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8月4日，世界卫生组织器官移植主管官员何塞·努涅斯（右三）、国际器官移植协会现任主任南茜·阿舍教授（右二），在云南省人体器官捐献纪念园向器官捐献者纪念碑敬献鲜花。（资料图片）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右二）在第71届世界卫生大会“器官移植服务的全民覆盖”边会致辞后，与前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左二）亲切交流，并用中文向黄洁夫道谢说“感谢中国”。　　刘 佳摄

黄洁夫，前卫生部副部长，现任中国国家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理事长。记者见到黄洁夫时，已经72岁的他，依然神采奕奕。

从2016年至今，黄洁夫率领国内专家团队，多次参加相关国际论坛和峰会，向国际社会宣讲中国器官捐献与移植改革成就并驳斥有关谣言。今年7月1日-7月5日，第27届国际器官移植大会在西班牙马德里召开，这将是黄洁夫第7次代表中国，在权威的国际组织舞台上，发出中国声音。

近年来，中国的器官捐献与移植工作得到包括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世界器官移植协会、伊斯坦布尔宣言监管组织、教皇科学院在内的国际社会的一致赞赏和高度认可。

而这距离黄洁夫在2014年12月3日代表中国政府宣布全面停止死囚器官使用、以公民逝世后自愿无偿捐献为唯一合法来源，过去仅仅不到4年。

让世界了解中国模式

5月24日，瑞士日内瓦万国宫，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在第71届世界卫生大会“器官移植服务的全民覆盖”边会致辞后，走到黄洁夫面前，用中文对他说：“感谢中国。”

会上，国际器官移植协会前任主席菲利普·奥康奈尔也认为，中国器官移植数据和有关工作情况的透明度大幅增加，使得一些邪教组织制造的“活摘”谣言不攻自破。

这已不是黄洁夫第一次听到国际卫生领域专家对中国器官移植工作的赞赏。

今年3月，联合国与梵蒂冈教皇科学院共同发布了《梵蒂冈教皇科学院践行伦理道德会议宣言》（下称《宣言》）。在第四部分，《宣言》用整章介绍了监管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的“中国模式”，并认为中国取得的成果“标志着一个‘器官捐献与移植的新时代’已经诞生”。

而这份重量级褒奖，也与黄洁夫等中国专家团队的努力密不可分。

2017年2月，黄洁夫受邀参加梵蒂冈教皇科学院举办的“反对器官贩卖全球峰会”，全面系统介绍了中国在打击器官买卖和规范器官捐献与管理方面的经验做法，严正驳斥了个别参会人员提出的“活摘”谣言，得到与会代表的尊重和好评。

“在晚宴上，各国代表都来跟我合影，很多人都成了我的好朋友。”黄洁夫笑着对记者说。

会后，在给黄洁夫的信中，教皇更是称赞中国的器官捐献移植体系是“世界上最好的体系”，表示自己“最想访问的国家是中国”，这封信后来也被黄洁夫转交给了外交部门。

在黄洁夫看来，要讲好器官捐献移植的中国故事，一方面是中国专家“走出去”，另一方面也要把世界同仁“请进来”。

2017年8月，在昆明举办的2017中国器官移植大会邀请多位国外权威专家参会，其中就有梵蒂冈教皇科学院院长马塞洛·索龙多。

“他（索龙多）是坐着轮椅来的，来中国后特别感动，特别是看到我们不仅有捐献者陵园、有庞大的志愿者队伍，而且还配备直升机来运送器官供体，他对中国有了全新的认识。”黄洁夫对记者说，“当参观到利玛窦墓地时，索龙多也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热泪。”

从不被了解、不被理解，到如今成为世界瞩目的全新模式，中国的器官捐献移植事业不仅已经走上世界舞台，同时也正在走向舞台的中心。黄洁夫说，如果我们能将器官捐献工作进一步推进，2020年中国就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第一器官移植大国，在数量和质量上引领世界先进水平。

平凡故事里的中国温度

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夺走了果果（化名）13岁的生命，也让果爸果妈的人生瞬间失去了色彩。但他们却选择以捐献器官的方式，让女儿的生命得以延续。果果走的那一天，她也同时挽救了5个人的生命。

