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蒋介石

　　文章摘自《历史揭密：蓝衣社》 作者：丁三 出版社：语文出版社

　　1934年2月19日，在南昌乐群电影院前，五万名官吏、保甲长、各界民众被召集起来，聆听蒋介石的训话。这一天，南昌下着濛濛细雨，但按照宪兵和警察的要求，他们没有使用任何雨具。

　　当蒋介石踏上一处临时搭就的演讲台时，几万人齐齐肃立。在林立的麦克风前，蒋介石的表情还是那么矜持、那样冷漠。但，当他的目光缓缓扫视统治下的官吏、城市和无数青天白日旗时，仍然有一些人觉察到，他的眼睛深处有一种特殊的狂热。

　　他也站在南昌的雨里，似乎打算一直这么站下去。当一双双眼睛表现出驯服、恭谨和诚惶诚恐后，他终于开口了。他开始发表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演讲，《新生活运动之要义》。

　　他首先表达了自己对“新江西模式”的期许。他说，“我们江西无论在哪一方面，无论什么事情，统统要做各省的模范，为全国所效法”；他说，“要以我们一省的新风气、新事业，来风动各省……跟着我们共同一致的来建设我们的新国家”。他并且强调，只有以“昨死今生”的精神，做除旧布新的工作，“才可以……完成民族复兴的使命”。

　　除什么旧？布什么新？他不肯明说。恰恰相反，他绕了一个大圈子，谈起了自己的所见所闻：不久前，在福建建瓯，他看到一个小学生在街头吸烟，“虽穿了很好的衣服，还是一点教育也没有”；几天前，在南昌街头，他又目睹了同样的一幕。他说，“这样还了得吗？他做学生的时候就要吸纸烟，再长大不会吸鸦片烟吗”？

　　学生如此，普通民众就更不必说了。他们肮脏、杂乱、毫无公德意识，“随地吐痰、撒尿，到处脏得不堪，床下门角，这些地方永远不洒扫”；他们自私、苟且、没有丝毫羞耻心，“所以社会弄到这种黑暗、纷乱、暮气沉沉，充满了乌烟瘴气”。蒋介石断言，“简直只有最野蛮的民族才如此”……

　　然后，他谈到了德国。

　　他说，签订《凡尔赛和约》后，德国积贫积弱，“一动也不许动”；但几年后，“居然就能够复兴起来，和世界上最强的国家并驾齐驱”。他说，无论人口、土地还是军备，德国都不能和中国相提并论，“人家刚刚战败，过几年就可以不付赔款，要赖债就赖了，而我们几十年或百多年的赔款，到现在还是每年要照付”，这是为什么呢？

　　蒋介石认为，这与他自己的无能、国民党政权的颟顸腐败无关，一切症结都在中国民众身上。他谈到，德国人的智识道德，与英法各国差不多，“或许比人家还要好些”，所以让列强肃然敬畏；他认为，“他们无论起居食息，一言一动，统统有规律，合乎做人的道理……他们一般国民，没有一个不尊重社会的秩序，严守团体的纪律”，所以谁拿它都没办法。他似乎发现了政治的真理：“要复兴一个国家和民族，不是用武力所能成功的……完全在乎一般国民有高尚的智识道德”。

　　那么，什么是智识道德呢？他又谈起了日本的例子。他说，日本举国上下，“无论什么人早晚一定洗冷水脸”；“日本人除洗冷水脸之外，还有一个习惯，就是……每天都吃冷饭”。他由此断言，要提高中国人的智识道德，必须从衣食住行着手，“一个人或一个国民的精神、思想、智识、道德，统统从基本生活的样法表现出来”。他甚至认为，“外国人无论吃饭、穿衣、住房子、走路，和一切的行动，统统合乎现代国民的要求，表现爱国家和忠于民族的精神……统统合乎礼义廉耻”……在蒋介石看来，洗冷水脸、吃冷饭，很有礼义廉耻。而更有礼义廉耻的，则是半军事化生活。他谈到，“这些生活习惯是什么？这就是最基本的军事训练与军事行动。他们从小在家庭里就养成这种刻苦耐劳的习惯……一切生活早已军事化了”；他谈到，“全国国民的生活军事化……就是要整齐、清洁、简单、朴素，也必须如此，才能合乎礼义廉耻”……

