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诞辰90周年之际，翻看人民空军早期历史书籍与文章，彭真、刘亚楼、伍修权、吴溉之、朱瑞、薛少卿、常乾坤、王弼等领导人跃然纸上。今天我们发表4位空军老前辈及1位专家讲话或回忆文章，反映人民空军早期真实、有价值的历史，以此来纪念建军节。
周千(根据公开文章整理)
在陆军基础上建设空军
空军首任司令员刘亚楼在空军正式成立后，就以什么原则建设空军和怎样建设空军撰文，他告诫空军官兵说：
中国人民军队，在二十几年来的革命战争中，是在没有空军配合的条件下，取得了伟大胜利的。主要是靠陆军而且基本上是靠步兵作战，我们战胜了国内外的装备优势于我军的敌人。我们的志愿军又在朝鲜沉重地打击了号称装备最好的美帝国主义军队。这二十几年的战争经验说明了步兵始终是主要的兵种，正因为我们在这个主要的方面是优越的，所以我们虽然还缺乏其他兵种，但仍然战胜了具有现代化各兵种的敌人。人民解放军的步兵战士用手榴弹、炸药包与敌人的坦克肉搏，端起刺刀直接向敌人的炮兵阵地冲锋，那是很通常的动作，这也说明了我们的步兵是善战的，它在以劣势的装备与装备优势的敌人的作战中，发挥了高度的智慧，创造了各种巧妙的办法，使敌人的技术兵种常常处于无用武之地。它锻炼出了“小米加步枪”，打败敌人飞机大炮坦克的一整套的作战艺术和战术。当然，二十几年的战争经验，并没有否定除步兵以外的其他兵种的作用。在过去的革命战争中，由于没有技术兵种尤其空军的配合，曾使我军遭遇到若干困难。如果我们强大的陆军再加上空军，那么敌人将会遭到更大的歼灭和更快的失败。正因如此，中国人民老早就渴望着一支空军。当革命刚刚在全国范围取得胜利时，毛主席就指示：“在英勇的经过了考验的人民解放军的基础上，我们的人民武装力量必须保存和发展起来。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我们党和政府两年来用了很大的力量来建设人民空军。这是国防建设的一件大事，也是我们参加空军建设的每个同志的光荣任务。
怎样来建设我们的空军呢？应该依据什么基础来建设呢？人民空军是人民解放军的一部分，因此，人民军队的本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保卫祖国和人民权益的热忱、为正义的人民事业而献身的高度革命英雄主义、不怕任何困难的艰苦奋斗精神、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高度集中的纪律等等，所有这些我军建设的基本思想和原则，对于人民解放军的一切军兵种是毫无例外的，这也就是人民空军建军的基本思想和原则。在这里，任何强调空军特殊或表现空军突出的想法都是错误的。当然，人民空军是一个技术军种，由于它所具备的技术条件、所担负的战斗任务、所处的战斗环境之不同，所以在军队建设的许多具体问题上是与其他军兵种应有所不同的。然而，就是在这些方面也一定要靠陆军做基础，一定要向陆军学习。只有把陆军的传统、经验、机构、人员，结合空军建设的具体条件，加以正确运用，才能使人民空军很好地建设起来。比如：
(一)坚强的政治工作，这是人民军队的生命线。人民解放军中的党委制、政治委员制度、政治工作机关、政治工作和共产党员的模范作用是保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保证人民军队的革命品质，保证我们能克服困难战胜敌人的基本因素。建设人民空军，就必须以我们陆军的久经考验的这些政治工作制度、方法、经验作为基础，在既估计到了相同又估计到了特点的条件下，灵活应用到空军中来，建设空军部队的政治工作。
(二)二十几年来，毛主席在各个革命战争时期规定了人民革命军队的科学的战略战术。毛泽东军事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科学和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的结合。空军作战在作战艺术上和战术范围内与陆军有若干的差别，然而要以陆军的战术经验、战术原则为基础，是毫无疑义的。尤其是，各军兵种协同动作在现代战争中有着决定性的意义。而这种协同动作又必须以主要兵种——步兵的利益为基础来组织。因此空军的最主要任务，就是给陆军部队以有力的协助。这更加说明空军战术必须以陆军(步兵)的战术为基础，每个空军人员同时必须很好地学习步兵战术。
(三)为建设人民空军，中央从陆军中调来了一批整师整团的步兵部队作为组成第一批空军部队的组织基础。这批经过了战斗锻炼和工作锻炼的组织机构，把解放军陆军的优良传统、优良作风带到空军来了。我们必须很好地利用和发挥这批宝贵的组织机构之作用，并使之迅速适应空军的条件和环境，以便在这一基础上来建立大批的有战斗力的空军部队。
(四)为建设人民空军，中央从陆军调了大批干部来空军担任各种工作，又调来了大批航空学员，培养成为飞行、机械人员。这批具有战斗经验、工作经验的干部和学员是人民空军建设的干部基础，是空军最宝贵的资本，是空军战斗力的核心。
上述这些以及其他许多方面，就是建设人民空军所要依据的基础之基本内容。
在谈到建设空军的基础这一个问题时，我们必须反对两种偏向。一种是脱离我军建军已有的优良基础而企求另搞一套，他们以为空军是新的军种，陆军的建军原则和经验不适用，要另起炉灶;另一种是满足于已有的陆军经验，忽视对新军种的认识，或机械地搬用陆军的经验，不注意空军的具体条件。这两种偏向都是错误的，都会妨碍人民空军的建设。应该了解，我们所要建设的是人民的空军，它是人民解放军的一部分。人民军队的本质是肯定不移的。我军的建军思想、原则、传统、作风对于空军是宝贵的资本，不以这些为基础，脱离这些基础，而企求另起炉灶，其结果不是使空军建设搞不起来，就将要犯大错误。当然，空军是新的军种，是技术军种，有其具体的特点，因此不应而且不能满足于陆军的已有经验。如果不在已有的基础上，充分估计到空军的具体特点，向前发展一步，那么我们将不能解决空军建设中所必然发生的新的问题。此外我们还必须虚心向苏联空军学习。苏联空军是先进的、人民的武装，它也是在陆军基础上建设，在战争中成长起来的;它经历了艰巨的考验，已成为世界上最坚强的空军，它是我们空军最好的榜样。
总之，靠陆军做基础，以苏联空军为榜样，这就是人民空军建设应走的道路。
目前空军的成员主要是从三个方面来的：从陆军来的人员，新参军的青年学生和曾在国民党空军工作过的技术人员。空军的建设，应该以从陆军来的人员为骨干，团结新参军青年和旧空军人员一道前进。
为建设人民空军，中央从陆军调来了大批干部及战士，其中除一部分已入航校学习，准备培养成飞行、机械人员外，大部分担任着空军的军事、政治、后勤等工作。这批人员是建设空军最主要的基干力量。这批人员中有很大数目的优秀共产党员。他们是在解放军优良传统下培养教育出来的。其中最大多数受过深刻的思想政治教育，经历过艰苦的战斗考验，长期的军事共产主义生活。这就锻炼了他们优良的政治品质，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英勇顽强自我牺牲的精神和艰苦奋斗的作风。特别重要的是其中大部分人在作战指挥方面，在政治工作方面，在部队管理教育方面，均经过了较长期的实际工作，因而在掌握军队领导工作上具有一定的经验和能力。这些同志只要能对于空军这个新的军种的具体条件和特点有正确的认识，只要能下定决心努力钻研，搞通一般的技术常识，是能很快成为空军中很好的技术干部、政治工作干部、参谋干部、后勤干部的。已入航校学习的同志，只要他们有决心努力学习，是能很快成为党的技术干部，成为人民空军空勤、地勤人员的骨干的。建设人民空军应该珍视他们，以他们为骨干，以他们为种子，来承受和传播解放军的优良传统，以他们为核心来锻炼人民空军的战斗力。这点应该成为不可动摇的方针。
从陆军来的人员的一个短处，是他们中间很多人暂时还不懂技术，对空军的工作还很生疏。我们必须了解，技术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是可以学会的。苏联空军的许多干部，过去也是从陆军调来的。当时他们对航空知识同样毫无所知，但经过努力学习和锻炼，很多同志很快成了航空专家。我们人民解放军的一批干部，尤其抗战时期中央送到新疆学习航空回来的一批干部，他们经过了一定时间的学习以后，今天已经逐渐成了内行，成了党的技术干部了。可见其他同志只要能努力钻研，积极学习，也一定可以学会技术，成为内行。
人民空军的建设中涌进了千万的优秀青年学生。其中不少是优秀的青年团员，他们中间的一部分是经过了革命斗争的教养和锻炼的，富有革命热情，有朝气，对新鲜事物有敏锐的感觉，又有一定的文化知识，这是人民空军建设的新生力量。我们必须以极大的热忱来欢迎他们，关心和教育他们。但是他们还有许多缺点，他们缺少革命的实际锻炼，并带着旧社会不良思想的尾巴，这就是小资产阶级自由思想的残余。有的对于自己在政治上、思想上的缺点认识不足，忽视了思想改造对自己的必要，由于经历和锻炼还不够，还缺乏领导经验，工作中常常出一些岔子。因此他们应该踏实虚心，决心改造自己，向陆军来的干部学习，学习他们的斗争经验和优良作风，学习解放军的光荣传统，学习领导工作的各种方法。
