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大场,上海飞机制造厂,人们正翘首等待ARJ21的归来。6年前,第一架ARJ飞机从这里首飞。但没人会想到,ARJ21试飞,一飞,飞了整整6年。
今年12月13日,随着102架机最后一个科目载荷试验在阎良完成,ARJ21只剩最后一次模拟飞行。不出意外,预计在2014年12月的最后几天,6年长征就要结束。中国制造的喷气机式客机将第一次拿到能够交付投运、可以搭载乘客的“官方合格证”。
“连我也没想到。”执行ARJ21首飞的飞行员赵鹏说,首飞下来后,他以为完成适航取证试飞至多4年,没想到实际困难远超预计。5000多个小时,ARJ21已经超过波音787,成为世界上试飞时间最长的一款飞机。
787是波音公司划时代的“梦想飞机”,试飞时间超过4800小时。因为它太先进、太具革命性,所以一次次“跳票”。
放眼世界,ARJ21只是比较先进的支线飞机,6年前中国就造出来了。为什么要飞这么久?从上海,飞阎良,到珠海,记者一路追寻,截取一个个试飞中的片段,试图寻找答案。
可以回家的冬天
西安阎良航空城,试飞大院的又一个冬天到来。空气里弥漫着羊肉泡馍味道的小城里,许多“外来客”已经不大熟悉上海冬天的气味。
ARJ21上海首飞后的6年里,飞机走南闯北,去过中国最冷、最热、风最大、最潮湿等条件极端的地方,去年还远赴加拿大万里追冰,绕北半球一圈。但阎良一直是最重要、做试验最多的大本营。
夜里的机库没有暖气,记者走进时不免缩了缩脖子。一架ARJ21在安装试飞用的特殊机翼,四五名工程师爬上爬下,不曾注意到有人进来,也许是习惯了机库里悄无声息的一个个夜晚。
不过这些个冬夜不大一样,安静的大院里多了种情绪:归心似箭。回家的日子,已经可以用“天”来计算。本月,ARJ21新支线飞机还将执行最后一次试飞:从阎良出发,在银川等地转场,最后回到上海宝山大场,即宣告所有试飞试验完成。
集体婚礼
今年,阎良外场试飞试验团队办了一场集体婚礼。
7对新人,在阎良一起办酒。其实,有的算不得“新人”,有对夫妻孩子都2岁了,因为试飞两地分居,酒水一直没空办。
类似的例子不少。阎良的中国商飞试飞团队中,年轻人居多,“三个没空”是普遍现象:没空谈朋友、没空结婚、没空生娃。
他们不是不食人间烟火。从上海过去时,很多人以为顶多一两年就能回家,没想到日历翻过了一本又一本。
阎良的员工多数学工科,本来就不善于交流,平时往家里打电话,对话常常是两段:“好吗?”“好”;“忙吗”“很忙”。上海的家属不理解他们为什么这么忙,有人还奇怪现在怎么还会有这样的单位,还是国企,长年累月要在外头,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
去年夏天,阎良试飞基地组织了一场探亲活动,70多个家庭,来看看他们究竟在忙什么。在工作岗位上,工科汉子跟家里人终于有了沟通渠道。当然也有“女汉子”,一名女工程师快上幼儿园的孩子来了,她说偶尔回家,宝宝竟然说:“妈妈,欢迎你到我家来。”
老师傅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
阎良外场试验队里,年轻人是主力军,还有20多位70岁上下的老兵,都是来自上海大场的飞机制造厂。
于是外场试验队里,“爷爷带孙子”是试飞前期最特别的情形。
66岁的老师傅倪国民参加过“运十”研制。“运十”下马后,上飞厂一度陷入困境,他在国内没活干,只好去新加坡修飞机。ARJ21试飞开始后,老人家义无反顾,回到上海,又转赴阎良。
2011年底倪国民回过一次美国的女儿家,去带外孙。女儿劝他不要回去了,但住了1个月,老先生放不下,又回到阎良。
之所以回来,倪国民主要是担心国内人才不足。“运十”之后,国内造飞机的人才断档,要么是白发苍苍的老人,要么是初出茅庐的毕业生,中间层几乎没人。
如今这批“爷爷辈”的老师傅陆续回家了,因为“孙子辈”的徒弟出师了,经过6年历炼,一支中坚力量已然形成。
跑道边上的“影子”
赵鹏记忆里有很多难忘的画面,首飞、万里追冰等,都是大场面。但记者问起来,他想了半天,说了一个不为人所知的片段。
那是去年5月的最小离地速度试飞,一个高难度的风险科目。所谓最小离地速度,就是要让飞机用尽可能慢的速度滑行加速起飞。试验中,最具挑战的是起飞瞬间,机尾擦着地面起来,动作慢了,就飞不起来,试验失败;动作快了,会把机尾撞坏。
飞行员坐在驾驶舱里,拉起机头起飞时,其实后头的情况什么也看不见。
做这些试验时,有一群美国人始终在附近。他们是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的影子审查专家,ARJ21适航取证采用全球最高标准,国内考核的同时,美国人的影子审查同时进行。
关键科目中,美国人不在塔台里看监控视频,他们担心监控会作假,一定要站在跑道边上亲眼看。最小离地速度中,除了看起飞过程,飞机尾部下方特地装了金属块,起飞时金属块与地面的摩擦程度,也是试验效果的有力证据。
最后一次最小离地速度试飞,在中午顺利完成。正巧起飞时美国人吃了午饭回来,飞机已经落地。一名美国专家钻到飞机下边,用手摸尾部金属块,像刀削过一样。他看了许久,和试飞员开玩笑地说:“这不会是人工打磨的吧?”
