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访问英国

　　10月19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对英国展开国事访问。早前10月13日外交部在发布习近平主席访英的中外媒体吹风会上就称“此访将是10年来中国国家主席首次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也是中方面向欧洲的又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外交部副部长王超表示，这次访问将“推动中英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的重要发展”，“成为中英关系发展史上一座新的里程碑，并将为促进世界和平与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中国要与英国这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携手，促进世界和平与繁荣，建设国际新秩序，脑补这么一幅图景，再稍稍回想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与英国互动的痛苦民族记忆，怎么都觉得“打开方式不对”。其实，这看似诡异的国际关系的合纵连横，完全可以用简单直白的国家利益理论来解释。且让我们从中英的相遇开始，慢慢梳理中英两国的漫漫纠葛。

　　中英的历史相遇

　　中国与大英帝国的“爱恨情仇”，可以追溯到鸦片战争，大英帝国的坚船利炮将中国彻底从天朝上国的美梦中敲醒，从此开始“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救亡图存。随后，在中国的近现代进程中，英国频频出场，频频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

　　在地理大发现以前，中国与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方文明，隔着广漠的欧亚大陆相望，仅有的零星交往只属于插曲性质。据说，汉朝与罗马帝国已互有所闻，中国称其为“大秦”。最有名的传说莫过于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Marco Polo)造访元朝。在地理大发现时代，欧洲已具备了前往东方的地理知识和造船技术。例如，葡萄牙人航海远征，把一些探险家、商人和传教士带到东方。此时，东西文明已有经常性交往，但两个文明仍然没有发生直接冲突。

　　作为最先完成工业革命的西方国家，英国具备西方世界最强大的经济、最先进的技术实力以及较强的制度优势。“欧洲还得等到工业革命以后才获得足够的力量作有力而持续地到达中国的努力。英国作为工业革命的摇篮在这场推进中遥遥领先，这并非偶然。”因此，在中西方历史性碰撞中，英国是最先同中国接触的西方文明国家。

　　由于与南明台湾政权的对立，在相当时间内，清朝采取闭关锁国政策，随后有限度地开放南方部分沿海城市，并逐步形成了以广州体系(十三行体系)为核心的对外贸易体系。清朝政府(朝廷)将中国对外贸易的垄断权力授予某些商号(行)。这些商号，对外与外国商人甚至政府进行贸易，对内向清朝政府“捐呈大笔钱财”，“据说捐资的数额约为20万两，或5.5万英镑”。

　　清朝对国际贸易不甚感冒，很大程度上源于中国在相当长时间内维持的与现代主权秩序截然不同的东方封贡秩序，以及附带的源远流长的天朝上国心态。“富足的中华上国无需外来货物，仁慈的皇帝允许通商乃是一种对洋人赐恩的标志及使其感恩戴德的手段”。总体而言，清朝中国对外贸易体系存在三大特点：贸易上特许，人员上限制，不同意治外法权。

　　第一，贸易上特许是指，清朝政府指定中国特许商人与外国私商进行贸易，不需要任何(基于平等地位的)官方外交关系，洋商与中国官府之间不允许有任何的直接接触，中国特许商人从中协调，代洋商向总督、巡抚和户部转呈禀贴。

　　第二，人员上限制是指，来中国做生意的洋商，只能生活在划定的区域，未经许可不得私自离开或进入其他区域。各国洋商所住“商馆”(又称夷馆)，与十三行并立，坐落于广州城墙外珠江岸边，租自行商，平均年租金为600两。

　　第三，不同意治外法权是指，“在中国犯罪的洋人应按中国的法律受审”。清朝中国法律制度与西方国家法律制度迥异。在英国人眼中，“中国式判决的严厉和明显的不人道、缺乏符合欧式公正原则的正当审判、迫使交出罪犯而动辄中断贸易或拒绝让离港的船舶清舱”都令英国人愤怒，并引发了一系列抗议。

