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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节延华

这是个普普通通的下午。我刚到办公室坐定，手机响了。

屏幕上显示的是广州电话，但号码却是陌生的。而且电话中的女声也是陌生的：“节兄吗？”

记忆中这样称呼我的朋友不多。我犹豫了一下，回答道：“是我。你——”

“真笨。我，你都听不出来了？我是建军呀。”

“建军？哪个建军？”这不能全怪我笨，中国人的名字太容易重复，叫建军的少说也有十万八万的。况且建军这两个字拿来做人的名字，男女皆宜。

“哈哈，看来节兄身边的女建军还真不会少。”电话传来一阵笑声，然后是不依不饶：“竟然连我都不记得了！告诉你吧，桂林，朱建军！”

“红披风！”我不禁脱口而出。“你什么时候来广州的？”

“来广州，3年多了吧。”她电话里回答。

“都3年多了才和我联系，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这回轮到该我不依不饶了。“你怎么找到我的手机号的？”

“说来话长。”她说：“这样吧，现在不罗嗦了，6点钟我到政治部门口接你，请你吃饭。别忘了，6点。”说罢，“叭”的一声电话挂了。

这个人！其实我们之间的关系，远没到她可随意支使我的程度。正如她电话里讲的，说来话长，不是3年多，而是15年了。15年前我们相识，仅3天的时间，但是，她，特别是她的那件红披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88年3月，解放军文艺社和河南《奔流》编辑部的几位同志到桂林采风，我代表军区文化部从广州专程赶到桂林去陪同。

我到的第二天，日程安排是乘船去阳朔，游漓江。头一天晚上准备休息了，负责接待的集团军任干事对我说：“明天去阳朔，要多一个人。”我问：“什么人？”任干事说：“师医院一位医生。女的。”我说：“行吧。但你要她一定给单位请假。”我想，反正是去玩的，多一个少一个没什么关系。

三月桂林的清晨，江面上弥漫着一层层似烟非烟似雾非雾、似有非有若有若无的细纱般的雨丝儿，使得湿润的空气中充满了一种甜甜的滋味，也给本就奇妙无比的远山近水，更增添了一种童话般的意境。由于是枯水季节，从岸顶到码头要走一段长长的台阶。上了船再回头一看，宽宽的江岸全被绿茵覆盖了，而且这绿无限地扩展着，然后与碧沏的江水相接，完全融为了一体，让你恍若置身于一幅绿色的画屏之中，分不清哪里是岸，哪里是江了。

“到时间了，为什么还不开船？！”我听到船上有人大声喊叫，看一下表，开船时间已经过了。这时我看到任干事正在和船长说着什么，我走过去问他是不是出什么事了，他说：“没事，朱医生还没到，我叫他们再等几分钟。”我没再说什么，但心里不禁埋怨起他来：“这不是多事吗？！”就在这时，我突然看到远处的岸上一辆吉普车疾驶而到，剌耳的刹车声离那么远却听得一清二楚。随即从车上跳出一个人来，不，是闪现出一个红点。这红点顺江堤上的台阶飘然而下，越来越近，也越来越大，在无际的绿的背景下，仿佛是一面鲜红的旗帜在飞扬。不知什么时候开始，也不知是谁带的头，整个船上爆发出一阵持久而热烈的掌声……

这就是建军给我的第一印象。说实话，对这第一印象，开始我是有些看法的。军人外出着装，条令条例上有严格规定，像她这样，军装外边加一件红披风，不伦不类嘛。碍着面子，任干事向我介绍她时，我还是热情地和她握了握手，并“表示欢迎”。不过，我得承认，面前这位年轻漂亮的女军官，的确是有几分光彩照人。

