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北女难民自述:一旦打仗第一个念头就是往中国跑

2016年12月01日 09:39 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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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缅北女难民的自述:第一个念头就是往中国跑中国畹町设置了安置点,提供人道主义救助
一位缅北女难民的自述:第一个念头就是往中国跑缅甸过来的边民跑到土堆上观看对面缅甸境内山头交火的情况。刚刚发射的炮弹在空中留下一个烟雾圈。 图据东方早报

  ■ 缅北战事不断。缅甸独立以来,几十年的内战让这个国家伤痕累累。

  ■ 自上个月开始的新一轮战事,仍然是在缅甸北部多支少数民族武装组织与政府军之间发生的,与以往战事爆发相同,大量难民涌入中国边境,寻找栖息之地。

  ■ 连绵数十年的战争,让这里的百姓颠沛流离。人们从新闻里看到的多是宏观的报道,但具体到每一个生活在中缅边境两侧的人,这么多年的战事让他们的人生发生了怎样的改变,他们又因为这样的战事陷入了怎样痛苦的人生?

  成都商报记者深入战争前沿,为你讲述平凡却又不平凡的人们的故事。

  缅政府要统一,独立武装要权利——2012年,15年的和平协议撕碎了。截至2015年的统计数据显示,自和平协议撕毁以来,已有6万多人次的缅甸边民进入中国。

  今年11月20日凌晨,缅北的棒赛、木姐、105码、勐古等多个战略要塞,同盟军、克钦独立军等四支武装联合,向缅甸政府军发动袭击,战事再次爆发,大批难民涌入中国。中国畹町设置了安置点,提供人道主义救助。

  40岁的宋兰婧是涌入中国边境难民中的一员,从十岁开始,她就一直生活在战火的惊恐之下,“我一辈子颠沛流离,不得安宁。”

  11月26日,在畹町的一家客栈内,她向成都商报记者讲述了自己的逃亡故事。

  (注:正文以第一人称讲述整理)

  成都商报首席记者 刘木木

  发自云南德宏畹町

  A 炮弹飞 “不是你打我,就是我打你”

  我钻进缸里,浑身发抖。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我记忆中那枪炮的声音,总像是人在说话。

  我叫宋兰婧,今年40岁,身高1米50,体重147斤。我的头发,白了约3/4,这不是遗传的,这是生活所迫。

  我的祖籍,在云南省保山市龙陵县腊勐乡白泥塘村山头寨,父亲和三叔后来到缅北讨生活,最后他们都在缅北成了家,妻子都是云南人。我的三叔后来回了中国,他现在是一个中国人了。

  我出生在一个叫南茄的寨子,我在十岁的时候,人民军和老缅(政府军)正交战。有一天,父亲到山上放牛去了,妈妈带弟弟妹妹们,去云南龙陵逃难去了,我是长女,要留在寨子里守家。我记得很清楚,那天太阳还有一点点没落下,炮弹突然就在寨子附近的两个山头上空飞来飞去。

  我恐惧极了,将家里的一口缸打翻,我钻进缸里,浑身发抖。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我记忆中那枪炮的声音,总像是人在说话。

  那是我经历的第一场战乱。不管是人民军还是老缅,他们经过寨子时,总是要菜要米,我们也都会给。

  1986年后,人民军改称同盟军,不久同盟军内部又分裂了,分为彭家军和杨家军,不是你打我,就是我打你。缅北的部队太多了,我们有时也分不清到底是谁和谁在打。

  父亲当过村长和民兵连长,民兵负责寨子的治安,一共要当两次,每次要当三个月。民兵不属于任何一支队伍,哪支队伍占领了寨子,民兵就要为哪支队伍送信、送子弹、送饭。

  后来我的母亲就去世了,家里的很多重活,慢慢落到我身上来了。有一次,父亲要我帮他送一封信到水岩寨子去,从南茄到那里有两条路,近路要走一个小时,但路上没有一户人家,远路要走两个小时,要经过别的寨子。我走近路,把信送到一支部队的手里,天黑了,我一个人怕,走远路回了家。

  回到家,父亲就抱着我,说我总算回来了,今后再也不会给我如此危险的任务了。他告诉我,我送信的队伍,刚刚被另外一支队伍打跑了。如果我原路返回,我就会被发现通风报信,也就是“通敌”,我肯定就被枪毙了。

  B 哒哒哒 “枪声稍微平息,我们才敢出门”

