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 年“十月革命”爆发，英美日等支持苏俄的反政府力量，并直接出兵干涉国内战争。1919 年 3 月，苏俄为摆脱困境，在莫斯科召开共产国际大会，成立第三国际，决定向西方国家输出革命。苏俄鼓动德国、匈牙利等欧洲国家的民众起义或罢工，旨在钳制和打击西方的反俄势力，但这些起义和罢工基本都被扑灭。共产国际改变策略，将注意力转移到东方国家。1925 年秋，直系督军调整态度，组成联盟，请吴佩孚出任“讨贼联军总司令”，对抗张作霖。鉴于吴佩孚在华中地区重新崛起，并高举反奉张大旗，此时的张作霖因与日本合作而成为苏联的主要敌人，苏联决定联络吴佩孚，共同对抗张作霖。

　　1925 年 8 月苏联驻华使馆武官沃罗宁前往汉口会晤吴佩孚。在交谈中，吴佩孚对张作霖给予了尖锐的抨击，说：“张作霖是中国人民的敌人。如果张作霖在中国掌了权，他会将中国分块出卖给帝国主义。”吴佩孚还表示了对工农运动的同情和对过去镇压工人运动行为的忏悔，已认识到“现在若无社会团体，特别是工会，是无法建立牢固的政权的”，“我重新考虑了这个问题，以后我将不再阻止发展这些团体。”吴佩孚这些谈话无疑让苏方感到满意。

　　不过正在苏联积极促使吴佩孚与冯玉祥合作之时，1925 年 11 月 20 日，冯玉祥与郭松龄签订密约，冯玉祥赞助郭松龄反奉。相反吴佩孚命令部队进攻河南的西北军，与张作霖联合组成“讨赤统一战线”一起对付冯玉祥。吴佩孚此举使中国当时的政治局势大变。

　　由于吴佩孚的变化，苏联不得不与他重新恢复关系。1926 年 3 月 25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作出决议，应该与吴妥协，因为他可能会在军事上主宰华北，加拉罕立即把这一计划付诸实施。为了使冯玉祥的西北军免于彻底垮台，他去信请求吴佩孚率领直系军队与西北军结成联盟，以此挽救西北军。

　　然而吴佩孚在给加拉罕的复信中断然拒绝接受苏联的建议，并直截了当地说，这种建议是要“在中国造成混乱”。吴佩孚不但再三向美国领事哈西斯表明，他不能与冯玉祥握手而且他认为加拉罕的电报不是什么友好的建议，而“实质是一种威胁”，而且还把加拉罕的电报以及他自己的答复都公开登在报上，等于彻底关上了和苏联合作的大门。

　　当吴佩孚一再拒绝苏联人的援助时，从 1925 年 8 月到 1927 年 1 月，吴为争取英国的财政援助和军备供应，却在做着艰苦的努力。可是英国在1926年非但没有出手援助，而且还要承认国民政府。这是因为在1926年，《字林西报》记者索克思受英国有实力的经济集团委托，在上海会见吴佩孚的幕僚孙丹林。英国人的目的是希望吴佩孚抵抗北伐军，英方会尽力给吴军火、款项的支援。

　　但孙丹林属于倾向革命的正派人士，直接告诉索克思：吴佩孚只有特识而无常识，不懂政治，不能容人；善不能用，恶不能远。既没有孙中山革命的气魄，也没有袁世凯奸雄的才具，缺乏领袖素质。英国人听了这话后，决定派人去郑州考察吴佩孚。最后英国人考察结果认为吴的部属一盘散沙，无所作为，前议作罢。

　　1926 年 4 月底，歼灭吴佩孚军队的主力——国民革命军进军湖南，苏联不再争取与吴佩孚合作，全力支持冯玉祥西北军与国民革命军对抗吴佩孚。在苏联大力支持下，以“打倒军阀”为旗号的“北伐”拉开帷幕。吴佩孚“讨伐赤化”的战争也进入高潮。吴佩孚在河北、河南与冯玉祥对抗的同时，在湖北、湖南还与国民党处于激战中。这场战争最终以吴佩孚的失败而告终。而英美最终扶持的另一个代理人，那就是著名的“委员长”了。

　　实事求是说，吴佩孚性格正直清廉、作战勇猛，甚至被认为是民国人品最好的军阀。董必武称：“吴氏做官几十年，有过几省地盘，带过几十万大兵，他没有积蓄，也没有田产，相比于同时军阀腰缠千百万，总算难能可贵。”但好人品不等于能成为合格的政治领袖，光有操守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尤其是在诡谲多变的旧中国，需要有相当的政治应变力和领袖魄力，从这方面来说，吴佩孚的失败无论是对他自己还是民国，都是一个好事。（作者署名：诤闻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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