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指控都非常具体，湖北红会做的说明也很具体，其中还包括一个道歉：它把一个数字搞错了，拨给仁爱医院的口罩数字不是1.6万个，而是1.8万个。而且，口罩的型号写错了，就连更正说明的日期也写成了“2019年”。湖北红会内部管理存在疏漏由此可见一斑。

老胡个人以为，受2011年郭美美事件的严重冲击，国内红十字会的声誉至今没有翻身。在当前这场抗病毒的超级大战中，各地红十字会必须全神贯注，经受住舆论新的考验。此时如果出现较为敏感的闪失，很容易成为公众情绪新的出气筒。

由于对湖北红会的这些质疑太具体了，老胡无法辨认它们的准确度到底有多高。但我的感觉是，那些质疑的价值取向都是正当的，它们形成舆论监督的强大屏障。由于湖北红会在抗击疫情的现场，它们的大量工作都是事务性的，有一些外界未必能够了解的具体情境，这种事务性的繁琐和紧迫与舆论场上的价值优先有可能没有对上号，加上红会人员在工作细节上漏洞不少，看上去都像是小辫子，结果是越掰扯舆论越生气。

湖北红会显然一定程度上继续在为郭美美事件埋单，同时他们的工作严格说来的确能挑出不少毛病。怎么办呢？我认为他们应当虚心接受批评和监督，大众的批评不可能都是理据清晰、精准有度的，有了接受监督的意愿和不断改善工作的进取精神，就能够正确面对批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确有重要失疏还应及时向公众道歉。

从公众角度，老胡也建议有这样一个大的把握：武汉是抗击疫情的前线，包括红会这样的机构，目前都承担着巨大的工作压力。它们平时未必做好了应对这么大公共卫生危机的准备，难免有些手忙脚乱，遭到质疑时还可能不知所措，以至于越描越黑，搞出一地鸡毛。但我认为，在正当监督的同时，也不要把一线机构往死里整。要避免我们外界通过互联网遥控指挥一线机构和人员的情况，搞得一线作战和支援部队这也错，那也错。

今天我看到一个消息，我国有7名非医务工作者牺牲在抗击疫情的一线，他们大多是辅警。想想看，平时我们喜欢辅警吗？但他们现在就是战士。我想说，一线的很多情况，我们外围未必很清楚。

湖北红会是否把部分口罩下拨到最需要的位置和捐助资金的使用效率是否达到了人们期待的速度，这些都是可以批评和质疑的，但我不希望现在把这种质疑变成对湖北红会这支一线重要支援部队的道德批判。希望湖北红会对舆论是敬畏的，也希望舆论在批评的同时，保持积极和建设性的意识。众志成城不是空喊的口号。

来源：胡锡进微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