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广网1月14日消息（记者聂宏杰）人物介绍：邵永灵，1966年出生，1991年入伍，是军队外宣专家中为数不多的女性。主要从事国际关系和军事战略研究，在《世界历史》《世界经济与政治》等核心期刊发表论文多篇，出版专著6部，并参与多项军内外重大科研课题。长期担任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军事评论员，在节目中以其对历史的深刻剖析，对新闻事件的透彻解读，对武器装备的精彩评点深受广大受众喜爱。

军事专家邵永灵

　　记者：邵永灵对生活的热爱在圈内出了名。如果你看她的履历，从火箭军指挥学院教授，到火箭军研究院研究员，全军外宣专家，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军事评论员，你会觉得她离我们很远。但如果你只看她的朋友圈，精致的早餐，可爱的宠物，每天跑步的运动轨迹，你一定以为她是一个跑步达人或者美食博主。我们的采访便从跑步开始聊起。

　　记者：您跑步这个习惯是到部队养成的还是之前就有呢？ 

　　邵永灵：

　　其实以前不跑步，到了部队之后，有了体能的要求。在这种氛围之下，大家锻炼的自觉性、锻炼的意识都上来了。运动一旦成为习惯，带给人非常多的改变，你的精神状态、抗压能力、身体素质都会有特别好的变化。

　　记者：现在跑步的频率是多少，包括强度？

　　邵永灵：

　　一个月一般跑20次没问题，每次就是5公里。

　　记者：回到您自身，您小时候的成长环境是什么样的？家里有军人吗？

　　邵永灵：

　　我家在哈尔滨，我是家里最小的，家里人还真没有在部队工作的。（上世纪）70年代，中国政治正处在风云变幻的时候，那时候大家看报纸、听广播，我也就知道了一些。虽然是一知半解，但是我觉得这相当于我的启蒙教育，让我很小就比较关心这些大事。我的成长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幸运的过程。我是1977年上的中学，那时候正好已经恢复高考了。

　　对我来讲，我希望看到一个更加广阔的世界，一个和冰天雪地不一样的世界，比如大海，比如竹林、长江，你都在书里面了解了，但是你没有亲自去看过，就会有特别强烈的向往。

　　记者：我感觉您描述小时候对广阔世界的好奇，跟您现在对生活的热爱其实是一以贯之的。

　　邵永灵：

　　对，人生每个阶段会有一定的不一样，但是又有一些贯穿始终的东西。我觉得贯穿始终的应该就是我对这种不确定性的热爱，我不喜欢确定的东西，我一直在寻求一种改变，就是不确定，让我觉得未来我还看得不太清楚。这样的话我有努力的空间，我对它可以有设计，有向往，就会觉得很有意思。

　　记者：我特别认同。但是有一个疑问，您从小就有一种对不确定的热爱，但最后您的选择，无论是选择来到军队，还是选择从事科研，这两项工作在常人看来都是稳定的，是枯燥的，您怎么看这种冲突？

　　邵永灵：

　　我所说的这种不确定、不稳定，其实可能就是表现在自己的成长上，就是你的内心。我对我的一个朋友说过，你把研究不要当作一个手段，而要当作是一条开满鲜花的小路，你走在这条路上的时候，好好地享受路上的风景。比如我现在要做研究，我真的是觉得我在享受研究的过程。

　　记者：我关注到，您本科、硕士、博士都是研究的国际关系，刚开始教的也是国际关系课程，后来转而研究军事战略，这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

　　邵永灵：

　　因为我学的就是国际关系。我去给军校的学生讲国际关系公共课，很受学生欢迎，而且我自己也比较轻松，因为是我的老本行。但是后来在2001年的时候，我就到了指挥系的战略教研室，由一个相当于政治课的教员变成了军事课的教员。这次转变算是我的一个主动作为，因为我觉得既然我在军校，我希望我能够从事的事情跟军事有直接的关系。那个时候我是我们系唯一的一个女教员。

邵永灵教授走进校园，以“21世纪的中国周边安全形势”为主题进行了精彩讲演

　　记者：您研究国际军事关系，那么对您的研究方向或者对您个人思维影响最大的一个事件是什么？ 

　　邵永灵：

　　比如那时候影响很大的就是美国克林顿上台之后，把最惠国待遇和中国的人权状况挂钩。意思是说，你这个人权要不行我就不给你最惠国待遇，为这个事情就一直在吵，但事实没过多长时间就把它脱钩了。

　　其实那时候很明显，中美之间的经贸关系越来越紧密，中国越来越重要。他是想挂钩，但是最后发现这个挂钩对于美国的利益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伤害。那个时候给我一个很强烈的感觉，就是中国越来越强大了。当然后来还有更多的事情，但是我觉得这个对我是影响比较大的。

