112元相比，包通关物流公司收取的运费相对低廉，平均1公斤不超过60元。
对于代购们来说，他们更看重的是这些物流公司负责货物通关的功能。“你想想，拿1000块发快递合适，还是被海关扣货，要求补齐1万块的税款合适？”因此，许多韩国代购都和雷俞一样，人肉背货的同时，将数量多的面膜类和重量大的化妆品套盒类产品通过包通关物流公司运往国内。
“我可能不会离开这个行业”
姜全诚的店铺开在首尔大林二洞大街上，黄底红字的招牌上写着“换钱物流”。这是一条热闹的中国街，街上林立着的大多是服务于中国人的商店，有中国餐馆、旅行社、麻将馆，还有这些兼有换钱和货运功能的小型包通关物流公司。但早在下午6点钟左右，街上的一些“换钱物流”店就关了门。
姜全诚的店内门口堆着厚厚一摞未被撑开的纸箱，“萨德事件”爆发后，店里的主业就变成了换钱。“以前货都从广州、上海过，现在海关查得严，改成走香港，这样一来成本就会变高，所以现在不做物流了。”
南美华的货运店也开在这条街上，自从2月23日走了一批货之后，店里就开始进入歇业状态，直到3月27日才又重新开张。开张之后，包通关的运费涨了一些，之前1公斤7000韩元（人民币约43元），现在涨到8000（人民币约49元）。“涨价是因为真的很难做。”南美华决定27日发货，是想试试看现在情况是否好转了一些，“如果这次被扣了，估计我们还会再停一段时间。”
另外一家叫坐“幸福国际物流”的货运店也已经停运了将近一个月，“发了货要是真被扣下来，又要去海关交涉取货，来来回回要两个月货才能到客人手上，那还不如不发。”
就像雷俞说的一样，通过包通关物流公司运货，最担心的就是怕货被海关扣下，因为中间耽搁的时间太长，客户接受不了，就会直接要求退款。2月末的时候，雷俞的几个韩国代购朋友通过包通关物流公司运了30万元的货回国，全部被海关扣了下来，“他们现在就是退款退到没脾气。”
虽然身边很多同行都或多或少因为“萨德事件”受了打击，但雷俞还是对韩国代购的前景比较乐观，“可能是因为我自己的营业额没受到影响，而且我觉得最艰难的时刻已经过去了，以后情况再差也差不过3月上旬。”
雷俞一直把代购当作一件又开心又能赚钱的事，所以当被问到“你觉得在哪种情况下，你可能会离开代购这个行业”时，他愣了一下，然后立马摇了头：“我可能不会离开这个行业，就算我以后去做别的工作，代购也会是我的一个兼职。”他现在正准备着回国办理日本签证，想把日本代购做起来，又和一个在澳洲的朋友筹划好了合作代购奶粉和保健品，最近已经接了几个澳洲保健品的订单。“对于韩国代购这方面，我现在就想做好推广，毕竟化妆品有周期，我得不停地更新客户才能保证持续接到单。”
“也许我清完货就不干了”
雷俞一心想拓展生意，陈思齐却在犹豫要不要把开了两年多的淘宝店关掉。陈思齐也是在首尔留学的中国学生，刚开始做代购的时候只是在朋友圈宣传，后来考虑到微博的传播范围广，便转到微博，慢慢积累到一万六千多个粉丝，淘宝店铺也逐渐红火起来。
陈思齐只代购韩国化妆品，在韩国有固定的货源专柜，和专柜谈好折扣之后直接拿货，然后通过包通关物流公司寄回国内。2月27日，看到“萨德”的新闻，她一下就懵了。“之前一直感觉中国和韩国挺亲近的，韩国代购也比较吃香，现在气氛明显紧张起来了。”
一开始，她没有太在意粉丝情绪的变化，还是会在微博上发些关于韩国日常生活的照片，但自从有一次发了火鸡面（韩国的一种方便面）的图片，被粉丝指责说误导消费之后，发微博之前她都要再三斟酌。
