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环球时报》记者郭媛丹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峰会上对罗援的现场专访：
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会已经成为多国的交流对话平台，其中各国智库的专家在其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6月5日，《环球时报》记者采访了以民间智库学者身份参加本次香格里拉对话会的中国“鹰派”将军罗援，而他上一次参会则是在2002年以中国代表团成员身份出席的香会。罗援表示，时隔14年参会，他明显感觉到香会的巨大变化，他认为在这个平台上“对话比对抗强”。
这次罗援是以民间智库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秘书长身份出席的。罗援第一次参加香会是在2002年，也是香格里拉对话会的创始年，当时中方率团参加香会的是总参外事局局长詹懋海少将。随后几年中方参会级别逐渐提高，从2007年开始中国率团人员一般是主管外事的总参谋部副总长，2011年中国国防部长梁光烈率团出席。
对于十多年后再度出席香会，罗援感触颇多，“规模扩大，层次提高。上次来的时候只是一个中等规模会议厅，现在参会代表多达600余人，国际社会关注度大幅提高。”罗援更深刻的感受是，“中方成为聚光灯下的亮点，中国影响力在扩大，会议涉及的所有亚太事务都离不开中国。”
这种感受有诸多细节支撑。出席香会的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副参谋长孙建国走到哪里都被各方记者簇拥，而且马不停蹄地进行双边会晤。罗援还提及在6月4日举行的小组会议中，南海、朝核、反恐、军事合作所有议题都离不开中国，中国被提到的频率最高。不过，罗援也坦承，在被提及的问题中，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有期待的也有不解的。6月3日下午，罗援参加了“管控南海紧张局势”的讨论，这场讨论的发言人有4位，分别是中国、新加坡、越南和欧盟代表。“中方姚云竹将军的发言不亢不卑，引起广泛关注。其他几位的发言也比较客观。尤其是新加坡国立大学国际法中心主任贝克曼提到美国讲的‘航行自由’，其深层含义是用炮舰进行政治宣示，是一种军事行为。”
至于国际人士对南海的疑虑主要集中在九段线、扩礁以及历史性权利的问题上。
对于这种疑惑，罗援认为自己以民间智库身份与国际人士进行沟通，比官方更宽松一些，相互间更有人情味。在回应国际友人对中国南海岛礁建设速度过快的疑问时，罗援说，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速度处于世界前列，多快好省，为世人称赞，“深圳速度”几天就能建成一座大楼，无须大惊小怪。关于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在香会上38次提及“原则”时，罗援在小组会上提问，这种“原则”是单一的原则，还是双重的原则？他有备而来，当场展示了菲律宾在非法侵占岛礁上建立的军用机场跑道的照片、菲律宾在岛上移民的照片，以及菲律宾将南中国海改名为西菲律宾海的照片。质问，是谁最先改变南海现状的？最先改变南海岛礁地理面貌的？最先将南海军事化的？美国怎么熟视无睹？美国的“原则”到哪里去了？
谈到消除误解的方式，罗援的观点是“对话比对抗强”。当记者表示这种观点似乎与其“鹰派将领”头衔不符时，罗援说自己是“理性的鹰派”，军人要有个性、有血性，但同时要以国家利益至上，顾全大局。“我只是行事风格有别于一些学者，但不管是什么派，只要最终目标是维护国家利益，大家都是国家利益派。”
罗援说，中国目前正积极利用一切场合与外界接触，阐明观点，这是一种自信和开放的表现，我们要做到“对话有诚意，对抗不示弱”。
在罗援看来，对话有四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增信释疑、消除对方疑惑、尽量化解成见、敌意，培植相互感情和信任；第二个层次是求同存异，寻找利益共同点，搁置争议，冻结分歧；第三个层次是管控危机，防止潜在危机变成现实危机，防止初始危机纵向横向扩展；第四个层次是处理危机，做最坏的应变准备。”
谈及中美目前处在哪个层次时，罗援认为，中美是在向第一个层次努力，致力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但是由于双方信任度太低，当务之急主要集中在管控危机。罗援认为，美军机频繁到南海对中国抵近侦察并采取挑衅性行动，这非常容易引发误判，因此要进行危机管控。
尽管国际舆论将中美和中国与东盟的关系聚焦在南海，但罗援认为，南海问题并不是中国和东盟国家关系的全部，亚太地区并不仅仅是一个南海问题，大会并没有安排以南海为主题的大会发言，有些国家也采取了刻意回避和冷处理南海问题的态度。这说明中国在国际社会中不是孤立的。
罗援特别赞赏了孙建国付总长的发言，认为这是他近年来听到的军方领导人最强势的政策宣示，掷地有声，有理有力有节。“他以中国军队近期为维护世界和平和地区稳定做出的贡献乃至牺牲开篇，以令人信服的事实为依据，展示了中国军队是一支和平的力量。他又以真诚的感情动情地说，握手比握拳好；掏心比掏枪好。接着他直面现实，回应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一些安全关切，指出在南海问题上，中国不惹事，也不怕事。中国不会吞下苦果恶果。不会允许自己的主权和安全利益受到侵犯，不会坐视少数国家将南海问题搞乱。中国人民和军队历来信理不信邪，服理不服霸。”罗援直呼，“作为军人，听此言，痛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