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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艺术

文 | 祝勇

一

中国最早的鼎，出现在夏代。

李泽厚说：“传说中的夏铸九鼎，大概是打开青铜时代第一页的标记。”

关于大禹，人们都知道他治水的故事。许多人并不知道，大禹还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朝的创始人、九鼎的铸造者。正是因为有了那九只大青铜鼎，华夏文明的眉目才清晰起来。

夏朝建立的年代，大约为公元前2200年前后。华夏五千年文明史，也大约从那时算起的。

治水成功，他就把天下分为“九州”，分别是：豫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梁州、雍州、冀州、兖州。那应该是我们国家最早的行政版图。之后，大禹主持铸造了九只巨大的青铜鼎，把各地方国的动物图像都绘制在上面，各地方国的金属也包含其中。精美绝伦、形体巨大的青铜九鼎，使抽象的权力第一次通过具象的物质形式得以确认。

二

九鼎不仅是艺术品，更是大禹“晒”权力的最主要的工具。权力是需要展示的，没有九鼎，大禹这位肌肉男的扩胸运动就只能是孤芳自赏、自娱自乐。

中国的青铜器，一出场就成了“国家艺术”，成了国家力量的象征。这不仅因为青铜器象征着财富，更因为它本身就是财富。科学家用摄谱仪对二里头青铜爵进行成分分析，发现其中92%是红铜，7%是锡。这两样金属，在当时无疑是贵金属。夏商时代，数以千计、万计的奴隶，分散在深山荒野，寻找着铜锡矿藏。甚至有学者分析，“这或许是导致夏、商都城频繁迁移的原因之一”。

在那个时代，一座都城可以没有壮阔的宫殿，却不能没有华丽的鼎，因为它已经成为王朝正统性的象征。有人用“纪念碑性”（monumentality）来指明了鼎的重大意义：一方面，它具有内在的纪念性和礼仪功能；另一方面，它通过青铜的坚硬质感，克服权力的易碎性，使它得以永垂不朽。

但是，商朝并没有像他们希望的那样永垂不朽。这个王朝在第30代商王帝辛（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商纣王）的淫乱中，土崩瓦解了。纣王宠爱妲己，让一个名叫涓的乐师专门为她制造淫乱之声，整日沉浸在“北里之舞，靡靡之乐”中。他最重要的发明，是招来大批戏乐，“以酒为池，以肉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

在纣王充满快感的叫声中，周武王率领着他的军队从西北高原上俯冲下来，沿着黄河一路高歌，杀进了殷都。直到这时，纣王才意识到自己的末日来临了，于是仓皇登上鹿台，穿上他的宝玉衣，纵身跳进火里，自焚而死。周武王手起刀落，砍下他的头，挂在太白旗杆上，任那颗曾经不可一世的头颅在风中摇来荡去。

纷乱的大火中，华美的殷都碎成一堆闪烁不定的光，又变成一股黑色的渣滓，升到天空中，不见了踪影，剩下一堆黑糊糊的焦炭，夹杂着变色的青铜器，在漫长的岁月中被尘沙所掩盖，仿佛一只巨大的沉船，在河岸边的淤泥里越陷越深，成为一座地下废墟。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考古学家们手攥洛阳铲一点一点把它挖出来，于是，后来的中学历史课本上有了一个耳熟能详的名字——殷墟。

三

我的朋友、专攻故宫史的日本学者野岛刚说过，他不喜欢中国的青铜器，因为它沉闷、阴森，甚至有些狰狞。他不理解为什么古代中国人会制造这样的器物。

他或许并不知道，放回到几千年前，青铜器原本并不是“青”色，而是熟铜般的颜色，在黄河与黄土之上，发出一种灿烂的金黄。这种颜色不是镀上去的，而是铜锡合金本来的颜色。因此，古人将青铜称作“金”，青铜器上的铭文，也通称“金文”。只是因为在岁月中沉积得太久了，它才变成我们熟悉的青绿色。

那不是那些器皿的本色，而是岁月的颜色。岁月，也是有颜色的。岁月的颜色，就是青苔的颜色。因此，它们表面的铜绿斑驳，是岁月强加给它们的。

我们可以想象九鼎新鲜出炉时的样子——粗重敦实的形体上，布满了精细的花纹。它们被一字排开，分列在庙堂之上，阳光穿过廊柱，有如今天舞台上的追光，从侧面打上去，凸显出它们的花纹，幽幽地反射着金灿灿的光。