游船在江面上滑动，两岸的景色忽明忽暗，时隐时现，神秘中透着神奇，令第一次游漓江的朋友们惊叹不已。不久，有一位自称是四川省团委的同志来邀请我们上船顶跳舞。说是邀请大家，其实我明白，是我们沾了建军的光。上到船顶，才发现这里有一个50来平方的地方，边上放了一个录音机，有两对正在翩翩起舞。他们是四川省团委组织的各大专院校的团委书记参观团。不用说，跳舞几乎是他们每个人的强项。自我们上来以后，建军就再也没有闲过，一曲刚起便同时会有几位团委书记们向她发出邀请，真可谓是争先恐后了。平时我不跳舞，也很少看别人跳舞，今天算是开了眼界。中间有一曲“快三”，《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其他人都停了下来，场上只剩下建军一对。只见建军柔软的身姿随着音乐的节奏迅速旋转着，红披风在她肩后飘飘荡荡，划出一个鲜红鲜红的圆，仿佛在烟雨漓江的画屏上又增添了光彩夺目的一笔……

如果说建军的红披风给我留下的是第一印象，那么，她与红披风一起飞旋的身景，是我脑海里15年都挥之不去的最深记忆。后来的两天，我们在桂林市内的景点参观，建军一直陪同。建军不仅人长得漂亮，而且性格热情大方，说话办事十分得体，能感觉出她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和具备较高的个人素质。由于她的加入，使我们这个临时小集体更加充满了快乐与活力。同时，相处的时间长了，使我对她的家庭及工作也多了一些了解。

建军是地地道道在军营里长大的军队的女儿。父亲50年代初期参军，曾被派往前苏联军事学院进修，1956年回国后在南京炮校任教员。1962年的“八一”建军节那天，父亲和母亲在南京结婚，母亲当时是南京市小学教师。为了纪念这一天，1965年，他们的第一个女儿出世后，取名叫建军。后来全家随父亲的调动搬到了武汉。建军从小聪颖灵慧，喜歌爱舞。特别是古筝，她9岁开学习，多次在省、市少儿比赛中获奖。12岁那年，部队文工团要特招她入伍，父亲没有同意，说，没有文化，到了部队只会蹦蹦跳跳，算什么兵。所以直到16岁，她高中毕业了，父亲才松口，说，现在你可以去当兵了，不过，要当就当个真正的兵。为了当个“真正的兵”，她一入伍就到了部队最基层的医训队，3年后才考上了原武汉军区军医学校，专业是药剂。毕业那年正逢武汉军区撤销，她被分到了广州军区属下野战部队的医院当了药剂师。虽然不用拿枪杠炮，但也基本上遂了父亲的心愿。因为这是野战军的师医院，按父亲的说法，当兵没在野战军基层摔打过，就难成为一名真正的军人。当时父亲已是副军职领导，对她的分配去向，具有说一不二的权威性……

尽管前后总共才3天的时间，建军完全融入了我们这个临时集体，成为了我们中间最重要在一个成员，有位朋友开玩笑说：“咱们中间少了谁都可以，就不能少建军。”以至分手时，大家对她都有一种依依不舍之情了。“你将和桂林山水一起，给我们留下永远美好的回忆。”这是北京一位著名文学评论家上飞机前送给建军的一句赠言。显然，这句赠言代表的是大家共同的心声……

15年前，仅此而已。15年间，没有任何联系。15年后的今天，却意外地接到了她的电话——

下班时，手头的事耽搁一会，等我走出政治部大门，已经过了建军约定的时间。尽管15年对一个从20出头过渡到快40岁的女人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重要得近似残酷，但我还是第一眼认出了她。当年的“红披风”的形象，荡然无存，面前是一位身体明显开始发福的中年女性，深色的T恤，显得随意但不失庄重，一袭拽地白底蓝花长裙，显得有些传统但又不落俗套，只是那依然的齐耳短发，还能找到些许曾经的军人痕迹。