人民空军的成员中还有一批过去曾在国民党空军工作过的技术人员。他们有一定的文化和技术知识，大多数都愿意力求进步并积极参加人民空军的建设，这是人民空军建设很需要的一批力量。但是他们还带着许多旧的思想和旧的作风;意识上还有个人主义打算、享乐观点、单纯技术观点等;作风上还有虚浮散漫、不够老实的地方。他们有的瞧不起陆军来的干部，以为是“土包子”，而不知道这些干部可贵的政治品质、崇高的革命精神，正是自己所欠缺所应该学习的东西。但是，他们绝大多数是可以改造教育成为人民空军很好的技术干部的，而且有一批目前已经成为很好的技术干部。空军对这批人员应该是团结教育他们一道前进，而他们应该努力学习政治，切实改造自己，洗清自己的旧思想旧作风，牢固地树立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发挥自己的技能，使自己成为对国家对人民对人民空军建设有用处的人才。
总之，我们新老干部间、各种人员间，应该是彼此尊重，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取长补短。既尊重和学习掌握领导工作的知识与经验，又尊重和学习掌握技术业务的知识与经验。这就是全体空军人员在建设人民空军的目前阶段上应当遵守的一个原则。
在毛主席和中央、军委领导之下，将近2年来，人民空军的建设事业已经有了初步的规模，取得了若干成绩。但是我们工作中还有很多缺点需要改进，更重大的任务还在我们的面前。我们应该团结一致，发奋努力，在强大的陆军基础上为建设人民的空军而努力奋斗。
(本文发表于1951年，有删减。)
八路军总部航空队
据空军早期历史当事人方子翼回忆：
为了建设人民的空军，中共中央利用统战关系。于1938年春选派了一批年轻的红军干部到新疆省督办公署航空队(亦称航空学校)学习航空技术。当时共挑选了43人，18人加入第二期机械班，25人加入第三期飞行班，两个班同时于1938年3月初入校开课。机械班学习了1年半，飞行班学习了4年半。两个班分别于1939年秋和1942年夏，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不久，盛世才投靠国民党蒋介石，反苏反共，他先在6月份将八路军的航空人员赶出航校，于1942年9月份将包括航空人员在内的中国共产党在新疆的全体人员逮捕下狱，一直关押了4年。在党中央的大力营救下，国民党于1946年6月10日宣布在新疆被押的共产党人全体无罪并无条件的集体释放。我们31名航空人员与全体出狱人员一起，于同年7月11日胜利地回到了延安。
我们在延安期间，得到了党中央的优厚照顾和领导机关的亲切关怀。初回到延安时，中央指示全休3个月以后再行分配工作。因为我们是从新疆回来的，又是航空人员，当时在延安的同志便称我们为“新疆航空队”。这个“新疆航空队”有飞行员15人：吕黎平、方华、方槐、方子翼、陈熙、袁彬、赵群、夏伯勋、刘忠惠、安志敏、黎明、张毅、杨一德、李奎、胡子昆;有机械员16人：严振刚、朱火华、金生、周立范、丁园、刘子立、刘子宁、陈旭、陈御风、王云清、王东汉、曹麟辉、云甫、吴峰、黄思深、周绍光。
大约在1946年8月中旬，我们听说八路军总部准备将“新疆航空队”正式编为“八路军总部航空队”，并准备开赴东北恢复技术。
记得在8月29日那天，朱德总司令将我们这批从新疆回来的航空人员召到八路军总部开会，并宣布成立八路军总部航空队。八路军总部根据中央的指示，决定将新疆回来的航空人员编成一个航空队，暂定名为“八路军总部航空队”。任命方子翼为航空队队长，严振刚为航空队政治指导员。航空队的下属组织，由航空队自己确定编排。
航空队当前的任务就是要及早地恢复技术。但是，恢复技术必须去东北。东北已收缴了许多日本飞机，但缺少航空人员去掌握。东北民主联军已在牡丹江成立了一所航空学校，但缺少教练人才，目前主要由日本人协助训练。所以，中央指示，八路军总部航空队成立后，争取早日开赴东北，恢复飞行，提高技术。
根据朱总司令的指示，我们航空队采取空地勤混合编组，将全体人员编为3个分队，由方华、陈熙、吕黎平分别担任第1、第2、第3分队队长。编组后，八路军总部航空队每天集体复习航空理论，锻炼身体，练习行军，为赴东北恢复技术做准备。
航空队9月20日由延安出发去东北，行军路线走晋冀鲁豫军区，在胶东半岛渡海转赴东北。9月20日清晨，我们航空队和刘善本机组的全体同志集合在八路军总部驻地王家坪，在八路军总部、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央党校二部以及从新疆出狱回延安的全体同志千余人的欢送下，肩负重任，踏上了赴东北的征程。
在行军的途中，我们得到了沿途各地党政军首长和机关的特殊照顾。经过山西吕梁军区时，彭绍辉司令员亲率3个团的兵力护送我们下平川，过汾河，通过同蒲铁路封锁线。在经过晋冀鲁豫军区时，薄一波副政委亲自拨款为刘善本机组途中改善生活。到渤海区时，山东惠民军分区派遣部队全程护送通过羊角沟、昌邑封锁线。经过胶东军区时，许世友司令员专门调拨3艘汽艇和两营武装护送通过海上封锁线，并亲自在山东烟台组织和指挥渡海。在沿途我党政军的关照下，航空队于1946年12月29日安抵大连。1947年元旦过后，在大连警备司令边章伍的安排下，航空队乘苏联军队的轮船抵达朝鲜镇南浦，由东北民主联军驻朝办事处将我们接到平壤，并安排火车转赴我国东北边城图门。经图门市市长兼警备司令饶宾安排，航空队于1947年1月下旬乘火车安全到达牡丹江。
航空队到达牡丹江后，我和严振刚率刘善本机组直奔哈尔滨，到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总部报到。我们到哈尔滨后，先是到东北局，将八路军总部和中央组织部的介绍信和刘善本机组4人当面交给东北局书记彭真，然后把八路军总部和中央组织部关于八路军总部航空队及航空队全体党员介绍信当面交给了东总政治部周桓副主任，民主联军首长当即指示，可直接介绍到航空学校(即东北老航校)。我和严振刚在民主联军总政治部办完手续后于1月底到达航校，将介绍信当面交给航校校长常乾坤、政委王弼，并向常、王口头汇报了航空队的空地勤人员的技术情况和身体状况。
八路军总部航空队进入航校后，在短期内迅速恢复了技术。由于航校所有的日式飞机都是一些破旧器材拼凑起来的教练机，没有一架能作战使用。为了充分发挥这一部分技术干部的作用，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决定，将八路军总部航空队的全体人员分配到航校下属各单位担任领导工作和教学工作，吕黎平和方槐分别任训练处处长和政治协理员，安志敏任副大队长，方华和陈熙分别任第2飞行大队大队长和政治委员，袁彬任混合大队大队长，金生任机务训练大队大队长，夏伯勋、黎辉、赵群、胡子昆分别任各飞行大队的中队长，丁园、陈御风、陈旭、刘子立、曹麟辉、云甫、吴峰、黄思深等分别任外场机务队、飞机和发动机修理厂、航材场、油料场单位的领导工作。至此，八路军总部航空队的组织宣告结束。
由党悉心培养的这批航空技术人员，把所学的技术全部奉献给党的航空事业，为创建人民空军做出重大的贡献。
(本文有删减)
中央军委航空局组建始末
据空军早期历史当事人方槐回忆：
1949年初，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先后胜利结束，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大部被我军歼灭。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在全国取得胜利，建立人民航空事业的基本条件已经具备。为歼灭残敌，保卫新中国的需要，党中央即着手进行军委航空领导机构组建工作。中央军委贯彻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指示，1949年3月30日，任命常乾坤为中央军委航空局局长，王弼为政治委员，并任命了有关部门的负责人。于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个统管航空业务的办事机构——中央军委航空局在北平(后改北京)的灯市口同福夹道正式办公。当时局里还没有成立党委，只成立了局机关临时党支部，接受军委机关党委指导。当时我任支部书记，委员有朱火华、王涛、韩志明、伊琦，后又增加刘德深、安志敏。
航空局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主要的工作任务是组织接收国民党遗留的机场、航空设备，收留旧航空技术人员;组织修复航空工厂，并尽早恢复生产;加强机场管理，开辟空中航线;加速培养航空技术人才，为正式组建空军创造条件等。
在航空局存在的短短7个多月时间里，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精神，主要做了以下几件事：
第一件事是组成航空接收组随军南下。局里抽调了吕黎平、蒋天然、张孔修、丁园、张开帙等一批干部，组成航空接收工作组，随解放大军前进，分别赴华东、华中、西北地区，接收国民党空军留下的基地、设备、器材、人员等。