5月12日，央视一套播出的《朗读者·想念》节目中，果果一家这段感人至深的器官捐献故事，打动了无数观众。

数据显示，中国大陆地区2015年全年有2766人志愿捐献器官，2016年有4080人，2017年达到了5148人。虽然器官捐献的人数不断增加，但是器官移植的缺口依然很大。据了解，中国每年有近30万人需要进行器官移植，而供体器官大概每年仅有1.6万例左右。

在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是一段撕心裂肺伴随着涅槃重生的故事。而在1∶30的供需背景下，这些“先行者”的故事则显得更有意义。

常有人担心，中国传统思想会成为器官捐献的障碍，但黄洁夫认为这种担心是缺少“文化自信心”。在他看来，中国人虽有“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弃之不孝”的老话，但救人是大孝，何况我们也有“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的说法，中华文化中始终存在奉献与感恩的基因。

对于器官捐献者与受者，国际上通行的规则是“双盲原则”，彼此互不知晓信息。但这无法阻挡受赠者传递爱心、回馈社会的热情。

一位做过双肺移植手术的无锡姑娘这样写道：

“对于捐献者的信息，我并不知晓多少，只知道那是一个比我年轻的小伙子。得知消息的那一刻，我的心中满是对他和他家人的感激和崇敬之情。我必须要努力，努力地活在这个世界上，不仅为我，也为他。我和病友们交流过，大家普遍都有强烈的意愿，以后若有不测，救治无望，我们也愿意把我们能够捐献的器官捐出去。亲爱的弟弟，我想活得更久一点，带你去看更美的世界。姐姐定不失约。”

前景光明  任重道远

虽然中国器官捐献与移植领域的改革，在短时期内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同时也应看到，目前仍存在一些亟待解决和规范的问题。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心血管病医院成人外科中心宋云虎主任从一线专业人员的视角出发，认为当前制约心脏移植发展的因素主要是两个：一是中国缺乏心脏移植的医生和医院，如去年中国才进行368例心脏移植手术，造成器官供体的浪费；二是心脏移植的技术本身发展到了一个平台期，受者的长期生存率仍然没能有新的突破。

宋云虎用数据指出，中国心脏移植术后的院内存活率与国际心肺移植协会（ISHLT）数据基本持平，而像阜外医院这种单中心的心脏移植受者中长期存活率，则要高于全球同期10多个百分点。中国与国际的主要差距，集中于基础研究领域和新药开发上。

黄洁夫则从器官的捐献、获取与分配、移植医疗、注册登记、监管等五大体系，论述了当前存在的一些问题。

比如因缺少合格的医院和医生而造成的器官浪费。“我们一方面是器官短缺，但另一方面也存在一些浪费现象。因为缺少医生，缺少有资质的的移植医院。”黄洁夫说。

又如器官移植后注册登记体系的散乱。据介绍，目前登记体系主要靠药厂支持建立，黄洁夫认为应该由相关国家部门统一管起来。

黄洁夫也谈到了立法监管的滞后问题。2007年制定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距今已逾10年，与最新的现实已有脱节之处。黄洁夫建议协调相关执法部门尽快修订“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条例”，加大对违法违规的医院医生的惩处力度，对因官僚主义、不作为导致的浪费器官供体现象严肃追责。

最后，黄洁夫呼吁将器官移植纳入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报销范围。他认为，尽管目前器官移植费用较高，但毕竟关乎生死，应当由国家承担一部分，尽量平等地施予每一个人。况且比起肾透析等长期治疗手段，肾移植的花费反而更少。

体制机制需要理顺，但根本还是提高全社会的器官捐献意识，形成良好风气。黄洁夫算了一笔账：“一位捐献者的不同器官，通常可以满足3位受者的需求。我们每年在ICU死亡的人数是600万，其中每1000个在重症病房去世的人中，只要有2个人捐，就可以满足中国人在器官方面的需要。”

器官捐献事业需要全社会的响应。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主办的“施予受”网站，连同中国红十字会下属的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网站，两者数字相加后表明，中国官方登记的器官捐献志愿者人数已有40万。但志愿者毕竟还不等同于捐献者，黄洁夫认为，全社会对器官捐献事业的了解仍然不够，志愿者队伍应该继续增加，“中国有13亿人，我们的志愿者人数应该超过1亿才对。”他说。（本报记者 韩维正 张一琪）

原标题：讲述“生命礼物”的中国故事

《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18年07月02日   第 05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