“萨德”事发后，淘宝店的订单数量开始明显减少，陈思齐也没了采购的动力，店里便没再上过新品。又考虑到明年就要毕业回国，陈思齐认真想了很久，觉得韩国代购是不能持久做下去了，3月15日，她发了微博：“这已经是我第三周没采购新货了，中韩形势不好，也许我再挣扎几个月清完货就不干了。”开始清货之后，店里的进账直线下滑，“比如之前每天是一万多销售额，现在就是每天三四千左右。”
除了关店之外，陈思齐还考虑过店铺转型，“虽然跟客人都是买卖关系，但时间长了，培养出了感情。有些人读大学的时候就在我这儿买，然后毕了业跑过来说，‘思齐，我挣钱了来买套好的’；也有些结了婚之后，找我买好看的套盒摆婚房；还有的怀孕了，请我帮忙推荐孕妇能用的产品。虽然没见过面，但都是好朋友，直接关了店，我真的舍不得。”
一些彩妆淘宝店也都开始进行韩货清仓。一家叫作“有家店工作室”的店铺在3月18日发了声明：“本店在3月初就已停止了韩国方面的订货，恳请各位给我们一些处理货品的时间，我们也在准备全新的转型产品。”
“现在已经根本没人了”
“韩妆代购现在处于不进货、不发货的状态，没有新品，自然是做不下去了。”不光陈思齐觉得无奈，韩国的化妆品店生意萧条，店员也站在柜台边打起了哈欠。一家招牌上写着“韩国化妆品批发”的店铺里，店员满脸烦闷：“（你）难道看不出来吗？现在已经根本没人了啊。”
“东大门生意真的不好做，中国人越来越少了。”咸庆林坐在大林二洞大街一家中国餐馆的门前，和两个朋友聊天。“前几天我去东大门买衣服，看中了一件，店员说要11万韩元（人民币约660元），我心想太贵，不打算买了，店员拉着我问：‘那您觉得多少钱合适？’我说6万（人民币约360元）挺合适。‘6万卖不了。’她回我。那既然卖不了，我就准备再逛逛，她看我要走，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6万卖了。”
开在梨花女子大学旁边的店铺“baviphat”，往日都有店员站在门口吆喝“化妆品7-3折，进店看一看吧”，现在也变得冷清。“以前很多代购来拿货，现在拿了卖不出去，也就没人来拿了。”店长陈茗艳大致估算了一下：“如果说之前每天有1500万韩元的营业额，3月份就降到每天1000万韩元左右。”
昔日中国人聚集的明洞，也几乎不再有大陆游客。在一家叫作“Holika Holika”的韩妆品牌店里，店长钟柳在柜台整理当天的单据，“以前中国客人占（店里客人的）50%，今天一天只有一两个中国人结账。”
不光是化妆品店，潮牌服装店Boy London的店员们也开始担心自己的收入会因此受到影响。“虽然现在还没收到通知说要减薪，但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那就不好说了。毕竟3月之后，日销售额降了差不多80%。”胡晨摊了摊手，“以前中国客人占（店里客人的）九成，现在只占一成。今天更是一批中国人都没接。”以往在晚上9点半左右，店里会迎来一个“小高峰”，9点钟免税店关门之后，游客们便涌进明洞，但现在店里只有一个客人。“我们也是中国人，所以我们能理解国人的抵制，但现在店里的销量降得这么厉害，我们又很矛盾。”胡晨无奈地笑了笑，“如果情况不见好转的话，应该要考虑换工作了。”
从3月24日开始，明洞乐天百货内随处可见许多新放置的中文宣传牌：因为理解，所以等待。“可人还是那么少。”雷俞说，“我就趁机在3月25日之前把回国要带的货买齐了，朋友圈有四五个代购都说要3月底过来，我生怕风头过去之后，又要开始和他们（韩国代购们）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