第二件事是建立各地区的航空办事机构，就是在各大区建立航空办事处或航空处。计有：1949年4月1日在北京成立华北军区司令部航空处，由方华任处长;7月在武汉成立华中军区司令部航空办事处，由张孔修任主任，程启光任政治委员;9月1日在上海成立华东军区司令部航空处，由蒋天然任处长，王集成任政治委员;11月在兰州成立西北军区司令部航空处，由赵光远任政治委员兼处长;1950年1月，在沈阳成立东北军区司令部航空处，由王海清任处长;同年1月22日，在重庆成立西南军区司令部航空处，由余非任处长，夏屏西任政治委员。与此同时，还在天津、徐州、青岛、杭州、南京、张家口、太原等地建立了航空站。
航空办事处机构在当时的主要任务，是负责各该地区国民党空军和民航人员的接收、安排和处理;航空器材、物资的清点、登记和分配使用;恢复修理厂(所)，维护各类航空装备，恢复通信、导航设备;组建航空站、接送飞机以及完成其他有关航空事务的工作。
第三件事是开辟空中航线。为支援人民解放军进军西北、西南，经中央军委批准，开辟了几条主要航线。当时除东北的空中航线较有保障外，其他地区有的机场被破坏得很厉害，必须进行大量的修补工作。开辟新的空中航线，对航空局来说是一件新任务，我们还缺乏这方面的经验，因此困难不少，截止1949年10月，先后开辟了北京——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苏联赤塔;北京——太原——西安——兰州——迪化(今乌鲁木齐);北京——石家庄——开封——武汉;北京——济南——徐州——南京——上海等新的空中航线。在这期间还执行保障了几起重要的专机任务，如接送新政协代表在北京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
第四件事是组建一支担负北平防空任务的战斗飞行部队。北平宣告和平解放， 5月4日，国民党空军6架B-24重型轰炸机，对北平实施空中袭击，空袭敌机8时57分采取低空进袭南苑机场，集中对刚刚恢复维修工作的航空修理厂和宿舍区进行轰炸。这次空袭对刚解放的北平人民和我们党的领导机关造成了严重的威胁。为防止敌人从空中破坏，保卫北平的安全，保证全国新政治协商会议的胜利召开，军委周恩来副主席指示：把能作战的飞行员调来，组织起来，在北平组建一支能担负起防空任务的作战飞行队。你们回去后拟定一个计划向军委报告。经常、王局首长审批同意，于7月7日正式向军委提出报告。得到批准后，航空局于7月31日至8月8日召开了工作会议，研究决定飞行队的组成人员，其中有徐兆文、赵大海、杨培光、阎磊、谭汉州、刘卓生、毛履武、任永荣等战斗机飞行员，有王玉珂、邓仲卿等飞蚊式轰炸机飞行员以及运输机飞行员谢派芬、杨宝庆、徐骏英等，后来因任务需要，又从东北航校调来孟进、林虎。飞机有P-51作战飞机10至12架，蚊式轰炸机2架(原预计3架，因上海修理厂修的一架在试飞时发生了事故而未用上)，B-25轰炸机1架，此外，还有两架C-46，两架PT-19，两架L-5以及C-47、AT-6、PT-17等飞机各1架。飞行队下设3个飞行分队，一个机务分队。从9月5日起，以2至4机正式担负起北平地区的防空值班任务。
第五件事是组织新中国开国大典的空中受阅。1949年8月下旬军委航空局接受开国大典的空中受阅任务后，于1949年9月1日开会布置任务和人员分工。受阅总的组织计划由我负责，并选调飞行员;拟定编队的编组，按各个编组的不同机种拟定各机组的训练计划，我还同安志敏、刘善本进行领航计算;根据各种飞机的性能拟定起飞、出航、集合、出发进入航线的时间，各型机(组)通过天安门速度、高度等。各机(组、分队)按上述要求由飞行队徐兆文负责组织训练。全日使用跑道、各型机的开飞、结束时间由徐兆文安排。后因徐兆文在飞行事故中负伤住进医院，又从东北航校飞行战斗训练大队调来邢海帆代理徐的工作。受阅部队的一切地面组织指挥和保障工作由华北军区航空处的油江统一负责。航空局作教处的李裕担任受阅训练和正式受阅的机场塔台指挥，同时协助徐兆文(后是邢海帆)机场战斗值班的塔台指挥。
由于我的工作责任在身，在聂总处我当面请示了两个问题，一个是通过天安门上空的高度问题，一个是政治安全问题。第一个问题，聂总同意我问在座的那位苏联空军中将。我向他请教，苏联十月革命节阅兵时空中机群通过红场上空的高度怎样规定的？他告知说，是根据飞机下滑的安全系数来定的，飞机万一在天安门上空发动机停止工作，能在这高度上滑行离开天安门和居民区，不伤害人民群众为原则。关于第二个问题，为防止重大政治事故，保证中央领导同志和开国大典的安全，我请示受阅飞机有武器装置的只留几架担任机场战斗值班装实弹，其他飞机装哑弹;没有武器装置的飞机，进行安全检查，不许带任何可抛出机外伤害地面人员的物件等，同时还选派了一些同志上C-46飞机作为安全保障人员。机务分队的负责人刘平凡、于广昌亲自检查每一架飞机，将装有机枪的换上哑弹，弹仓检查后“封死”。
1949年9月23日，空中受阅梯队第一次通过天安门上空作受阅航线试飞预演时，正值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代表们听到上空有飞机通过的声音，担心是国民党飞机来扰乱，关切地询问哪里的飞机？周恩来副主席当即告知代表们，这是我们人民解放军自己的飞机，他们是保卫我们政协会议的，还准备参加开国大典的空中受阅。代表们听到是我们解放军自己的飞机时，心情都很激动，他们对新生的人民空军表示敬意。
我作为一个老飞行员也参加了空中受阅的飞行，心情格外激动。我是党和人民军队培养长大成人的贫农孩子，1938年党中央派我去新疆学习航空技术，今天驾驶飞机，庆祝新中国成立的开国大典，通过天安门上空接受毛主席、朱总司令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心情怎能平静。
空中受阅结束后，小型飞机还担负了空中摄影和散发传单的任务。我与领航员曲衍椿负责天安门广场和前门外一片散发传单，我还带着电影摄影师在天安门广场上空拍摄开国大典盛况。安志敏、杜道时、任永荣也担负了从空中散发传单的任务。受阅任务安全顺利完成后，受阅的全体空军战士应邀参加了开国大典的盛大招待会，党和国家领导人给我们很高的评价，大家受到很大的鼓励。
第六件事是设计人民空军的军徽、机徽和空军男女指战员服装样式。这是7月间一次军委星期六的办公会议上，聂代总长提出来的。朱总司令指示过，设计军种标志和服装时，要根据各军种的特性，有所区别。
军委航空局指定我牵头，负责组成设计组。我与安志敏商量选人组成两个设计组，一个是由我直接负责的军徽、机徽标志组，成员有张成中、李裕、姚维涛等，并请刘善本、杜道时等提供意见;一个是由安志敏负责的服装组，成员有韩志明、伊琦、王健等。
为设计出人民空军的军徽、机徽，我们到处收集各国空军的标志样品，对当时所能找到的制式样品都进行了研究。制成样品后，报刘亚楼司令员和局领导审评。刘亚楼司令员看后向我们提出：空军是新建立的一个军种，是在陆军的基础上开始建立的，还很弱小，不要太露锋芒;机徽有和美机相同之处等。我向他及局领导说明：我机是红五星，星中有中文“八一”字样，美机是白五星，在星左右代表机翼的“带”，我机是红带金色边，美机是蓝色，完全可以区别。与苏机也有区别，苏机是红五星，没有其他配衬。刘亚楼听完后表示认可。他同时还审查了军装制式样品，表示同意上报军委。军委在一次办公会上，朱总司令、聂代总长亲自观审了人民空军的军徽、帽徽、机徽图案，由王健、高伯陶分别试穿男、女服装后，当即批准使用。在开国大典时，人民空军指战员首次使用了新设计的军徽、帽徽、机徽标志和服装，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
第七件事是筹建人民空军的领导机关。正式成立空军，第一步的工作是组建领导机构。中央军委决定调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4兵团的机关改建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的领导机关。
1949年7月10日，毛泽东主席给周恩来副主席的信中，正式提出组建人民解放军空军。11日，党中央书记处召见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4兵团司令员的刘亚楼同志，责成他负责正式组建人民解放军空军的任务，并要刘亚楼提出空军主要领导成员的人选名单和空军领导机关组成的方案报中央军委。刘亚楼即向当时在北平的中央军委领导同志邓小平、罗荣桓、聂荣臻等报告请示。接着又向军委航空局常乾坤、王弼传达了党中央的决定和军委领导同志的指示，并在他们的住处召集小型会议，商议有关正式组建人民空军的几件大事。参加会议的除常、王局领导外，还有薛少卿和我。刘亚楼首先说：党中央、中央军委决定，要正式建立人民解放军空军，要我负责搞个计划报中央军委。现在我们还没有什么组织名称，我请你们一块开个小会，就叫党小组会吧，商量一下先要办几件什么事。刘亚楼向我们传达了党中央的决定和军委领导同志的指示精神后提出：向中央军委请调空军的领导干部;建立空军的领导机构;组建新的航空学校;拟定请苏联援助的意见等。刘亚楼提出要尽快办好的几件事：
