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驻美国特约记者 王亦迪 环球时报特约记者 陶短房 环球时报记者 张妮】第60届格莱美颁奖典礼前不久在纽约落幕，并无华人获奖。不过，与奥斯卡等奖项相比，历史上华裔音乐人获格莱美奖的人数并不算少。未来，中国音乐与格莱美将产生怎样的碰撞与交集？

　　格莱美奖始于1959年，由美国国家录音艺术科学院评选颁发，旨在表彰过去一年成就出众的音乐艺术家。“专业评选、闭门选拔”的方式使其更具权威性。格莱美奖覆盖传统与流行音乐，分类详细，每届总奖项突破一百大关，且兼顾词曲作者、音乐家、专辑制作人、美工等。可以说，凡和现代音乐产业有关者都能“均沾”，因此受到广泛重视。

　　最早且获格莱美奖最多的华裔是出生在法国的华裔大提琴家马友友，他于1985年获格莱美最佳古典乐器独奏奖，此后斩获16个格莱美奖，最近一次是2017年与丝绸之路乐队合作，凭借“歌咏乡愁”(《Sing Me Home》)获格莱美最佳世界音乐专辑这个大奖项，该专辑运用了大量中国民乐和民间乐器元素。1989年，电影《末代皇帝》原声音乐获格莱美最佳视觉媒体原声音乐奖。2002年，音乐家谭盾凭借《卧虎藏龙》的配乐获格莱美最佳视觉媒体原声音乐奖。2010年，音乐人吴彤及其“丝绸之路”乐队和马友友一起，凭《快乐》获格莱美最佳古典跨界专辑奖。2011年，美籍华裔音乐家田志仁的《Calling All Dawns》获格莱美最佳古典跨界专辑奖。

　　与奥斯卡等大奖相比，获格莱美奖的中国音乐人算是偏多的。有分析认为，一个原因是，一部成功影片的背后是成熟的电影制作经验和市场运作模式，二者在中国还处于起步阶段。而格莱美奖考察的是艺术家作品的质量、内涵及个人的艺术修养，与市场化运作无太大关系。

　　在获格莱美奖及提名的华人中，有一位音乐家很具代表性。2009年，原籍汕头、旅居加拿大的著名古筝演奏家、作曲家李炜以《赤壁怀古》获第51届格莱美奖最佳器乐独奏奖提名，成为第一位凭借中国传统民族乐器古筝获格莱美提名的中国人。李炜日前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民族乐器在世界关注的平台亮相并得到承认，对推广和宣传中国民族乐器有一定积极影响。“就像中国地方的一个小工艺品在央视春晚亮相，一下子就让全国十几亿人都知道了，是个好事。”在他看来，世界上认为中国最可贵的东西，就是最本土的东西，最“土”的东西最值钱。不过，“中国音乐的好坏还应该中国人说了算，不是外国人说了算。”

　　上世纪80年代，李炜率先将古筝“通俗化”，用古筝弹奏当时的流行歌曲如《哭砂》等，并推出大量专辑，让老百姓认识、喜欢上古筝，点燃古筝在中国繁荣发展的第一把火。但他认为，古筝等中国民族乐器要成为像钢琴一样的世界音乐有点难。“民族乐器可以跟西方某些乐器结合，创作一些新作品，既有民族乐器的特点，又有其他乐器的特点，组成一种新的语言，给人类贡献一种新的口味。”李炜表示，格莱美的“世界音乐专辑”奖就是古典与现代、民族与世界音乐的多元结合。“我估计世界音乐以后可能有较大发展空间。因为大家玩到现在，古典音乐、传统音乐都玩腻了，而且现在世界都通了，交流比以前更容易。有本土特点的东西慢慢在淡化、在削弱。世界各国的民族音乐很丰富，如何相互融合是一个新课题，也许未来会出现一种新的音乐思维方式，或者新的音乐理论体系。”

　　谈到中国音乐家与外国音乐家的差异，李炜表示，外国音乐家更多是玩的心态。比如欧洲很多街头艺术家其实是高手，他们在公园、地铁里即兴演奏，把音乐跟生活结合在一起。“这是最高端的感觉。”相对来说，国内音乐家会比较看重演出场地和观众层次。“国家一级演奏家会到大街上拉琴吗？到普通少年宫演出，他可能都要考虑考虑。”

　　至于古筝等民族乐器的传承，李炜认为，“现在最重要的不是传统，而是正统。传统留下来的有些东西过时了，不可用的东西要消灭掉。但中国传统乐器领域可能会出现一些‘江湖骗子’，如果把错的东西混进来变成主流，对民族文化的影响是灭亡式的。”李炜认为，国家应出台相应机制，对传统乐器培训等进行严格监管和规范，并推出相关标准化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