我注意到一件事，在自然界中，并没有金色。我们说金色的秋天、金色的阳光，都不过是一种比喻，那不是真正的金色。中国传统的“五色”（青、黄、赤、白、黑），也没有金色。真正的金色是人造出来的，它不是自然界颜色中的任何一种，却能够压倒所有的颜色，独占鳌头。就像一个人，原本是人群中的一分子，但他成了王，就不再是人，或者，不再是一个普通的人。人与王，永远有着本质的区别。就像夏王大禹，人们始终不愿意拿他当人看，而是把他当作了神——能够战胜洪水的，一定是神。他因治水而伤了脚，走路一瘸一拐，这样的“禹步”，被一代一代的巫师所效仿，成为他们最具职业标志的步态。

应当承认，金色是一种迷人的颜色，也是最能烘托出权力的富贵和威严的颜色。它令人肃然起敬，又目眩神迷。金色，充满魅惑，人的欲望，很大程度上就是由这种颜色诱发的。

四

商朝灭亡后，从夏朝流传而来的九鼎，就像漂流瓶一样，漂流到了周朝，由商朝的最后一个首都——殷，搬运到周朝崭新的都城——洛邑，安顿在成周城的明堂当中，用以震慑天下。

张光直说：“王权的政治权力来自对九鼎的象征性的独占，也就是来自对中国古代艺术的独占。所以改朝换代之际，不但有政治权力的转移，而且有中国古代艺术品精华的转移。”因此，夏商周三代都城的漂移路线，同时也是九鼎的搬运路线。

四百年后，公元前606年，一位雄心勃勃的楚王挥师挺进到东周都城洛邑附近。此时的周朝，早已天下大乱，皇权出现功能性萎缩，周王已成傀儡，再也无力展示自己的肌肉。于是，那些不忠不孝的诸侯们，就像惦记父亲的存折一样惦记起九鼎。有一天，兵临洛阳郊区的楚王，向周王派来的那个名叫王孙满的使臣打听鼎的下落，问道：九鼎到底是大是小，是轻是重？王孙满的回答给了楚王一个大窝脖儿：再怎么论，你也与九鼎攀不上关系。

王孙满当时的回答，后来被史料一遍遍地书写过。他说：

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两，莫能逢之。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

桀有昏德，鼎迁于商，载祀六百。商纣暴虐，鼎迁于周。

德之休明，虽小，重也。其奸回昏乱，虽大，轻也，天祚明德，有所厎止，成王定鼎于郏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

王孙满告诉楚王，鼎身上铸出的那些动物纹样，不仅仅是为了好看，更是用来沟通天地神祗的灵物。它们张嘴的地方，风就从那里产生，巫师升天，也全靠它。因此，九鼎并不仅仅是用来显示政治权威的礼器，更是一种神器。只有在有德的君主面前，它才灵验。夏朝不灵了，它就来到了商朝；商朝气数尽了，它又来到周朝。如果君王德行兼备，那么鼎即使再小，它的分量也是重的；反之，鼎再大，它也是轻飘飘的。此刻，周王就把九鼎放在郏鄏，占卜已经预言，这只鼎可以传三十代，享七百年，这是上天的意志，是“天命”。周朝的德行虽然衰弱了，但是天命谁也篡改不了。所以，这九鼎，您还是别惦记了。

《左传》里的这段文字，不仅描述了九鼎的外貌，更让我们知道，在当时的观念中，万物之灵，都附着在鼎上，使这些鼎拥有了超自然的色彩。大禹创建夏朝，不仅依赖政治上的强势，更是“天命”所归。

后来的帝王从这一事件中得到启示，无不把自己描绘成“天命”的代表者。唯有如此，他的权力才会变得无可争议。而九鼎，无疑就成了对“天命”的证明。于是，九鼎的意义，从此出现了戏剧性的倒置，它不再是作为历史事件的结局而出现，而是成为天下诸侯得到王权的一个先验性的条件。

公元前290年，秦相张仪向秦惠王的建议再次证明了这一点。他主张攻打新城、宜阳，以威震周室，周皇室惊慌之下，必然会将九鼎出让给秦国，以求自保。拥有了九鼎，依照版图和户籍，挟持天子来号令天下，天下就没有敢不听从的，秦王的霸业，可大功告成。

周朝灭亡后，九鼎下落不明。公元前219年，扫灭六国的秦始皇在东巡归来途中，在彭城听说九鼎又在大河中神奇地出现了，立刻乐开了花，派数千人脱了裤子下河寻找。就在他们用绳子即将把九鼎拉上来的时候，天空中突然飞来一条苍龙，一口咬断了绳子，九鼎又重重地摔入水中，溅起一朵朵巨大的蘑菇云，很久以后，它们荡起的巨大波纹才慢慢平复。

《资治通鉴》对这一事件的记载是：秦始皇东巡归来，过彭城，“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没水求之，弗得”。

因治水成功而铸造的九鼎，自夏至周、在人间存在了两千多年之后，又回归了江河，再未进入世人的视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