　　英国试图改变清朝中国贸易体制的三次外交接触

　　在“赫符斯号”事件后，英国试图通过和平手段改变清朝中国贸易体系，先后派出三次使团，进行两次外交接触，然而却没有获得任何实质性成果。

　　在18世纪末，庇特(Pitt)内阁新设的“印度管理部”大臣邓达斯(Henry Dundas)，委派凯思卡特中校(Charles Cathcart)出使中国，要求“改善英国与中国的贸易并取消目前的限制，打消中国人认为英国有侵占领土企图的疑虑，并向中国保证英国的目的只在于和平经商；获得比广州的地理位置更便利的一小块地盘或孤岛充作由英国司法治下的贸易货栈。”遗憾的是，凯思卡特出师不利，在1787年12月启程后不久客死途中。

　　1792年5月3日，马戛尔尼勋爵(Lord Macartney)被正式委命为“大不列颠国王特命全权派驻中国皇帝大使”，出使中国。马戛尔尼受命收集与中国相关的所有情报，并应努力：“1.要求中国在茶叶和生丝产地及毛纺织品消费区域，割让一至两块土地，使英国商人可在那里居住，并可以实行英国的司法管辖权；2.谈判一项商务条约，以便尽可能地把贸易扩展到整个中国；3.清除广州现存的种种弊端；4.唤起中国对英国产品的兴趣；5.安排在北京设置外交代表；6.使日本、交趾支那和东方群岛对英国贸易开放。”概言之，马戛尔尼的主要使命是“打开东方与英国之间的贸易，并与中国发展条约关系”。

　　马戛尔尼受命服从一切无损于英王之荣誉，以及他本人之尊严的中国宫廷礼仪。马戛尔尼使团以向乾隆祝寿的名义接受了乾隆皇帝的接见。然而，马戛尔尼之行所获不多，东印度公司董事会秘书奥贝尔(Peter Auber)曾戏言：特使得到了极其礼貌的接待、极其殷勤的款待、极其警觉的注视以及极其文雅的遣回。

　　1815年维也纳会议后，欧洲恢复了和平，英国得以腾出手来解决中英贸易积怨，派前印度总督阿美士德勋爵(Lord Amherst)出使清廷，要求：“消除在广州的种种困难、实现中国和英国商人之间的自由贸易、废除公行制度、自由居住在商馆而不受时间及雇用华仆的限制、建立商馆与中国官宪之间的直接联络、在广州以北开放更多的口岸，以及在北京派驻外交使节的权利”等。1816年8月13曰，阿美士德带着52件“贡品”抵达天津，得工部尚书迎接并设宴款待。当被要求行磕头礼以谢皇恩时，阿美士德答复称不能遵行，但可脱帽三次，鞠躬九次。随后双方就会见礼仪问题行了无休止的争执，当时在位的嘉庆皇帝拒绝接见阿美士德，但谕令两江总督以适当礼仪接待。

　　和平谈判的努力以失败告终，势头正盛的日不落帝国面临三种政策选择，要么放弃对中国贸易，要么服从中国安排，要么付诸战争手段。对当时最强大的英国来说，放弃和服从都是不可接受的。对当时的中国而言，阿美士德所表现和传达的与中国天下共主的“大不敬”，严重挑战了中国“天朝上国”的心理底线。在两广总督的力劝下，嘉庆皇帝才放弃了与英国断绝关系、彻底中断广州贸易的念想。

　　最终，英国选择了战争。鸦片贸易将英国永远钉在了耻辱柱上，但另一方面，即使没有鸦片，战争仍极可能爆发。鸦片战争的爆发，迫使中国进入“三千年未有”之近现代化进程，也陷入了近代中国与西方列强互动的生死循环：问题产生-谈判失败-战争-中方战败-割地赔款改制-再产生新问题。

　　中英的现代外交

　　日不落帝国在工业革命之后，挟以现代技术和制度优势，敲开了闭关自守的清朝中国的大门。中华民族由此开始了长达一百多年的救亡图存抗争，终于实现民族独立、维持国家尊严。

　　新中国成立后，作为国际关系的高手，英国很快调整外交策略，选择与中国交好，中英关系才有实质性进展。1998年朱镕基总理与布莱尔首相实现互访，中英宣布建立全面伙伴关系。随后，中英外交关系逐步加速，先后建立总理年度会晤机制、战略对话机制、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等。