没想到试飞员还没回答,美方的随行翻译抢过了话匣:“怎么可能,人家一直都飞得那么好……”
董事长坐飞机
金壮龙最近成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11月珠海航展,金壮龙在ARJ21飞行表演时坐进飞机,成了世界飞机制造企业中,第一位在试飞阶段就上天飞行的公司“一把手”。
回来后,他跟记者开玩笑:“飞机上下来,首先很多人给我‘点赞’,也听到有人议论我的举动,说‘现在当领导也真不容易’。”
这件事并没有任何提前策划。珠海航展开幕首日晚上,中国商飞董事长金壮龙和总经理贺东风临时决定,第二天要乘机参加飞行表演。
飞行表演,不同于一般的航班飞行,ARJ21要做一些简单特技,比如最大45度的倾斜飞行。公司老总不是飞行员,也不是受过专业训练的工程师,飞上去,总有一定风险。
在金壮龙看来,临时的决定算不上冒险。因为他太有信心,6年试飞,最严苛的考试都经过了,安全不会有问题。何况自己造的飞机,自己上去坐,对企业,对公众,都是最好的信心提升。
中国商飞试飞中心主任钱进负责航展上飞行展示,听到老总亲口要求,他压力不小。“第二天我没跟机组说老总们要上来,直到飞机降下来,飞行员才知道。”钱进说,他对机组故意隐瞒,一方面是为了不给年轻飞行员额外压力,另一方面出于对飞机和飞行员的信任。飞到了这个时候,任何人上飞机,确实已经不需要担心。
手册!手册!
ARJ试飞的主要任务,由赵鹏领衔的中航工业试飞院负责。随着中国商飞自身试飞中心能力的逐步提升,钱进带领的团队也开始加入其中。
钱进是中国商飞从大型民航公司挖来的人才,他是我国著名的功勋飞行员,飞过波音、空客十多个机型,飞行时长2万多个小时。
尽管资历深、实践经验丰富,但钱进选择把自己的权力“装进手册里”。不管105、106架机首飞,还是搭载公司老总的珠海航展展示飞行,试飞中心选派哪位飞行员,不是老钱说了算,而是一切要听手册上的。
“37本手册,半年里编完。”钱进指着办公室书架上一排排厚厚的手册说。蓝天间叱咤风云的功勋飞行员,刚来到试飞中心时,却像潜心研究的专家学者,埋身案头工作。
试飞,说白了,就是件检验安全的事。100多年前,美国人刚刚发明的飞机常常掉下来砸坏农舍、砸死家畜。于是农民比造飞机的人更早提出要建立飞机的安全标准,百年沉淀,一点点完善,才有了今天的适航取证标准。
中国人第一次试飞,表面差距是一部规章,实际差了近百年。规章浓缩起来其实只有一页纸,但展开来学习理解,并进行实践,就是6年时间。
在钱进看来,打基础的案头工作不可少。前期工作做扎实,一切有章可循,按手册而不是按个人意志做决策,才能把距离缩短。也正是一本本手册的底气,才有了当董事长坐上飞机时,整个团队充分确信安全的底气。
中国到底哪里最热
谭祥升自己不会开飞机,也不管飞行员,但6年试飞,他全程参与,地上的保障工作他都要管。
“慢,是因为失败的次数多;失败,是因为不知道方法;方法,也只有在失败中找到。”中国商飞试飞中心副主任谭祥升带领的上海试飞保障团队,是试飞的配角,也是走在前沿的试飞探路者。
2012年是谭祥升记忆中关于方法的“分水岭”。在此之前,许多和极端气象有关的难点科目失败一次又一次,整个试飞队伍有点横冲直撞、四处碰壁的感觉。
2011年底,谭祥升的团队开始研究数据,赶在次年做高温高湿试验前,他们搜集了全国所有适合机场5年的气象资料,找出最佳机场,并且从月到天,定下试验的窗口期。
有了大数据支持,找高温的机场,不再像过去那样凭感觉和经验,全国前三火炉排出真实名次:重庆、长沙、南昌。而此前,试验在海口、三亚做,显然是选错了地方。
重庆最热,但机场太繁忙,而且周边多山,不利于飞行试验。长沙黄花机场也忙碌,试飞对机场日常运行也是负担,如果都不行,只能选南昌洪都飞机制造厂自己的机场。
第三个选项最容易,但数据显示南昌不够热。试飞团队没有放弃,一直协调到空军司令部,终于获得了在长沙某空军机场试飞的准许。
选机场坚持不退而求其次,对待温度也是一样态度。高温高湿试飞的温度标准是40摄氏度,12天试飞中很快达到标准,全部试飞完成、完整数据拿到。但临走前长沙又升温,最高温41.6摄氏度,酷暑难耐,试飞团队却喜出望外。
因为他们知道,往更高的极限挑战一次,对未来的安全就是多一层保障。于是,所有试验重新再做。
最热、最冷、风最大、冰结得最厚,每个试验团队都“抠数字”、“抠极限”,才抠出了5000多小时的试飞纪录,也抠出了值得信赖的安全保障。
6年,多少细节,多少故事。
归来,多少翘首以待。(徐蒙)
已收藏!
您可通过新浪首页(www.sina.com.cn)顶部 “我的收藏”, 查看所有收藏过的文章。
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