一是由刘亚楼自己提出，向中央军委请调肖华同志来空军工作，并要求我们向他提供各野战军中有相识且合适的同志的名单。他说：从各野战军请调的干部，主要是团、师、军级，年龄要小一点，身体要好，要有点文化水平等。为妥善调配干部，他还提出成立一个干部调配小组，负责调进干部的事宜。二是向中央军委请示，调人民解放军第14兵团机关改建为空军的领导机关，同时请调第4野战军后勤6分部改建为空军的后勤机构。三是向中央军委申请从各野战军部队中选调飞行学员和机械工程技术学员，组建新的航空学校，并拟请派一批人去苏联空军学校学习。四是向中央军委提出，准备去苏联请求援助的意见。刘亚楼最后说：他的办公地址就在军委航空局。在刘亚楼的主持下，经过几天日以继夜的工作，拟定了组建人民空军的初步方案和空军领导成员的配备意见。在此过程中，刘亚楼曾多次向毛主席、周副主席等中央军委领导同志面谈组建空军的重大问题。
1949年7月26日，中央军委办公会议上决定调人民解放军第4野战军第14兵团的机关和军委航空局合并组成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领导机关。8月1日，中央军委令第14兵团机关(司、政、供、卫各部和警卫分队等)由武汉来北平待编。19日，14兵团机关2000多名指战员在该兵团司令部参谋处长何廷一、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王平水率领下乘火车抵北平，进驻南苑。我和姚峻前去欢迎他们成为人民空军第一代的领导机关。何廷一、王平水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在交谈时我提出，目前机关部队除进行思想政治、时事政策教育外，要拿出一定的时间进行航空知识教育，他们表示同意。报领导批准后由我负责具体组织。1949年10月间，兵团机关与军委航空局在北平灯市口6、7、8号合署办公。
1949年10月25日，中央军委任命4野第14兵团司令员刘亚楼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第13兵团政委肖华为空军政委，2野第17军军长王秉璋为空军参谋长。11月11日 军委航空局撤销，虽然只有7个多月的时间，但它完成了党和人民的委托。
(本文有删减)
赴苏参与谈判援建空军的回忆
据空军早期历史当事人吕黎平回忆：
1949年7月10日，毛泽东主席致函周恩来副主席：“我们必须准备攻台湾的条件”，除陆军外，主要靠内应及空军，二者有一，即可成功，二者俱全，把握更大。我空军要压倒敌人空军短期内(例如一年)是不可能的，但拟可考虑选派三四百人去远方(指苏联—引者注)学习6个月至8个月，同时购买飞机100架左右，连同现有的空军，组成一支攻击部队，掩护渡海，准备明年夏季夺取台湾……”7月11日，周副主席约见刘亚楼同志研究建立空军的问题。
几天后，我在军委航空局见到刘亚楼同志，他对我说：正要找你，前些时我在远方(指苏联)休养，军委召我回来，周副主席同我谈话说，中央指定我筹划组建空军，准备下月初莫斯科，就请专家、买飞机以及帮助训练飞行员的问题，同苏方谈判。现在刘少奇同志率领的中央代表团正在苏联访问，已就这个问题初步进行交涉，待得到苏方答复后我们就去那里进行具体谈判。你是东北航校的训练处长，调查过东北机场，又在沈阳、天津、北平、南京、上海搞过航空接受工作，加上你是飞行干部，所以我认为王弼、你同我一道担负这项任务比较合适、此事已报中央军委定下来了，你现在要做好两件事：第一，把东北航校培训的空、地勤人员情况，机场、飞机、器材情况和已接收的国民党空军的人员、飞机情况，搞个详细调查统计;第二，怎么组建空军，你准备点意见，比如飞行员选调，如何速成训练，空地勤人员比例等，过后我们找个时间研究一下，以便为军委准备个方案，当好党中央的参谋。
我按照刘亚楼司令员的指示，在军委航空局用一周时间，着手准备工作、7月27日，刘少奇同志根据党中央26日电报精神，在莫斯科向斯大林、华西列夫斯基、布尔加宁等提出：为准备在1年左右时间组成中国人民空军战斗部队，参加渡海战斗，解放台湾起见，请苏联方面给予援助;第一，拟向苏联订购雅克式战斗机100-200架、轰炸机40-80架，并配足各项备份机件及日本或德式重磅炸弹;第二，拟请苏联航空学校代我训练空军人员1700名，其中飞行人员1200名，机械人员500名。如便，拟请续办3年。如果同意，1700名学员拟于9月底集中，10月即可动身出国，一切费用当由我们负担偿还;第三，拟请苏联派出高级空军顾问3-5人，于9月来华参加中国空军司令部及航空学校工作;第四，若上述第一、第二项原则同意，拟即派刘亚楼(将任空军司令员)率小型代表团，于中共中央代表团离开莫斯科回国之前，来苏参加这一计划商谈，并组织1700名学员在苏联学习工作。当日，刘少奇复电党中央;斯大林、华西列夫斯基、布尔加宁等同志对我方计划表示赞同。但说航空学校不必设在苏联，可考虑设在中国国内。
中央收到刘少奇同志复电后，决定我们于8月1日赴苏。刘亚楼司令员把王弼和我找去说，现在要研究以下几个具体问题：国民党空军现在还有多少作战飞机？中央提出请苏联训练的空地勤人员比例是否合适？训练一名能作战的飞行员要飞多长时间？一个航校能训练多少人？需要开办几个航校？办在什么地方有利？我们先拟出一个粗线条方案来供周副主席、朱总司令、毛主席参考、于是我便作了如下汇报：第一，经过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和渡江作战以后，国民党空军有1/3到1/2受创，兵力由8万人减到5万人左右，现尚有P-51型战斗机150-200架，B-24和蚊式轰炸机40-50架，这是我们将来渡海作战的空中作战对象;第二，东北航校从1947年至今共训练飞行员126名，机械员322名，领航员24名，其他保障人员88名，缴获的日、美式各类飞机80架，可参战的约30架，其余只能用于训练飞行;第三，中央提出的请苏联训练飞行员1200名、机械人员500名的比例不切实际，应是飞行人员少，地勤人员多、比例1:2较为合适;第四，一名飞行员要飞150-200小时可达到作战水平，一个航校能训练60名飞行员。因此除现有1所航校外，还要组织5所新航校，速成训练时间10个月到1年，东北、华北地区机场多，交通方便，开办航校有利于速成训练;第五，应从陆军中选调政治条件好，具有高小、初中文化程度，年龄在20岁左右、身体健壮的连排党员干部到航校学习飞行。
王弼同志就航空理论教育、地勤人员选调条件及航校定点等问题作了补充。刘亚楼司令员听了我们的意见、基本表示赞同，在进行更深入细致的探讨以后，组建空军的初步方案便基本形成了。
31日下午4时，刘亚楼、王弼和我来到中南海等候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接见。朱德总司令先接见了我们。他询问了我们的准备情况，扼要地介绍了当时全国的战场形势。当听了刘亚楼说我们已经训练出了一批自己的飞行员时，高兴地说：“好啊!你们为组建空军培育了第一批种子，我们的空军也会象陆军那样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任重道远，希望你们圆满完成任务。”在谈话中，康克清回来了，她听说我们准备去苏联商谈组建空军的事时高兴地说：多年来就盼望有自已的飞机，建设一支强大的空军，希望你们早点把空军建设好啊!她得知刘亚楼的夫人翟云英也要随同出国时，特意找了毛主席、朱总司令的照片，要她带给在莫斯科学习的女儿朱敏。
大约5时左右，我们来到周副主席办公室。周副主席太忙，没有要求我们详细汇报，只告诉我们：少奇同志尚在莫斯科等候你们，你们明天出发去哈尔滨，具体出国行程由那里的高岗安排。毛主席要亲自接见你们，同你们详细商谈，我就不多谈了。
5时半，我们来到毛主席住处，刘亚楼向毛主席介绍说，王弼是30年代在苏联学习过航空机械的工程师，吕黎平是我党选派在新疆学飞行的红军干部。毛主席听后，非常风趣地对刘亚楼说：你在苏联学过地面指挥，你们三个人既有地面指挥员，又有空中驾驶员，还有能设计、修理飞机的工程师，三位一体，难得呀!你们就是将来空军主要成分的缩影吧。说完便交代叶子龙去通知大师傅准备便饭。
毛主席合上办公桌上的文件，燃起一支香烟，与我们亲切地谈起来，从解放战争谈到两次世界大战，从小米加步枪、现代立体战争谈到建立空军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他说：中央的建军方针，恩来同志已经和你们打过招呼了，现在听听你们具体意见，好吗？
刘亚楼向毛主席作了约半小时的汇报，毛主席一边吸烟，一边仔细在纸上记了一些要点和主要数字，对一些技术性问题还要我们作了详细解释。毛主席问，你们说中央电报提出的设想是飞行员太多了，地面机械人员太少了，飞机数量不够，不能夺取制空权，是不是这个意思？刘亚楼回答“是的”。接着我又将苏联、美国空军的基本编制及构成情况，向毛主席作了简单汇报。毛主席说：你们谈的意见比较符合实际，就以你们的意见作为方案吧。我看可以归纳为两点：第一，建立一支强大的空军，歼灭残敌，巩固国防;第二，我们经济仍很困难，苏联又不能无偿援助，因此买飞机、购器材、请专家，都要精打细算，现在是贷款建空军，出钱买经验，组建空军是件大事，你们为中央出了好主意，希望你们努力工作把空军建设好，至于空军领导机构的组建，飞行人员的选调等问题，我告诉恩来同志着手办理。现在请你们吃顿便饭表示践行，走吧!
吃饭时，毛主席拿起一瓶葡萄酒，给每人斟满一杯，高兴地说：预祝你们顺利完成任务，为建立一支强大的空军-----干杯!