　　记者：这个节点之前和之后，您的研究领域是怎么变化的？

　　邵永灵：

　　可能就会比较关注这些热点问题。比如到了1995年、1996年就有了波黑内战，看到老百姓流离失所，看到那些领导人很民族主义、很极端的宣传，一个好端端的国家一下子就真的变成那个样子了。那个时候就理解了一个稳定的国家、一个强大的国家对于人民的重要性。后来有一年，我们出访到奥地利，就发现那边有很多的司机，一些相对来说蓝领的都是当年波黑内战跑出来的难民。

邵永灵(右)参加活动

　　记者：您从研究开始到后来在媒体上解读国际关系，第一次在媒体上做节目是什么时候？

　　邵永灵：

　　第一次是在2006年。那时候军事频道开了一个讲课的节目，就是周末开讲。因为之前我在讲课方面大家还是比较认可的，然后单位推荐了我。编导就说，那试试吧。那个时候还比较年轻，才40岁，没有什么名气，没有什么影响力。我当然知道上电视和我在课堂上是不一样的。你得要时刻抓住别人的兴趣点。所以那一阵我就常看10频道，类似于探索发现这种的，看人家怎么设置悬念，怎么把一个可能没有那么有意思的事讲得波澜起伏。

　　还有就是你在电视上出镜了，就涉及到形象问题。所以你还要去看别人在电视上怎么讲课的，你的肢体语言、你的表情、你的语气、你的节奏。我觉得我是准备得很充分，所以我第一次讲的时候，他们就觉得很惊讶，他们完全不相信这是一个新人。

　　记者：准备工作做了多久？

　　邵永灵：

　　我觉得起码有两个月，不打无准备之仗。然后那个节目播出之后，收视率一下子就创了新高，很多观众打电话、写信，觉得这个人讲得不错，讲得很好。后来他们这个节目基本上把我作为一个常驻嘉宾。后来讲的面很宽了，讲过导弹，讲过航母，专门讲过武器，也讲过军事历史，讲过很多。我觉得这对我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生经历。

　　记者：所以对您来讲，评论员和研究都是工作，这两项工作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

　　邵永灵：

　　其实它们是可以相互促进的。我经常打一个比方，我说在电视上讲课就好比是市场经济，在教室里讲课就是计划经济。计划经济就是皇帝女儿不愁嫁，学生必须要听你的课，但是电视上讲课，你讲得稍微有一点点没意思，别人就换频道了。相当于你对这个市场会更敏感，收视率一出来，你就知道你怎么样了。

　　我觉得我在电视上讲课讲得越多，在教室讲课就讲得越好，我会更注重受众的反应，我会站在他的角度，思考他想听什么，哪个东西他会感兴趣，什么样的内容，什么样的安排他会更喜欢。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影响很大。

　　记者：对于您来说，您怎么平衡自己的选择和家庭之间的关系？

　　邵永灵：

　　其实是可以平衡好的。比如要出差，基本上能够当天回的我是从来不会在那边住的。我就会早晨一大早坐车过去，然后中午到，吃个饭稍微休息一下，讲课，讲完课立马就走，一天可能是七八百公里、上千公里，就是那种。

　　我一直是强烈主张女性必须要有自己的事业，有事业我们还要扮演好自己的家庭角色，其实没有什么更多的捷径，就是你要辛苦一些。工作对你来说让你有自我，让你有成就感，忙本身也很重要，忙了你才会忽略掉很多事情，不在乎很多事情，你的格局才会大，你才会大气。

　　记者：您的心态真的非常年轻，其实像很多包括我在内的年轻人，都还是畏首畏尾的，要考虑很多。 

　　邵永灵：

　　年轻就是要用来奋斗的，用来失败的，用来吃苦的。我现在看很多事情，我可能会站在更高的高度上去看，就不会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了。我觉得我现在更能够看到一个东西好的一面。现在你让我去任何一个地方，做任何一个工作，我都觉得很好啊，因为又是一个新的体验，人怎么成长的，就是在经历当中成长的。而成长是一生的事情，不是说我50岁了就不要成长了。

　　记者：您怎么看待自己的军旅生涯？

　　邵永灵：

　　差不多三十年。我还是觉得我挺幸运的，因为在我整个军旅生涯当中，其实是很顺利的，我33岁就评上了副教授，38岁评上了教授，我在40岁的时候就成为博导。在部队需要高学历人才的时候，我恰逢其时。然后在30年的时间里，我基本上做的事情都是我比较喜欢的，无论是我的教学还是研究都是我的兴趣所在。而且我觉得这个工作有特别好的地方，就是你一直要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