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何建明著《南京大屠杀全纪实》 ，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出版

　　……南京今夜成了一个可悲而破碎的空壳，街上空无一人，所有的房子一片黑暗，充满了恐怖。

　　我不知道今天有多少无辜、勤劳的农民和工人被杀害。我们让所有40岁以上的妇女回家与她们的丈夫及儿子在一起，仅让她们的女儿和儿媳留下。今夜我们要照看四千多名妇女和儿童。不知道在这种压力下我们还能坚持多久，这是一种无以名状的恐怖。

　　从军事的角度来说，占领南京或许会被认为是日军的一个胜利，但是从道义的角度来看，这是失败，是日本民族的耻辱。这将破坏未来与中国的友好与合作，而且将永远失去今天居住在南京的居民的尊敬。

　　要是日本有良知的人知道南京发生的一切就好了！噢，上帝！阻止日军凶残的兽性，安慰今天无辜被屠杀者的父母们破碎的心，保护在漫漫长夜中备受威胁的年轻妇女和姑娘吧！愿没有战争的日子早日到来！正如你在天国所为，你也一定会恩泽芸芸众生。

　　漫漫的长夜里，魏特琳连续数次起来在耶稣像前为她热爱的南京城和留在她校园内的数以千计的妇女孩子们祈祷……同时，她真的很恨日本占领军了。

　　12月17日这一天，对日本占领军来说，是个“喜庆”日子，他们的最高司令长官松井石根要来了，几万日军在中华门举行隆重的“入城仪式”。然而这一天，对南京市民来说，也是最耻辱的一天。

　　对魏特琳来说，则是永远耻辱的一天——这一天，她为了保护校园内的姐妹兄弟和孩子们，与日本兵对峙，日本兵打了她耳光，并且不止一次用肢体动作和谩骂来污辱她……

　　这一天她的日记写得很长，字字句句都是对日本人一直想抵赖的大屠杀罪行最直接和最有力的控诉：

　　我7时30分到校门口，给与F。陈在一起的索恩先生捎了个信，红十字会的粥厂必须有煤和米。又有许多疲惫不堪、神情惊恐的妇女来了，说她们过了一个恐怖之夜。日本兵不断地光顾她们的家(从12岁的少女到60岁的老妪都被强奸。丈夫们被迫离开卧室，怀孕的妻子被刺刀剖腹。要是有良知的日本人知道这些恐怖的事实就好了)。但愿这里有人有时间写下每一件可悲的事情，特别是那些抹黑脸庞、剪掉头发的年轻女子的遭遇。看门人说，她们从早上6时30分就开始进来了。

　　整个上午我都奔波于出现日本兵的大门口、小门、南山和宿舍。今天早饭和午饭时也跑了一两次。数天来，没有一顿饭不被跑来的工人打断：“华小姐，3个日本兵进了科学楼……”

　　整个下午都在校门口，管理交通，阻止难民的父亲、兄弟和其他携带了食物和日用品的人进入校园。

　　校园内原有四千多名难民，现在又来了四千多人，食物成了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因此，我们对进来的人必须谨慎选择。

　　人群不断拥入，我们简直无法应付。即使有房间，我们也没有足够的力量来管理。我们与金陵大学联系，开放了他们的一个宿舍，他们将派一名外国人在那儿整夜守卫。下午4时～6时，我接受了两大批妇女和儿童。这真是一幅令人心碎的景象：惊恐的年轻姑娘、疲惫的妇女拖儿带女，背着铺盖和衣物，拖着沉重的步履走来。我很高兴我和她们一道走，因为一路上我们遇到了好几批日本兵正在挨家挨户地搜查，他们身上背着各种各样抢来的东西。

　　好在玛丽·特威纳姆在校园里，因此，我认为我能够离开一会儿。我返回时她告诉我，下午5时，两个日本兵进来，看见草坪中央那面很大的美国国旗，他们把它从旗杆上扯了下来，企图把它带走，但旗帜太重，放在自行车上太累赘，于是就把旗帜扔在科学楼前的一个土堆上。玛丽在配电房找到了他们。当她与他们交涉时，他们脸红了，因为知道自己干了坏事。

　　我们吃完晚饭时，中央楼的那个男孩跑来说，校园里有许多日本兵正向宿舍走去。我看见两个日本兵在中央楼前推门，坚持要求把门打开。我说没有钥匙，一个日本兵说：“这里有中国士兵，日本的敌人。”我说：“没有士兵。”和我在一起的李先生也说了同样的话。他们打了我一记耳光，也狠狠地打了李先生，坚持要开门。我指了指侧门，把他们带进去。他们在楼上楼下到处看，似乎在找中国士兵，当我们出来时，看到另外两个日本兵绑着我们的3个工人出来。他们说：“中国士兵。”我说：“不是士兵，是工人和花匠。”他们确实是工人和花匠。日本兵把他们带到前面，我也跟着去了。当我到前门时，看到一大批中国人被迫跪在路旁，包括陈先生、夏先生以及我们的一些工人在内。一名日军中士及他手下的一些人在那儿。很快，在日军的押送下，程夫人和玛丽也来了。他们问谁是学校的负责人，我说我是，然后他们让我来指认每一个人。不幸的是，有些新人是最近刚雇来帮忙的，其中有一个人看上去像是一个士兵，他被粗暴地带到路的左边，并被仔细地审查。当我来指认工人时，陈先生开口说话，想帮助我，他被日本兵狠狠地揍了一顿，并被带到路的右边，强迫他跪在那里。