8月1日上午，我们乘火车经沈阳、长春于4日到达哈尔滨。刘亚楼司令员向当时的东北局书记、东北军区司令员、政委高岗汇报了情况，第二天高岗让我们乘他的专列赴满州里。这是一节特制的柴油机车，设有舒适的小会客室、卧室、洗澡间、餐厅、厨房等，沿途一路绿灯，所有客货列车均为这辆专列让路。行驶速度比从北京到哈尔滨的客车快多了。在满州里车站，我们换乘苏联宽轨列车，到赤塔后，改乘一架美制C-47型飞机(联共中央政治局的专机)，经伊尔库茨克、新西伯利亚、鄂木斯克、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喀山，历时3天，9日方到莫斯科。到莫斯科后，我们在郊外一座疗养院下榻，这是过去沙皇的夏宫，周围有森林湖泊，内部有许多古老的雕塑，还完好无损地保存着。当时正值夏季，游客很多，但环境清洁，秩序井然，苏联人民的文明风气给了我们很深的印象。
12日上午，刘少奇和王稼祥同志在住处接见了我们，刘亚楼司令员将临行前毛主席的指示和我们初步考虑的方案向少奇同志作了汇报，刘少奇表示同意，并说：我已同斯大林同志谈妥了，具体计划将由你们同苏联武装力量部会谈商定。斯大林同志认为，中国现在建立空军已经晚了，如早一年，空军便可用于解放中国南部的战役。我说，是的，不过现在建立空军还可以用于解放台湾。好，我尽快同苏联武装力量部部长华西列夫斯基元帅联系，约定会谈时间，原则商定以后，我就要回国了。9月将举行全国政治协商会议，10月1日要举行开国大典，我要回去参加。你们有没有带外汇呀？听说我们没带，他便指示给我们1万卢布，作为在苏联期间的活动费用。
8月13日，刘亚楼、王弼和我随刘少奇、王稼祥，由一名苏军少将军官陪同，来到苏联武装力量部办公大楼，华西列夫斯基元帅热情地迎接我们。
苏方参加会谈的还有空军总司令维尔希宁元帅，主管训练的空军上将副司令和空军中将训练部长，另有两名女军官负责记录。
“尊敬的刘少奇同志，现在开始会谈好吗？”双方就坐后，华西列夫斯基很客气地说。“可以开始，元帅同志。”少奇同志答道。
“我们已得到斯大林元帅的指示，由苏联援助中国建立空军。中国方面的设想和意见可以先谈谈。”
“好。我们党中央已经决定刘亚楼同志出任空军司令员，现在就由他先谈谈吧。”
刘亚楼司令员用俄语谈了中国关于组建空军的设想和意见：一、无论从渡海作战、解放台湾的直接需要出发，还是从巩固国防战略考虑，中国都需要建立一支有战斗力的空军，希望苏联援助我们，在1年之内建立一支由300-350架飞机组成的空军战斗部队。二、我们在东北长春航空学校已经培训了60名能飞美式P-51、日本“隼式”战斗机和高级运输机的飞行员;还有50余名学员在日式高级教练机上进行训练。这110名飞行员的飞行时间分别为50、100、300小时以上。此外还培训25名领航员，100余名机械人员，300余名气象、仪表、场站人员。接收了沈阳、北平、南京、上海国民党空军的飞机修理工厂。从日本、国民党空军那里接收起义过来的隼式、P-51、B-24和蚊式飞机共80架，能用于作战的占1/3。这就是我们的现有家底。三、中共中央决定调陆军1个兵团机关作为组建空军机关的架子，现正由武汉北上，8月下旬到达北平。以上就是我们组建空军的初步意见和准备情况。请苏联同志帮助我们拟出一个开办航校、聘请专家、购买飞机和相应设备的具体方案来，以便共同商定。
王弼补充说：“训练飞行人员与地勤人员比例为1：2，妥否？”
维尔希宁元帅问：“你们要求组建由300-350架飞机构成的作战部队，根据是什么？歼击机、轰炸机比例如何？哪里机场最多、最便于飞行训练？”
我回答说：“我们渡海作战，解放台湾，空军的主要作战对象将是国民党空军的200-250架作战飞机。我们在数量、质量上均应占优势，故提出建300-350架飞机的空军战斗部队。歼、轰比例是否以2：1较为合适。现在，哈尔滨、长春、沈阳、锦州、天津、北平、济南都有可用于训练的机场，各方面条件都比较好。”
少奇同志说：方才他们所谈意见，事先报告了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因而也就是我们党中央的空军建军方案。请元帅同志据此意见拟出具体援助计划。
华西列夫斯基元帅说：“听了中国同志的方案，我们有了初步依据。为使援助计划搞得更细一些，建议刘亚楼同志和维尔希宁空军元帅再进行一次详细的会谈。草签一份协议，我们报请斯大林同志批准。刘少奇同志，您对会谈程序有何意见？”
少奇同志说：“我同意，元帅同志，我近日将要回国，今后会谈的问题就由刘亚楼同志全权代表了。”
维尔希宁空军元帅同刘亚楼商定：次日在苏联空军总部再次举行会谈。
14日，刘亚楼、王弼和我，到苏联空军总部参加第二轮会谈。苏方参加会谈的人员，除空军总司令维尔希宁元帅外，还有上将副司令、中将训练部长和两位校级军官。他们详细询问了我东北航校训练情况，飞行员技术水平，各类飞机数量，飞机工厂的修理能力，机场面积与完好程度，下一步选用飞行员所拟条件、地勤保证人员的数、质量情况，国民党空军的作战能力以及对地面作战的支援程度等等。我们则了解了苏联空军总部的机构名称，航校的体制编制，训练年限，课目，时间，教练机与战斗机种类，飞机维护修理程式，机场的保障机构与人员编制等。我们感到，除了喷气式飞机性能和某些属于作战指挥的机密项目外，其他内容苏方对我们基本上还是开诚布公，未予保留的。最后维尔希宁元帅说：“好，情况是这样的，双方心理都有了数。你们的要求可以得到满足，所提方案可以实现。具体援助计划我们3天之内提出来，到时再请你们来这里商谈。你们在莫斯科好好休息几天吧。”
刘亚楼同意维尔希宁元帅的安排。
18日，我们在苏空军总部举行了第三次会谈。维尔希宁元帅说：“我们认真研究了你们的设想和方案，训练350-400名飞行员，应组建6所航校，其中歼击航校4所，轰炸航校2所。1年速成训练，每个飞行学员在初、中、高级飞机上各飞50-60小时，总共飞行150-180小时即可毕业。前半年使用一个机场，后半年可用两个机场平行训练，你们长春航校是日、美式飞机，须改装训练，否则使用三个国家制造的飞机，型号杂乱，不利于保证训练的进度和质量。中国自己已经训练出的110名飞行员，可编到6所航校去，经半年改装和战斗课目训练，即可组建1个能担负作战任务的混合师(2个歼击团、1个轰炸团)。1年后，6所航校的飞行员全部毕业，又可组建歼击师2个，轰炸师1个(均3团制)。飞机总数可达350—400架。航校训练飞机的配备问题，我们是这样考虑的：每所航校配用雅克—18初级教练机各15架，雅克—11(轰教机“乌特伯”)中级教练机15架，乌拉—9、乌拉—2高级教练机各15架，6所航校共配教练机270架。每所歼机航校配拉—9战斗机30架，每所轰炸航校配杜—2(今译为图—2)轰炸机20架。这样，作战飞机就有160架(歼击机120架、轰炸机40架)。另配运输机4架。第一批援助飞机总数为434架。半年后混合师成立，可从航校抽歼击机80架、轰炸机20架。每校留作战飞机10架，训练可基本不受影响，1年后飞行学员毕业。3个作战师成立时所需飞机数量，建议明年上半年再行会谈商定。
“专家的数目：每所歼击航校100人，每所轰炸航校120人，有校级军官、飞行教员等飞行干部20人，其他是地勤、理论教员、航医、后勤保障人员。另有少量派驻空军司令部以及组建空降旅的专家，共计878名。”
“关于保证飞行的相应物资器材(如汽车、油料、充电设备、飞行装备等，)我们亦将如数配备。”
“以上就是我们制定的援助计划，请贵方研究一下，如果同意就双方签署，以便上报。”
我们觉得苏方考虑的比较周全，与我们提出的方案基本相符。党中央指示的谈判目的已经达到，刘亚楼司令员向维尔希宁元帅说：“苏联方面所订援助计划，我们表示同意。这是国际主义精神的具体体现。为此我以代表团的名义，向斯大林元帅、联共中央、苏联政府、苏联武装力量部致以崇高的敬意!对空军元帅同志及由您主持苏军代表团的负责精神和高效率的工作，表示真诚的敬佩和衷心的谢意。有些具体问题，会后可继续磋商，求得解决。关于购买飞机、器材以及聘请专家的各项经费，请按世界通常价格计算，由我国政府核实结算，将来向苏联政府偿还。”
接着，刘亚楼司令员、维尔希宁元帅分别代表中苏双方在协议上签了字。签字后，维尔希宁提出请我们参观一些名胜地方和航空设施，让我们提出参观项目以便他们安排。对主人的盛情，刘亚楼表示感谢。会谈至此正式结束。自从到达苏联，苏方一直待我们如同上宾。会谈也进行得十分顺利，援助项目比较齐全，这是中苏友谊的体现，也是由于我国解放战争胜利在望，我们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国际地位大大提高的缘故。刘亚楼对此感触甚深。我们亦都有同感。
草签协议后，我们向党中央发电报汇报了会谈情况及协议的内容，建议加速筹建工作。刘亚楼司令员说：根据他过去在苏联办事的经验，苏联政府批准援助计划，至少还得两个月。这段时间我们可以充分利用，抓紧做些参观考察工作，以便更多地积累经验。于是我们便拟定了一个比较全面的参观考察项目单，包括：空军司令部、飞行航校、航空工程学院、飞机制造厂、飞行部队基地等。
