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亚洲时报在线6月29日发表题为《对不起，伙计：中国和美国永远不会成为盟友》的文章，作者为美国国家利益中心国防政策资深研究员、《国家利益》杂志主编哈里·卡齐亚尼斯，编译如下：
对任何哪怕偶尔关注一下大博弈（即国际政治）的人而言，只有一个事实确定无疑——没有任何情况是一成不变的。更深入一步，在所谓的“战略伙伴关系”、甚至老式联盟中，让不同国家结盟的东西可能不像你想象的那样持久和强大。
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没有类似美国精确制导弹药那样的武器，此类武器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曾帮助美国在海湾战争中摧毁伊拉克军队。
没有什么比美国与中国之间战略关系的演变更能说明这一点。简言之，让这2个国家结盟的是主宰欧亚大陆、影响力波及全球的苏联构成的威胁，这一威胁造就了世界上这对最奇怪的组合。然而，坚定的现实主义促使这2个曾经的劲敌走到了一起。
但随着苏联瓦解，组成这一伙伴关系的战略理由也消失了。华盛顿和北京不再需要彼此来抗衡莫斯科——使它们走到一起的威胁如今只存在于历史书中。虽然经济因素向中美两国提供了将艰难的战略和地缘政治挑战搁置起来的动机——正如赚大钱通常能做到的，但是两国在几乎所有可能重叠的领域都感受到了将彼此视为明显战略对手的越来越大的压力。在东海和南海发生冲突的危险以及在台湾问题上发生事故的越来越大的危险起到了不断提醒中美两国的作用。
为何我们应该感到震惊？而北京不觉得——实际上在许多方面，中国的战略规划者已有一段时间将这一转变视为可能。
让我们回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那时中国学者意识到他们生活的战略环境正在迅速发生变化。他们认识到苏联可能正在走下坡路，新挑战或他们认为第2位、甚至第3位的老挑战再次变成了重大问题。这意味着在中长期内美国越来越可能变成战略对手——而短时间内它在战场上是不可能战胜美国的。
一些事件很快证实了北京最害怕的事情。随着苏联成为历史，华盛顿的实力和影响力（尤其是在涉及军事实力的时候）似乎是无敌的。美国的武装力量（在1991年的波斯湾战争中就明显展露出来）是萨达姆·侯赛因这类主要装备着苏式武器的军队所无法对抗的，即便萨达姆的这些武器与中国的武器相比在许多领域也占据了很大优势。正如多产的国防评论员罗伯特·法利对为何中国注定面临问题作出的解释：“军队的质量与数量之间的平衡历史上反复过多次。在中国内战和朝鲜战争期间，中国人民解放军利用数量优势和战术有效性战胜（或至少战平）了技术更先进的对手。在越南，关键的反介入技术的运用帮助阻挡了美军的空袭。从历史观点上说，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度希望数量优势有助于它与一个超级大国在战场上打个平手，但美国牵头的联军在打击数量上占优势的伊拉克军队时就像用一把热气腾腾的刀切黄油一样轻而易举。伊拉克战争表明，至少就常规战争战斗而言，平衡的砝码已大大倾向于技术一方。对海湾战争的领悟帮助推动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进程。特别是在空军和海军中，中国立即采取行动更新军事技术，基本做法是购买最先进的俄罗斯武器装备。由于现金短缺，俄罗斯急于达成交易，而不怎么担心技术转让的长期后果。中国还试图获取来自欧洲的军事技术。最终，中国还加紧研发自己的先进武器。”
实际上，中国对第一次海湾战争的反应表明了北京的担忧：一旦要与华盛顿一决胜负，技术上的落后令北京感到忧心。正如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成斌表述的：美国比中国在军事上领先几十年。
“中国从第一次海湾战争中汲取的技术教训是要大大重视精确制导弹药。虽然后者在使用的武器总量中仅占8%，但据说摧毁了40%的高价值目标。此类武器利用不同的制导系统，可以从不同平台发射出去，而且通常是远距离发射。它们是让打仗变得更昂贵、更致命的一个主要原因。”
20世纪90年代初，北京没有任何此类武器。成斌接着说：
“最后一个战术和技术教训是要高度重视空战和电子战的重要性。例如，在海湾战争中，有人注意到美国动用了约70颗卫星来对付伊拉克。据中国人民解放军估计，这些卫星向美国提供了约90%的战略情报和大量的目标命中信息。在给联军传递的所有数据中，约70%是由空中系统承担的。利用空域的能力被视为美国牵头的联军取胜的一个重要因素。”
因此，虽然对漫不经心的地缘政治观察家而言初露头角的美中竞争似乎只是一个新现象，但这两大国的关系遭遇一些挫折似乎只是时间问题。实际上，从1995至1996年台海危机到2001年中美撞机事件的一系列事件只是增强了中国对下述简单事实的日益担心：华盛顿和北京在整个亚洲拥有极为不同的战略利益，至少在可预见的将来，华盛顿极可能主宰任何动态冲突。难怪北京要制造诸如“航母杀手”导弹、“反卫星”武器之类的撒手锏。（编译/龙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