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军事报道】美国国家利益杂志网站1月27日发表美国“国防承包商防务集团公司”助理研究员乔纳森·雷的文章称，为什么中国要开发一款自己反对的武器系统？中国批评美国的弹道导弹防御系统(BMD)，但是又在2010年至2014年间开展了3次弹道导弹测试。中国一直支持“禁止太空武器协定”，但是又多次测试反卫星系统(ASAT)。目前还不清楚中国最新的超音速滑翔武器(HGV)的情况，这款名为“WU-14”的武器很可能契合了中国的军事政策。通常而言，中国军事现代化建设的迅猛势头以及不透明，只会加剧人们对中国开发战略武器时的关注。

　　从历史上看，或许能解开这一谜团，尤其是中国中子弹项目的历史。1977年至1988年，中国开发了中子弹，这种炸弹更正式的名称是“增强辐射武器”。中子弹是专业的战术核武器(TNW)，减少了爆炸冲击波效应，增强了辐射。与弹道导弹系统和反卫星武器类似，中子弹的出现并不符合中国所声明的核政策。中国的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强调的是战略核力量以及对核攻击的回应，然而，中子弹却是一款要求首先使用、并以此来对抗常规力量的武器。

　　让事情更加扑朔迷离的是，没有证据表明中国曾经部署过中子弹。解密后的美国情报和中国新闻报道表明，中国开发、测试了这种武器，但并没有部署的迹象。中国开发这款武器的时机也很奇怪，上世纪70年代正是中国的困难时期，却仍然选择开发这款昂贵的中子武器。而且，直到1988年与苏联的关系缓和之后(在该项目上两国是竞争对手)，才测试了这款武器的最终设计版。

　　作者最新的国防大学专题论文中用到了一些原始资料，例如中国核武器科学家传记、新闻报道以及技术性文章等等，可以用来解答这些谜团。这些资料可以重现中国中子弹项目的历史，评估贯穿该项目的决定性因素是什么。对中国中子弹项目进行个案分析，有助于讨论中国当时或现在的武器开发决策。

　　中子弹的案例研究表明了一种“技术储备”模式，中国利用这种模式来开发武器技术，以赶上其他国家的实力，但是又推迟部署这种武器，先让他们处于储备的状态。这份报告也考虑到该模式如何适应中国在弹道导弹、反卫星以及超音速滑翔武器等项目中的决策问题。为了评估中国决策背后的驱动因素，该报告从5个方面进行了分析：

　　1、中国的战略环境——什么样的安全因素促使中国决定开发中子弹？

　　2、中子弹的战略意义——中国领导人是如何察觉到中子弹具备应对可能威胁这一战略意义的？

　　3、中子弹的规范价值——中子弹是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还是违反了武器禁忌？

　　4、资源需求——这种武器的政治、资金、原材料和人员需求分别是什么？

　　5、技术可行性——开发生产中子弹的挑战有哪些？中国科学家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

　　最终的中间变数是政治联盟，任何武器项目的支持者和反对者都能极大地影响决策。在中国的中子弹案例中，军方高层是这款武器的关键支持者。考虑到这些变数因素，可分析出中国的中子弹项目历经了三个阶段：

　　1977年至1980年：决策和初步研究

　　1977年，中国媒体跟踪报道了美国在欧洲开发部署中子弹的争议。苏联媒体公开抨击美国的中子弹是“完美的资本主义武器”，并迫使中国也参与声讨。但是，中国媒体却保持了中立的语调，这让苏联对北京的“沉默”感到恐慌。

　　此时此刻，中国领导人已经下达命令，对中子弹进行初步研究。至于中国的动机是什么，非常明确——如果别的国家已经有了中子弹，中国肯定也要有。有些科学家起初反对开发中子弹，他们担心这个项目会破坏优先级别较高的核弹头小型化项目。最终他们默许了，因为他们知道自己不可能像以前一样拥有政治影响力了，中国领导人优先考虑的是符合国际惯例，而不是核武器。

　　1980年至1984年：开发“第二代灯标船”

　　1980年，张爱萍将军对一支访美代表团成员称，中国需要中子弹来对抗苏联。中国媒体还报道了法国的中子弹研发项目，并认为这种武器是“大国地位”的象征。从技术层面上讲，武器专家认为中子弹和核弹头小型化(当时正在开展的一个项目)的技术原理是一样的，可以将这两个项目合二为一。为此，他们把中子弹问题分割成不同的组成部分，或称“组成原则”，来分别加以解决。1982年至1984年，中国开展了5次强辐射弹头(ERW)和小型化核弹头测试。1984年12月19日，中国的测试成功取得了“原则性的突破”，一位武器专家用诗句将其形容为“穿过桥梁的第二代灯标船”。很明显，“第二代”指的是中子弹和小型化核弹头。

　　1985年至1988年：暂停和重新评估

　　1985年，中国的核武器测试开始了长达30个月的“暂停”。当时，法国也决定反对开发中子弹，强化这种武器的禁忌。中国的核武器科学家担心国内外的政治因素会对这项工作构成挑战。1986年，他们向领导层提出担忧，认为美国和苏联可能会订立禁止核试验条约，阻止中国的核武器现代化建设。他们提议加快测试速度，尽快完成新式弹头设计，以免“错失良机”。如果中国并未立即完成新式弹头的测试，很可能会长期处于劣势地位之中。

　　中国领导层批准了这项计划，1988年12月29日，中国成功地测试了中子弹。但也有科学家认为中国并不需要中子弹，但是应该测试这种武器，以保证中国的“技术储备”。

　　今天的结论和启示

　　战略考量和中国领导层对相称能力的渴望是最初决策的关键因素。军方的支持和科学家的“原则”举措让这一项目得以延续，不过，后来苏联威胁的减弱和军事调整又让该项目止步不前。尽管有这些周折，科学家们“机不可失”的建言还是促使领导人觉得要完成最终的测试，以保证“技术储备”。这种案例研究还有助于分析其他国家的核武器项目。例如，中国科学家的“原则”举措，演示了一个国家如何利用有限的资源来着手开发一项复杂的武器系统。

　　这种案例研究框架和最终模式也有助于讨论中国目前正在开发的武器系统，例如超音速滑翔武器。超音速滑翔武器能以音速在大气层内滑翔，它在现有的弹道导弹防御系统中具有更高的存活性。至于开发这款武器的动机，可能是中国认为这套系统可以突破美国弹道导弹系统的布防，具有一定的战略意义，而且首先开发出一款先进系统也能收获“规范价值”。将来的分析还可能包括对这款武器的联合支持及技术原则方面的评估等。最直接的效果就是不必再对这种武器感到恐慌，就如苏联曾经对中国的中子弹感到恐慌一样，冷静的评估更具建设性。

　　这份报告详细地分析了各种衍生系统、项目特色及意义、人员和结论等等。在这里，要关注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变量框架分析法可以促进对项目动机的系统化评估，是目前评估其他先进武器项目的有效的分析法；二是中国从传记到社会媒体等范围内的各种原始资料都是非常有价值的，对解密中国武器项目的决策非常有用。这些观点应该对现在的“中国通”和“核专家”处理其他社会谜团起到作用。(知远/北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