在莫斯科以西100多公里的一个空军基地，我们第一次看到了米格—15型喷气式歼击机。主人对我们说：这个机场，这种飞机目前都是对外严格保密的，唯一的例外，便是对你们几位中国高级军官了。此话之意是不言而喻的。我们在座舱里询问了升限、航速、炮火威力、射速及有关这种飞机的战斗性能。主人没有完全如实相告，我们也就不便追问了。接着我们观看了米格—15的飞行情况。这种飞机，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战斗机。
参观完飞行部队，我们便飞往哈尔科夫城郊参观航校。我们开办航空学校时是飞行和地勤人员同校训练，而这里则专门培训飞行学员(训练两年)，地勤学员另有专门学校培训。1951年后我们便参照苏联模式改组了我国空军航校体系，空、地人员分开训练。
苏联空军总部的体制是横宽纵短，编制精干，没有闲人。空军司令和参谋长直接管辖的部门很多。每个部门都职责分明，没有人浮于事，机构臃肿的现象。部队体制也是这样。我们还请空军总部的同志给我们上了一些课。通过较系统的考察学习，我们收获是不少的。但苏联空军有些制度与做法我们不能效仿，比如苏军取消了政治委员制度，实行一长制等。
在考察学习间隙，我们还参观了红场列宁墓、列宁故居、克里姆林宫、地下铁道、马戏团等。
在苏联期间，刘亚楼司令员问王弼，在大革命或内战时期，中国还有没有人来苏联学习航空？王弼回忆了一下，说有，好像是位湖南的同志，叫唐铎。我们便提请苏方协助查寻。过了两天，陪同我们的舍洛夫少校回复说，有此人，还健在，3天后可来和你们会面。唐铎按时来了，当时他在乌拉尔山脉以东的一个苏联空军航校任少校军械教员，是卫国战争时期从莫斯科撤退到那里去的。他虽已加入苏联国籍，也有了眷属子女，但仍想回国参加中国的空军建设。我们回国后报告了中央，经同苏联交涉，唐铎于新中国成立后回到了祖国，担任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空军系主任。
1949年10月1日，我们在中国大使馆筹备处同戈宝权、徐介藩等一起欢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国庆。参加欢庆会的还有张爱萍同志，他是前几天到达莫斯科谈判的，请苏联海军援助我国建立海军问题的。
10月5日，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告诉我们，援助中国建立空军的协议书，斯大林和联共中央已经批准了，我向你们表示祝贺。苏联第一批专家23人已经集中，很快就要出发去中国，如果没有其他问题，你们就可以乘飞机飞到赤塔，然后改乘火车回国了。
刘亚楼司令员热情地向华西列夫斯基和维尔希宁元帅表示了最诚挚的谢意，然后，又在苏联空军司令部同苏联派驻中国的第一任空军顾问普鲁特科夫少将见了面，刘亚楼热烈欢迎他到中国来。
10月6日，中共中央电告刘亚楼：与友方谈的一切计划都很好，中央完全同意。第二天，我们启程回国，16日回到了北京，组建空军的工作就按计划全面紧张的展开了。
揭开我党历史上第一支航空队的神秘面纱
王有生
1937年冬至1938年春，中共中央高瞻远瞩，借巢育鹰，利用与新疆督办盛世才的统战关系，从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中，选派43名红军干部，进入新疆边防督办公署航空队飞行班和机械班学习。“这是一支特殊的学员队伍，它是存在于盛世才航空队中的‘红军航空队’，后来被习惯称为‘新疆航空队’。”(引自王定烈主编《当代中国空军》第1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10月第1版)
这批红军骨干，大多数是营、团干部，还有师职干部。他们淡泊名利，勇于攻克难关，经过四年多的刻苦学习训练，系统地掌握了苏制乌－2型、埃尔－5型、伊－15型、伊－16型飞机的驾驶作战、维护技能，成为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第一支空地勤配套的航空队伍。
盛世才公开投靠蒋介石后，这批航空队员被软禁、关押，备受摧残折磨。但他们信仰坚定、大义凛然，并在狱中坚持学习革命理论和航空知识。后经党中央多方营救，这批航空队员历尽艰险，有31人于1946年7月回到延安。未回延安者12人，其中在校期间停学调离者3人;因事故牺牲者2人;病故者2人;在软禁期间逃离者2人;在监狱期间单独释放者3人。
集体回到延安的15名飞行员和16名机械员，经中央军委决定组成“八路军总部航空队”。继而辗转数月奔赴东北，于1947年2月到达老航校，担任了多种重要职务，增强了老航校的领导和教学力量。
在人民空军成立前后，这批航空队员中，有3人担任了军委航空局的处长;有1人担任了首个军区航空处的处长;有2人参加了开国大典空中受阅驾机飞过了天安门;有4人在首批六所航校中担任了校长;有3人在首支航空兵部队“第四混成旅”中担任首任团长(共有四个团);有1人担任了第一个航空兵师的师长，并率部五次参加抗美援朝作战，功勋卓著;有17人先后走上军以上领导岗位;有8人被授予空军少将军衔……我党精心培养的这支航空队伍，确实发挥了“红色空军种子”的关键作用，为人民空军的发展壮大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回眸人民空军成长的辉煌之路，可以清楚的看到：一代代空军官兵一直在党的坚强领导下，薪火相传，接力前进。人民空军在艰难岁月中砥砺而生，在残酷的战争中浴血而立，在国土防空中亮剑成长，在转型建设中勇立潮头，在“能打仗、打胜仗”的过程中升华而成的献身使命、不怕牺牲、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正是传承了包括“新疆红军航空队”优良传统在内的“红色基因”。
“新疆红军航空队”为我们留下了一笔珍贵的精神财富，并为我们留下了“中共第一支航空队”的历史轨迹和真实记录。
一、“新疆红军航空队”是由我党亲自组建的第一支航空队伍
我党对组建“新疆红军航空队”高度重视，亲自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和教育工作。
1937年5月，中共中央代表陈云、滕代远，按照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从新疆星星峡把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左支队余部援接到了迪化(今乌鲁木齐)后，组织他们投入了文化知识和特种兵技术的学习。
左支队是西路军唯一保存下来未被打散的部队。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陈云同志请示党中央批准，在组织整顿中取消了“红西路军左支队”的番号，将其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总支队”，下辖四个建制大队，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总支队，对外一律以“新兵营”的名称出现。
“新兵营”实际成了我军最早的一所训练特种兵技术干部的学校。当时在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无法解决现代化武器装备问题。由陈云同志提议，党中央决定利用与盛世才的统战关系，使新疆成为党培养和训练特种兵军事技术干部的基地。“新兵营”就在这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937年秋，陈云同志深邃的目光投向了蔚蓝色的天空。他筹谋大计，决心设法打开“立体化”这扇大门。他在西路军总支队部召开的干部会上明确提出：“我们党想建立一支航空队伍，没有飞机，可以先把干部培养起来，今后有了飞机，使用起来就有人有技术。”他还说：“我想，我们可以利用新疆的环境条件，借用盛世才的航空队，为我们党培养一支既会驾驶飞机，又会维护飞机的航空队伍。”
当时，新疆督办盛世才，在获得苏联大量援助和共产党人的多方帮助后，巩固了他在新疆的政权，实行进步的“反帝、亲苏、民平(民族平等)、清廉、和平、建设”六大政策，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统一阵线，因此，陈云同志“借鸡孵卵”的计划，是十分可行的重要举措。
1937年10月22日，陈云、滕代远，向党中央发出电报请示：“西路军余部430人，抵迪已有五月余，仅以本身力量进行中文、算术、常识、军事、政治的训练，进步虽有，而新武器没有学习，多次要求赴苏学习，未得到国际批准。”“现要求护送皮衣回陕北上前线抗日，否则，即准备全部分到迪化学习飞机、铁甲、汽车、炮兵和骑兵。”
10月25日，毛泽东、张闻天回电：“同意将四方面军人员分配到迪化各学校去学习新技术。”
陈云同志随即在“新兵营”开展选拔工作，初选了30名年龄在18-25岁、身体健康的青年干部，准备学习航空技术。
1937年11月29日，陈云同志回到延安后，向党中央、毛主席汇报了派人到新疆督办公署航空队学习的意见，很快得到了批准，毛主席赞扬说：“陈云同志为我党办了件大好事啊!我看这件事由你具体负责，人员么，可以分别从迪化新兵营、延安抗大和摩托学校物色么!”