　　作为修身之本的礼义廉耻，就这么与军事化生活、与半法西斯化的社会牵扯在一起了。又何止于此？谈到礼义廉耻时，蒋介石激动了。他说，除了让中国人过上这种礼义廉耻、“合乎现代生存”的生活，“再没有旁的根本方法”；他说，所有这一切，“乃一种至高无上的救国复兴的根本事业”……

　　他已经讲了一个多小时了。五万人一动不动，任由他训斥着自己的阴暗、堕落、毫无德性。在无穷无尽地羞辱亿兆中国人、无止无休地表达自己对纳粹德国、对军国化日本的艳羡后，他渐渐获得了一种“吾曹不出如苍生何”的自信。他顾盼自雄、目光空茫而复杂；他感受到了自己的纯粹、高大和伟岸，仿佛他来到这个世间，就是为了拯救这群迷途的羔羊。他开始直抒胸臆了，他说，“我讲到这里，可以告诉大家，我现在所提倡的新生活运动是什么？简单地讲，就是使全国国民的生活能够彻底军事化”；他说，“就是要养成勇敢迅速、励苦耐劳，尤其是共同一致的习性和本能，能随时为国牺牲……随时可以与敌人拼命的国民”……

　　他为此宣布，从南昌开始，他将缔造一个新中国。他言语铿锵地宣称：“使南昌改造成为一个新社会……而将我们的新生活运动，逐渐推广至各省各县！”

　　作为蒋介石生平最重要的政治手笔，“新生活运动”后来被众说纷纭。易劳逸教授谈到，“在新生活运动中，蓝衣社担当了领导者的角色……许多基督教青年会的秘书相信，新生活运动是一场真正的蓝衣社运动，其目的在重组国家，使国家处在法西斯主义的支配下”；英国记者弗雷达？阿特丽则认为，“它是一场半孔夫子、半基督教青年会的运动。它立场保守，旨在通过统治者的训示督导，使中国的疾病得以治疗……在普通民众的生活习惯上，它取得了些许进步，比如不再随地吐痰、用牙刷、扣上衣服的扣子等。但面对民众的深重苦难、剧烈的社会变革，它如同救世军在欧洲的贫民窟里唱歌以治疗工业主义的弊病那样，注定了于事无补”。最后，美国学者小詹姆斯？汤森却概括说，“(它是)儒家、法西斯、日本和基督教元素的混合体”……

　　那么，究竟哪一种说法更接近它的本来面目呢？

　　这就不能不谈到运动的来源。1933年12月24日，在南昌中山路149号，蓝衣社发起了公开的“中国文化学会”；一名发起人后来回顾，“成立时有委员十五人，为高传珠、刘健群、贺衷寒、邓文仪、孙伯謇、张彝鼎、吴寿朋、康泽……皆为力行社社员”(邓元忠，《张彝鼎访问》)。几天后，张彝鼎偶然谈起，“(南昌)环境卫生太脏，应以清洁改善之；社会秩序太乱，应以规则纠正之”……

　　这个无足轻重的提议，被吴寿朋笑称为“新生活运动”。但进入蒋介石的视野后，一切都不一样了。这一天，他以邓文仪为召集人，以文化学会的四名委员，张彝鼎、李焕之、萧纯锦和蒋志澄为起草者，拟定《新生活运动纲要》。邓文仪后来回忆，“包括各种改良的意见……原来起草有96条”。这份纲要，在移风易俗、“教民明礼知耻”的口号下，旨在推动社会的军事化、半法西斯化；它分为两个阶段，“初步为生活规律与清洁运动……执行六个月后，转入第二期，生活之军事化、生产化、艺术化”。它大致勾勒了新生活运动的未来走向。但对此，蒋介石并不满意，“认为其中并未把握中心思想”。他将修改、润色的任务，交给了政学系首脑、时为南昌行营秘书长的杨永泰。

　　作为深谙蒋介石内心的老牌官僚，杨永泰提出“礼义廉耻”四字方针，为运动戴上了儒家的帽子。他说，礼是规规矩矩的态度、义是正正当当的行为、廉是清清白白的辨别、耻是切切实实的觉悟；他并且强调，“礼义廉耻……应表现在衣食住行”。它极符合蒋介石的胃口。这么一来，蓝衣社的方案，变成一个半儒家半法西斯化的混合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