本来是她请我吃饭，像诸如“去哪吃，吃什么”的客气话却一句也没有，径直把我拉到珠江边的一个食府一条街。这地方我倒也熟悉。不久前一位刚从欧洲考察回来的朋友在这里请我吃饭时对我说，珠江两岸的风光，特别是夜景，可以和法国巴黎的塞纳河媲美。作为一个广州人，没有比这更让人自豪的了。也许正因为如此，临江的食街，生意一直很旺。每到傍晚，这里便食客云集，若不提前预约留座，常常要等上半个小时才能找到座位。建军一定是提前打了电话的，我们刚停好车，咨客便上来主动把我们引到紧挨江边的一个小桌。落座后，我先就她的车发起了感慨：

“来广州才三年多就开上了私家车，广州对你不薄嘛。”

“一部破本田二手车，已经快开10万公里了。”她不屑地说。“你不知道，我过去可是开宝马、大奔的人。”

到底是过了15年了，口气这么大，我不禁将信将疑起来：对面坐的还是当年在漓江上把红披风舞成一团火的女孩子吗？

这顿饭，吃了两个多小时，但吃了什么，我没留下太多的印象，连美丽的珠江夜景，也没去多看几眼。吸引着我并感动了我的是她15年的经历。

她这15年可以简单地分为三个阶段：转业前在181医院工作6年，转业后在南宁从商6年，最后这3年在广州二次创业。

就在15年前我们匆匆相识又匆匆分手不久，她从师医院调到181桂林驻军中心医院。刚上班没几天，母亲突然病故。她是家中四姐弟中的老大，当时大妹大学还没毕业，弟弟刚刚入伍，小妹还在读中学。母亲突然走了，她觉得家里的天瞬间塌了一半。好在父亲还在，很多事情还用不着她这个当大姐的操心。更不幸的是两年后，父亲又得了绝症，于1990年底也走了。

父亲去世时，她已经25岁。之前的几年就有人说追求她的人成排成连，这确实是夸张，但也说明不是一个两个。正当她为选择而左右为难时，一个人走进了她的视线，并闯进了她的生活。

他本是父亲所在部队机关警卫排的战士，父亲生病后，组织上安排他做父亲的公务员。父亲在武汉、北京等地的医院住了一年多，他日日夜夜的服侍、陪伴，直到最后把父亲送走。父亲去世半年后他们结婚了，第二年，女儿出生，新的生活慢慢抚平了由于父母去世在心灵上留下的伤痛。

1994年，她转业到了南宁。当时中越边界贸易如火如荼，她毅然下海做起了生意，而且，机遇一个接一个，真可谓是财源滚滚。也许因为太年轻，也许因为钱来得太容易，她犯了一个所有失败者都会犯的错误，落得一个所有失败者的同样下场。由于一次的决策失误而被骗，几乎是一夜之间，所有的财富化为了乌有。为了抵债，最后她卖掉了南宁、桂林的几处房产和三台高级轿车。连女儿都被她送回了武汉大妹的家里。她已经绝望了。

正在她走投无路之际，原在181医院时的两位战友，打电话邀请她到广州来玩几天。其中一位在广州某卫生部门任处长。那是2000年的5月。

她说她当时就只为了来广州散散心，没想到广州给她留下了特别好的印象。她发现这里的人们工作、生活节奏很快，人和人的关系相对比较简单。这很适合自己发展。所以，在战友家住了一段时间后，她便决定留下来不走了。

两位战友对她的决定非常支持，并建议她做回她的老本行。在他们的帮助下，她先到广州医学院举办的全科医生班学习了一年。2001年7月正式毕业。这个全科医生班，本就是政府为社区卫生服务培养骨干的，拿到资格证书后，经过社会调查，她决定竞标天河区沙东街卫生服务站，并一举成功。

本来是久别重逢，该是一次轻松愉快的聚会，可话题好像一直都很沉重，直到她讲起沙东街卫生服务站时，脸上才重现我记忆中“红披风”的那飞扬的神采。可是，我却毫无共鸣，因为关于全科医生和社区卫生服务这一类的事情，和我这个长期在部队机关工作的人，没有任何关系，我也从来闻所未闻。