就这样，陈云同志在延安亲自参加考核;中共中央驻新疆第二任代表邓发，在迪化找初选人员逐一谈话;最后，共在两地的红军干部中挑选了44名航空学员。
1938年1月6日，陈云同志特地把即将前往迪化的19名航空学员叫到他住的窑洞里，亲切的嘱咐他们说：“你们将是第一批红色飞行师，是红色空军第一批骨干，不要怕文化低，不要怕人家看不起，要有坚强的毅力，刻苦学习，一定要把技术学到手，要搞好团结，遵守纪律，保持党的荣誉。”(林虎主编《空军史》11页，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11月第1版)
1938年2月7日，新兵营选出的学员进入新疆督署航空队前夕，中央代表邓发讲话送行。他说：“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支航空队，今天就算正式成立了。”并提出，要学好技术，要遵守纪律，不要对外公开等具体要求，邓发同志明确了组织关系：“航空队由中央驻新疆代表直接领导。”(见载于多种专著史料)
2月20日，延安来的学员到达迪化“新兵营”。除了一人身体不合格外，18名学员与迪化的25名学员，混合编班。其中25人学习飞行技术，18人学习机械维护技术。这43名学员来自红军的各个部队，其中，原红一方面军的有16人，原红二方面军的有两人，原红四方面军的有24人，原红25军的有1人，这43名红军干部，都是经过长征保留下来的革命骨干。
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部署要求下，在陈云同志的精心组织下，选拔各方面军的代表，组成我党的第一支航空队，体现了全军奋斗，共创红色飞行师的精神。当时，在新疆工作的同志，把这支队伍称为“红军航空队”。
参加飞行班学习的25名红军干部是：吕黎平(班长)、方华、方槐、方子翼、刘忠惠、安志敏、杨一德、李奎、张毅、陈熙、胡子昆、赵群、袁彬、夏伯勋、黎明、汪德祥、谢奇光、邓明、龚廷寿、余天照、杨光瑶、王聚奎、彭浩、黄明煌、王东汉。
参加机械班的18名红军干部是：严振刚(班长)、丁园、云甫、王云清、朱火华、刘子立、刘子宁、吴峰、陈旭、陈御风、金生、周立范、周绍光、黄思深、曹麟辉、彭仁发、吴茂林、余志强。
中央代表邓发把43名学员分在飞行班和机械班后，还宣布：两个班建立一个党支部，由吕黎平担任支部书记。从此，这支特殊的学员队伍，即存在于新疆边防督办公署航空队中的“红军航空队”，作为一个战斗集体，进行了四年多的刻苦学习训练。在被盛世才逐出新疆督署航空队后，又自成体系的作为一个战斗集体，进行了四年的狱中斗争和学习，直至被党中央多方营救返回延安。
二、作为我党第一支航空队，“新疆红军航空队”始终受到我党的关心爱护
党中央对在新疆学习的指战员非常关心。1939年9月，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到莫斯科治疗臂伤，在途经迪化逗留期间，正值总支队在进行野营训练和联合军事演习。周副主席在陈潭秋的陪同下，专程去迪化北郊八家户野营地，看望“新兵营”指战员，向全体指战员讲了话。他说：“党中央要求你们认真学好军事技术，为了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培养出自己的特种兵骨干，大家一定要安心学习，一定要学好。我相信不要很久，我们也会建立起自己的机械化部队。”
在野营地，周副主席还接见了我党在新疆边防督办公署航空队学习的学员代表吕黎平和严振刚。周副主席告诉他们说：“毛主席、党中央，很关心你们学习航空，让我路过迪化时向同志们表示慰问。”他详细询问了我党航空队学员的学习情况，当听说学员们已经能够操纵、维护两种飞机时，高兴地说：“陈云同志做了件很好的事，将来建设我们自己的空军，有骨干有种子了。”他还给这两位代表分析了国民党空军的状况和教训，兴奋地谈到了我党建立人民空军的设想和要求。
周副主席1940年3月初从莫斯科回延安，途经迪化。
他关心着继续留在新疆的航空队学员，又一次接见了吕黎平和机械班代表朱火华，关切地询问了学员们的学习和生活，当听到这些红军中的营团级干部始终过着学员生活，年龄大了还不能成家时，周副主席赞扬他们有理想，有志气，不计较个人得失，再次鼓励他们抓紧学习，争取更好的成绩向党汇报。他语重心长地说：“我们党迟早要建立自己的空军的，暂时没有飞机就先培养技术人才，你们40多位同志有学飞行的，有学机械的，一旦有了飞机，就能形成战斗力，党中央对你们寄予极大的希望。”(郭林：《周副主席过新疆》，见《文献与研究》，1986年第1期)
这支“红军航空队”，平时虽然处于新疆督署航空队内，在行政管理、航空训练等方面，受校方和苏联顾问支配，但在党组织活动、政治思想工作、人员调整、经费筹措、生活补贴等方面，仍受我党驻新疆代表亲自领导。第一任代表陈云，曾催促苏联援助督署航空队一批战斗机，落实了当初与盛世才达成的协议。第二任代表邓发做了大量的工作，教导学员们不怕冷嘲热讽，团结协作，互帮互学，攻克了文化和航空理论难关。第三任代表陈潭秋，对培养我党我军这支航空队伍也极为重视，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红军航空队”党支部下面分为五个党小组，飞行班三个，机械班两个。(见朱培民《新疆革命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因为陈潭秋同志不便到新疆督署航空队看望学员，就规定支委会成员到他住处汇报工作。每一次支部大会，他都几乎亲自参加，直接布置、检查和讲评支部的工作。他经常向航空队员们传达党中央的文件和重大的方针、政策，还多次辅导他们学习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作时事政策和形势报告，激励航空队的同志们树立革命理想，战胜成才道路上的艰难险阻。
在生活上，陈潭秋同志对红军干部航空学员也是无微不至的关心。1940年后，盛世才没有根据物价上涨相应的增拨学员灶的伙食费，学员们只好经常吃咸菜疙瘩。
陈潭秋同志见学员们消瘦了，非常心疼着急。在经费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他想方设法从办事处的经费中每月拨出一部分钱，作为学员们的伙食补助。当改装战斗机的学员们在野外机场训练时，生活条件更差，陈潭秋同志就设法借来几支小口径步枪，让学员们打点儿野味，补充营养。学员有了困难，陈潭秋同志就亲自想方设法解决。例如机械班的周立范经常肚子疼，督署航空队军医确诊他长了一个大瘤子，说是不治之症。陈潭秋同志闻讯后，四处奔走，多方联系治疗，他通过苏联驻迪化总领事，在盛世才部队的一个医院里，找到一名苏联肿瘤专家，给周立范做了大手术，切除了肿瘤。在周立范住院和休养期间，陈潭秋同志还多次用自己的津贴费，购买营养品前往看望，并指示我党学员们要多关心爱护他，周立范同志终于从死亡线上被抢救了过来。
至于我党航空队在学习训练期间的费用，也需自筹一部分，钱由共产国际供给，每月大约四百美元。1940年1月，“新兵营”撤走后，中央代表陈潭秋曾与“远方”(即共产国际)电报联系此事，并请中共中央书记处去电说明。1月18日，《新疆办事处关于新兵营回延安和航空队经费供给致邓发及中共中央书记处电》文中写道：“留此学习及修养的，除航空队外，还有50余人。航空班用费拟自筹，合计每月需美金四百元，已电远方要求供给。望你们也去电说明。”(引自：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八路军新四军驻各地办事处机构》(2)第597页，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3月第1版)
1940年夏，航空队的学习遇到困难。因阿山、和田事件发生，盛世才调走了几架飞机镇压“叛乱”，使航空队学习无法继续。陈潭秋在10月21日发出《关于航空队状况及下一步的处置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电文说：“航空队同志是我们准备将来空军的第一批干部，他们的责任非常重大，可是一年多来，因技术条件和环境关系，进步很少。……最近他们要求直接写信给中央陈述意见，我已同意。究竟对他们的问题如何处置，希望中央严重讨论一次，给以具体指示……”(引自《八路军新四军驻各地办事机构》(2)第617页)
当时，航空队学员要求陈潭秋同志向党中央反映情况，并转达他们的三条要求：一、回延安建立自己的空军抗日;二、参加陆战队抗日;三、赴苏参战。党中央回电：严守纪律，安心学习。(引自《新疆革命史》第93页;《中共党史资料》第25期，第29页)
当盛世才加紧投靠蒋介石，于1942年7月把航空队逐出督署航空队后，航空队自成体系的搬到了南梁的招待所(归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因先后调出3人，牺牲2人，病退1人，此时航空队有37人。陈潭秋同志来看望航空队员时，告诉他们：“你们37名同志，是党千辛万苦培养出来的第一批航空人才，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目前从新疆送你们返回延安，已经不可能，我已向党中央发电报，请中央尽快与苏联联系，争取把你们送到苏联去，待国内条件成熟后，再接你们回来建设我们自己的空军。”
1942年9月初，新疆政局已十分险恶。陈潭秋同志找航空队党支部的新老成员谈话。他在分析形势后说：“党中央批准了你们撤到苏联去继续学习，你们现在可以做走的准备，行李物品尽量少带……我们在新疆的所有人员准备分三批撤走。你们学习航空的同志是第一批，吉合同志同你们一块走，他对苏联的情况熟悉，懂俄语便于接洽。”(见1985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碧血洒天山》)