  这次打仗,一点预警都没有,我们吓得哪也不敢去。只要不乱跑,躲在家里相对是安全的。

  22岁时,我嫁给了岳因果寨子的陈金才,岳因果的人赶集,要经过南茄,我们就这样认识了。

  我现在不明白,当年为什么会嫁给他。我的丈夫,他太爱喝酒了,一天到晚喝得醉醺醺。他喝醉了就下死手打我,你别看我胖,我不敢还手,一旦还手,他打得更狠了。

  家里的几亩地,主要种玉米,活计基本由我干,一天到晚从没闲过。

  我们有四个孩子,最大的14岁,最小的,就是现在带着逃难的这个,才三岁多点。岳因果寨子也没有安宁,我第二个娃娃生下来没几天,军人就跑到寨子里,还在我家吃、住。

  一旦打仗,我们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往中国的边境跑,有时是去保山龙陵,有时是去德宏州芒市遮放镇,都是找亲戚避难。我的堂弟媳段芬兰,肚子里的孩子才4个月,也要跟着难民队伍拼命跑,几米高的土坡,也要闭着眼睛往下跳。

  由于不安宁,在缅北,靠干农活谋生实在太难了。两年前,我把家里的两头牛卖了,来到了棒赛。畹町的对面就是棒赛。

  我住的是一户好心人家的房子,不用付租金,只要交点水电费。我种了几亩玉米地,去年收成不好,今年就没再种。没事我就帮人家垄甘蔗地,有时还到畹町来找馆子洗碗。我还弄一些野生蜂蜜、野菜到畹町卖,但有时连车费都赚不到。

  11月20号早上7点,天还没亮,我们还睡在床上,就听到了第一声冲天炮“哒哒哒”的响声,第二炮响得更远一点,距离我住的地方大概1公里。

  这次打仗,一点预警都没有,我们吓得哪也不敢去。只要不乱跑,躲在家里相对是安全的,但我们还是很害怕,什么东西也吃不下。到下午两点左右,枪声稍微平息了,我们才敢出门,那时棒赛的大街上全是人,大家拿着边民证,涌到畹町口岸,急着逃到中国去。

  整个下午,这个口岸挤满了难民,开始没证的不让过,后来难民太多,情况紧急,不管有没有证,中国方面都让过。

  C 安置卡 “戴着这张卡,我们才能出入”

  我看到几个中国边防兵将被子让给难民,自己只用一条毯子裹着,一晚上没睡觉。

  当天一整天,边境都是乱哄哄的,一直到晚上7点,我们才在安置点住下来。第一个晚上物资紧缺,气温又低,我看到几个中国边防兵将被子让给难民,自己只用一条毯子裹着,一晚上没睡觉。

  有钱的难民,在畹町住宾馆、客栈,还有的难民投靠在畹町的亲戚家。我在畹町没有亲戚,我也没和龙陵的亲戚说我在逃难,龙陵到这里太远,告诉他们不但没用,还会增加他们的担心。

  这里的一日三餐都有保障,小孩子还能领一些额外的面包和饼干,医生也会来问我们,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如果不舒服,就要及时和他们说,有病没病,他们都关心。今天,他们给14岁以上的难民抽了血。这两天我们配备了“缅甸边民安置卡”,戴着这张卡,我们才能出入,但不能太久。

  安置点没有电,晚上10点,大家差不多就全睡了。有的两家人住一个帐篷,有的三家人住一个帐篷,一个帐篷最多可以住13个人,还有一些长帐篷,里面可以住十几二十家人。每天早上,管理人员都要我们把被子叠好。

  人太多,洗澡不方便。前天,堂弟媳段芬兰在畹桥客栈开了一间房,我这两天就带孩子来这里洗澡。

  我的公公婆婆还留在寨子里,老人们舍不得离开,说要守家。一旦打仗了,吸毒品的小偷就冒出来了,他们乱翻,什么都拿。我们现在都不敢回去,不管被哪一支队伍抓到,都要帮他们运子弹、送饭、带路。

  D 只能等 我们被称为“最后的中国人”

  我是最穷的那些人,想找个地方稳定下来,战争却让我颠沛流离,我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

  这些年,我都是在这种担惊受怕中过来的。我现在听不得瓦片响,总觉得那就是子弹飞过来了。

  我们每天无所事事,主要是待在安置点打听前方的战事。无聊的时候,我就在微信群里唱山歌。能不能回去,我们现在只能等。中国的边防兵和我们说,那边危险,暂时不要回去。

  我的四个孩子,老大和老二在缅甸西博(音)的华侨学校读书,昨天我和她们通电话,学校还算安全。学校见我穷,免了她们的学费。老三寄居在龙陵县的姑姑家,也只需要交一点伙食费。

  这几个孩子,天天都要用钱,我每天都焦头烂额。心急的时候,我都要出来,到畹町的街上转转,看能不能找个地方打扫卫生,我跑了好多家宾馆,都说招满了。

  缅北的老百姓,绝大多数的祖籍来自中国,我这样的人,也被称为“最后的中国人”,我们的身份证,是缅甸最底层的蓝色身份证。缅北的老百姓,贫富差距很大。很多人靠赌场和毒品发了财,有的人脑子灵活,做玉石、木材生意,有房有车。而我是最穷的那些人,想找个地方稳定下来,战争却让我颠沛流离,我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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