她这时像是老师给学生上课般认真，又像是学生在老师面前背书一般流利地这么给我介绍：全科医生是一个面向社区与家庭，整合临床医学、预防医学、康复医学以及相关人文社会科学于一体，以人为中心，以整体健康促进为方向，以保护和促进社区人群健康为目标的一门新型综合性医学专科。社区卫生服务是社区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政府领导、社区参与、上级卫生机构指导下，以基层卫生机构为主体，全科医生为骨干，合理使用社区资源和适宜技术，以人的健康为中心、家庭为单位、社区为范围、需求为导向，以妇女、儿童、老人、慢性病人、残疾人为重点，以解决社区主要问题、满足基本卫生服务需求为目的，融预防、医疗、保健、康复、健康教育、计划生育技术指导等为一体的，有效、经济、方便、综合、连续的基层卫生服务……

一个人对一项自己喜爱的工作熟悉到这种程度，我看要干好是不成问题的了。她却说，没那么简单，熟悉业务又有全科医生的资格证书，仅是她竞标成功的有利条件，但要把卫生服务站办好，让社区服务对象、街道办事处和上级卫生主管部门都满意，是有很多艰苦的工作要做的。

在签订合同后的当晚，她便飞回广西，把在绝望的时候都没有舍得出手的一部几乎还是全新的凌志轿车便宜处理掉，把所得的三十多万元全部投进了卫生服务站。两年来，她几乎为此付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管不了孩子管不了家，没有节假日没有星期天。特别是前段非典最严重的时候，多少个日日夜夜，她不敢离开半步，困了就躺沙发上迷糊一阵子，饿了就在门口买份盒饭打发了。就这样，在沙东街办事处和天河区卫生局领导与同志们的关心帮助下，卫生服务站的工作一步一个台阶。目前，全站包括全科医生、专业护士在内的工作人员，共15人，使服务工作达到了一定的规模和档次。一面面社区群众登门送来的大红的锦旗，是她所倾注的心血的结晶；“天河区社区卫生服务先进单位”的荣誉，是上级主管部门对她的工作的充分肯定。

说到这里她长长地舒了一口气，道：“现在你该理解为什么三年多没有和你联系了吧？”我点点了头，也确实深深地被她的“不容易”所打动，并确信她是把卫生服务站当做一项事业去干的。我沉思片刻，问道：

“说了这么半天了，你还没有回答电话中我的问题呀？”

“你是问我怎么知道你的手机号码的吧？这个问题很简单，是天河区卫生局一位领导告诉我的。”她说。“就在前天，他到服务站检查工作，一个偶然的话题让我知道了他是政治部转业的，便向他打听你，他说和你是老朋友了，并当即把你的电话写给了我。这两年还真多亏他和局里几位领导的关照呢。”

“我知道了。是老刘。”我说。“何止是老朋友，楼上楼下住了好多年呢。老刘当年在政治部机关是出了名的好人啊。”

“说来真是幸运，来广州三年多，尽让我碰到好人。来，为天下所有的好人干杯。”她说着举起了手中的玻璃酒杯，杯中微微荡漾的葡萄酒以珠江岸边远远近近的霓虹灯为背景，与她脸上泛起的淡淡红晕交相辉映，使我不禁又想起当年在漓江上第一次见到她时的情景。这时，我也把杯举起，说：

“干杯。也为我们15年后的重逢。”两只杯子在空中轻轻的一次零距离接触，我耳边随即响起一声悦耳的和鸣……

节延华，1969年2月，河南省上蔡县入伍，历任战士、班长、排长、副政治指导员、干事等职，同时坚持业余诗歌和小说创作。1981年12月调入原广州军区政治部任专业文学创作员，2009年4月于军区政治部文艺创作室副主任任上退休。期间有五百多万字小说、报告文学、纪实文学作品出版。长篇小说《河湾旧事》《绿颜色》，长篇纪实文学《逝水沧桑》《1927—国共最初的较量》《驻军香港十年》(合作)《澳门驻军十年》(合作)；长篇电视剧《广州起义》(合作)及报告文学集《绿道》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