此后，陈潭秋同志被抓走，航空队同志也被软禁、监押，与党代表失去了联系。但陈潭秋同志被害前还在关心航空队的同志，曾给他们写信，并嘱托党组织负责人给航空队员每人补助100元生活费。
1944年冬，航空队的同志们被转押到第二监狱的黑牢后，他们设法与狱中的党组织接上了关系。敌人用严刑毒打，甚至用砍头、枪毙来威胁他们，他们都没有屈服。他们在“百子一条心，集体回延安”“全体无罪释放回延安”的战斗口号鼓舞下，不屈不挠地开展对敌斗争。在党中央的多方营救下，终于在1946年6月10日，集体释放出狱。于同年7月11日，安全地回到延安。
这支由红军干部组成的我党第一支航空队，与其他一道返回延安的我党人员，受到了中央领导和各界群众的热烈欢迎。朱德总司令亲自到七里铺迎接，并设宴招待。他高兴地对航空队员们说：“我军在东北缴获了日本不少航空器材，有飞机，有机场，就是缺少驾驶人员和维护人员。你们回来了，就很好嘛!正好发挥骨干作用。”
7月12日，毛泽东主席来到中央党校驻地看望大家，他与航空队的同志一一握手说：“你们回来了，就是胜利!”“你们都是好同志。”
1946年8月29日，航空队被召集到八路军总部开会。朱德总司令详细讲述国内形势后说：“延安人称你们为新疆航空队。延安怎么会有新疆航空队呢？名不正言不顺。八路军确实很需要一支航空部队，配合地面部队作战，中央对你们寄予很大希望，希望你们及早恢复技术，参加作战。”“八路军总部根据中央的指示，决定将新疆回来的航空人员编成一个航空队，暂定名为八路军总部航空队。今天在这里开成立大会。”
朱总司令宣布：“现在我命令，八路军总部航空队正式成立，任命方子翼为航空队队长，严振刚为航空队政治指导员。”“会后，你们应立即着手做赴东北的准备工作。”
航空队根据朱总司令的指示进行了编排，把空地勤人员混合编组为三个分队，由方华、陈熙、吕黎平担任分队长。然后，每天集体复习航空理论，锻炼身体，练习行军，为开拔做准备。
1946年9月20日，八路军总部航空队的方子翼、严镇(严振刚)、吕黎平、陈熙、方华、方槐、夏伯勋、袁彬、安志敏、李奎、黎明、张毅、赵群、刘忠惠、胡子昆、朱火华、金生、周立范、周绍光、丁园、云甫、曹麟辉、王东汉、吴峰、刘子立、刘子宁、陈御风、陈旭、黄思深29人(杨一德、王云清因病住院，推迟出发)，和刘善本机组，加上陪送人员共40余人，在八路军总司令部、中央组织部、中央党校二部等单位代表和从新疆回来的人员近千人的欢送下，离开延安，踏上征途。他们于1947年2月，辗转到达被誉为人民空军“摇篮”的东北老航校后，先后被委以重任，出色地发挥了领导骨干和教学骨干的作用。
“新疆红军航空队”，作为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第一支空地勤配套的航空队，其可歌可泣的战斗历程，是一首红军干部忠诚于党、牢记使命、百折不挠、坚贞不屈、无私奉献的英雄史诗，其彪炳史册的辉煌业绩有目共睹，感人肺腑，受到了广泛的赞誉。
三、继“红军航空队”之后成立的“新兵营航空班”在争取进入航空队未果后无奈回撤延安
1938年10月，由新疆边防督办公署航空队代培的“红军航空队”飞行班，转入埃尔－5型中级教练机的飞行训练，初级教练机富余了一些，盛世才考虑续办第四期飞行班。中共中央代表邓发考虑，这是可以再送一些人进入督署航空队的好机会，有的可以当教员，有的可以当学员。能当教员的有常乾坤、王弼。
常乾坤是1926年从广州航校选送苏联学飞行的，王弼是1927年从莫斯科中山大学选送学飞机机械的。二人毕业后在苏联空军中服务。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当时在苏联空军军事工程学院深造的常乾坤、王弼，向我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提出回国参加抗日战争的请求。获准后，二人于1938年9月抵达迪化。但因盛世才的反对，我党代表送他们进督署航空队担任教官的计划未能实现。
就在这一年的8月至9月间及以后，我党曾调一批青年干部来新疆，准备作为第二批代培人员进入督署航空队学习。这批干部有郑德、林征、吴元任、周元青、叶远之、李春华、任平等。其中，郑德是中共早期党员，曾于1930年10月进入广东航空学校第五期学习飞行，1932年4月毕业，后来回到延安，这次也被党派到迪化。可是，当中央代表与盛世才协商时，盛世才也拒绝接纳这批干部。
无奈之下，我党驻新疆代表处只得将以上干部组织起来，在“新兵营”内成立了一个教员训练班，边学习边与盛世才协商。1938年底，曾在苏联学习航空的李凡、王琏、王春回国到迪化后，也编入这个班。1939年5月，在苏联学习航空的刘风回到迪化后，中央代表邓发遂将郑德、李凡、王琏、王春等人抽出来，加上刘风，组成航空训练班。以后，扩大到10多人。林征、吴元任、周元清、叶远之、李春华、任平等也参加了这个航空班。后来从苏联回来的一名朝鲜族青年王天，是准备来新疆学飞行的，也留在了航空班。
航空班主任由郑德担任，常乾坤和王弼担任航空理论课教员，郑德兼任文化教员，“新兵营”参谋长苏进(红军长征前曾任师长，红军大学训练科长)讲授军事课，“新兵营”政治处主任肖理(即中央迎接西路军五人代表团成员、陈云机要秘书)、邓发机要秘书冯铉讲授联共党史课。陈潭秋同志接任第三任代表后，曾亲自讲授《中国革命》课。
这个航空训练班，只进行航空理论教育，没有飞机提供基本驾驶技术训练，航空班与俄文班、教员班一样，均属“新兵营”管辖，按“新兵营”的安排进行日常活动。在1939年夏秋季节，航空班就参加了“新兵营”的野营训练和军事演习活动。1940年初，“新兵营”撤回延安时，航空班的林征、吴元任等人也随同东返。
吴元任曾任东北老航校指导员、空八军副军长、福州军区空军副司令员等职。他回忆说：“1939年，我们一行从延安到新疆去学习航空技术，在那里认识了我党驻新疆代表陈潭秋同志。……当时，我们作为航空班学员在新兵营里学习。不久，我们到迪化(今乌鲁木齐)郊外搞野营训练，潭秋同志具体领导我们进行实战练习。……1940年，潭秋同志报告党中央，决定送我们在新兵营学习的同志返回延安，临行时，潭秋同志作了精心安排，并一直送我们到迪化远郊。”(引自吴元任：《潭秋同志关怀我们“新兵营”战士》载于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回忆陈潭秋》)
“新兵营”撤走后，航空班与兽医班的大部分人仍留在迪化继续学习，归八路军办事处管理。几个月后，“航空班”有一部分人因执行押送纸车任务回到了延安。据八路军办事处机要秘书王韵雪回忆：“记得有一次中央发来十万火急的电报，要潭秋给延安筹措一批白纸，以保证《解放日报》的正常出版。这是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潭秋接电后，日夜奔走，想了很多办法，终于在苏联的帮助下筹措到了十吨白纸。为了押运这批纸张，潭秋将‘新兵营’航空班留下的约十几位同志(原准备去航空队学习，因被盛世才拒绝而未去成)组织起来，押运纸车回延安。”(引自中共黄冈县委宣传部1980年5月编辑的《陈潭秋》内部资料)
剩下郑德、常乾坤、王弼等七名航空专业干部及王天，继续争取进入新疆督署航空队。经过交涉，仍未能与盛世才达成协议，于是在1940年11月奉调回延安。
航空班一行人乘苏联军用汽车到兰州后，经兰州八路军办事处安排，换乘公共汽车去西安。为了安全，10人(含两名随行者)分成两批上路。第一批人员由郑德带队，含李凡、王春、王天、蔡芬，先一天启程，到达平凉附近被国民党扣押。由王弼牵头的第二批人员，含常乾坤、刘风、王琏和刘某，到达西安后，立即向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报告郑德等五人被扣押的消息。八路军办事处出面交涉没有结果。后来王天从国民党西安集中营脱身回到延安，大家才知道，郑德、李凡牺牲，王春等不知所终。
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派人护送，王弼、常乾坤等五人乘延安来的货车，于1940年12月，抵达延安。
综上所述可知，“新兵营航空班”作为我党第一支航空队的后续分队，为进入新疆督署航空队，进行了一年多的争取等待和航空理论学习。其中有数月参加野营训练和实战演习。其成员与“新兵营”的老成员，即西路军余部红军干部战士有所不同，他们是新增的成员，除郑德外，是名副其实的“八路军新兵”。眼下有些人竟然把我党第一支航空队说成是“盛世才的航空队”，而把“新兵营航空班”说成是我党在新疆的最早的航空队伍。这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偏见之论。
还有一种说法是：航空训练班是在常乾坤、王弼“亲自负责”、“亲自领导下”的“正宗”的航空队伍。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常乾坤、王弼两位同志，固然是在上世纪二十年代由我党送训的优秀航空骨干，但是他们毕竟是刚回国参军的技术人员，何况常乾坤同志是带着两次失去党组织关系的苦恼来到迪化的。(常在苏联先失掉中共党员的组织关系;之后申请成为苏联共产党预备党员，又因在黄埔军校参加过国民党而未能转正为苏共正式党员)。所以在航空训练班期间只是教员，且不能参加党组织活动。回到延安后，经查询黄埔军校党员名单和王世英证明，由中组部批准恢复党籍。为他后来逐步成长为人民空军的高级将领增添了必要条件。但这并不等于说他在迪化航空班时就是“亲自领导”的“负责人”。
(作者：王有生空军史学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