　　由于地理区位的限制，中英相互不构成安全威胁；由于理念和制度差异，中英相互不构成政治盟友；因而，经济关系一直是中英关系的主题。

　　英国是中国在欧盟内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一大投资目的国和第二大实际投资来源地，中国是英国在欧盟外第二大贸易伙伴。2014年，中英双边贸易额808.7亿美元，同比增长15.3%，实现5年内翻一番。其中中国出口额571.4亿美元，增长12.2%，进口额273.3亿美元，增长23.5%。

　　英国是中国主要海外投资目的地，以及除香港外最大人民币境外交易中心。两国经贸合作呈多样化发展趋势。英国在中国优先发展的交通、能源、化工、机械制造领域及信息、生物工程等高新技术方面具有优势，同时也是中国机电、纺织、化工、金属制品、服装以及初级产品的重要市场。英国对参与中国西部大开发态度较积极，对华投资区域正逐渐从沿海向中西部内陆地区扩展。

　　中英务实外交

　　中英关系升温是一个晚近的现象，伴随着中英两国快速发展的经贸往来，也源于英国随着自身国力下降迅速调整外交策略，发挥长袖善舞的务实外交遗风，主动与中国交好。

　　曾经的日不落帝国，现在的英伦三岛，英国的国际地位经历大起大落。18世纪60年代至19世纪30年代，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完成工业革命的国家。1914年占有的殖民地比本土大111倍，是第一殖民大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开始衰落，其世界霸权地位逐渐被美国取代。第二次世界大战严重削弱了英经济实力。

　　伴随国力下降的，是英国对外政策的调整。随着1947年印度和巴基斯坦相继独立，英殖民体系开始瓦解，英国开始从国际事务中“优雅地撤退”。先是选择“紧抱美国大腿”，建立美英特殊关系；后是放弃欧洲大陆均势政策，选择在1973年加入欧共体。

　　外交政策在英国政策权衡中的重要性逐渐下降，英国政府的关注点逐步从外交转向内政，这为中英经济合作奠定了政策基础。2015年5月，英国举行议会大选，组成保守党单独执政政府，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连任首相，宣称将保持经济的长期发展作为主要任务，以控制公共开支、减少赤字为重点，积极促进劳动生产率和就业增长。

　　英国的务实外交集中体现在英国在中美欧之间的合纵连横。自从自我定位为“中等西方强国”(active, collaborative, medium-sized western power)后，英国逐步在国际政策上与美国脱钩，放弃口惠，追求实利。在不严重损害美英关系的前提下，英国独立发展与中国的积极外交关系。相比于欧陆国家，英国选择在中国问题上永远领先法德一步的战略，争取与中国发展密切经贸关系，先后争取建立人民币离岸交易中心，率先申请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如果说中英关系正处在历史最好的“黄金时代”，那么英国能否成为中国经济外交上的战略支点国家？

　　中英更密切经济合作存在利益基础。英国是中国在欧盟内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一大投资目的国和第二大实际投资来源地，中国是英国在欧盟外第二大贸易伙伴。2015年3月，英国积极申请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同时，英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欧盟大国，中英在应对西非埃博拉疫情，解决伊朗核、南苏丹等问题共同发挥了建设性作用，中英关系越来越具有战略意义和全球影响。

　　中英更密切经济合作不存在政策障碍。三轮“习奥会”之后，中美关系在平稳中发展。重返亚太之后，美国政策优先点集中在亚太地区。美英特殊关系对中英关系的阻碍影响降低，在政治关系与经贸往来日益分离的语境下，中英有条件进一步增强双边经济合作。

　　(本文关于中英历史互动的部分参阅并引用了《中国近代史：中国的奋斗》，徐中约著，计秋枫、朱庆葆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年第六版。特此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