　　在整个过程中，我们真诚地祈祷，求主保佑。这时一辆车开来，上面坐着菲奇、斯迈思和米尔斯。后来，米尔斯留下来和我们待了一夜。日本兵强迫他们下车站成一排，脱下他们的帽子，并且搜身，检查他们有没有手枪。幸好菲奇和那个中士能说一点法语，那位中士同他手下的人讨论了好几次。起先，他们坚持要求所有的外国人以及程夫人和玛丽离开，当我说这是我的家不能离开时，他们终于改变了主意。随后，他们让男性外国人坐车离开。当这些被抓的人站着或是跪在那里时，我们听到尖叫声和哭喊声，并看见有人从侧门出来，我猜想是日本兵把大批的男性帮工带走了。事后，我们发现了他们的计谋：把负责人困在前门，由三四个士兵假装审查和搜捕中国士兵，而其他人则在大楼里挑选妇女。当这一勾当干完后，日本兵带着陈先生从前门出去，我们肯定再也见不到他了。他们走后，我们还不敢肯定日本兵确已离开，而是以为他们还守在外面，并准备向任何敢动的人开枪。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一情景：人们跪在路旁，玛丽、程夫人和我站着。枯叶瑟瑟地响着，风在低声呜咽，被抓走的妇女们发出凄惨的叫声。当我们默默地站在那儿时，“大王”过来说，有两名在东院的妇女被抓走了。我们叫他赶快回去。我们为陈先生和其他被抓走的人祈祷，希望他们能够获释，我肯定以前从来没做过祈祷的人，那一夜也做了祈祷。

　　时间似乎凝固了，在恐惧中我们长时间没敢动，到10时45分，我们才决定离开。看门的杜偷偷地向门外看了看，没有人在那里。他悄悄走到边门，边门似乎也关上了。我们所有的人都站起来，离开了那里。程夫人、玛丽和我到东南宿舍，那里没有人，程夫人的儿媳及所有的孙子都不在了。我被吓坏了，但程夫人平静地说，他们一定和难民们躲到什么地方去了。在她的房间里，东西被翻得乱七八糟，显然是被抢劫过了。接着，我们到了中央楼，程夫人的一家、王小姐、何小姐和布兰奇·邬都在那里。后来，我和玛丽到实验学校，令我吃惊的是，陈先生和罗小姐正静静地坐在我的客厅里。当陈先生告诉我们他的经历后，我想真是奇迹救了他的命……

　　这一天，程瑞芳亲眼看到魏特琳被日本兵打耳光，也亲自看到日本兵如何欺负魏特琳的助手陈先生等一幕幕场景。程瑞芳这样写道：“华小姐她是一个美国人，竟然跟我们受一样的罪……”“这种亡国奴的苦真难受，若不是为民族争生存，我要自杀。”

　　这是一个中国人的呐喊与愤慨。而此刻，我们的“圣母”——魏特琳女士则仍在默默地承受，更加忙碌地安置难民和处理一件件棘手的事。

　　“一大早，神情惊恐的妇女、年轻姑娘和孩子就潮水般涌了进来。我们只能让她们进来，但没有地方安置她们。我们告诉她们只能睡在露天草地上，不幸的是天气现在冷多了，她们又得忍受另一种折磨和新的痛苦……”魏特琳对拉贝等国际委员会的成员们诉说，她本希望几个男士能帮助她，可人家告诉她：金陵大学等其他地方的人数远远超过了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拉贝主席的家里，就那么一块手掌大的地方，已经挤了600多人！”有人悄悄对魏特琳说。

　　魏特琳再无怨言了。只能如此：各管各的事，大家全力以赴，能救多少人就救多少人吧！可怜的中国人！还有可憎的日本人！

　　“你的，为什么不让我们进去？”魏特琳觉得现在最难对付的就是那些蛮横而粗暴的日本兵。他们时不时地端着枪，跑到学校里来找“花姑娘”。17日晚，就在魏特琳忙于对付一个上楼的日本兵时，另几个日本兵强行从程瑞芳等眼皮底下抢走了11个年轻妇女。

　　“我的上帝！她们不该去呀！”魏特琳一听就火了。果不其然，第二天早上这11个人只回来了10人，她们个个都低着头，不好意思见人。其中有一个妇女告诉魏特琳，她们全被日本兵奸了一夜，有的人被日本兵轮奸了20多次……“野兽！狗都不如！”魏特琳气得尽量想用最脏的话臭骂这些日本兵。

　　大概日本兵也知道，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里的“花姑娘”最多、最漂亮，因此他们想尽办法、以各种方式进来找“花姑娘”，这让魏特琳忙得不可开交。学校连她只有3个外国女人，日本人除了她们3个外国女的，任何人都别想拦住他们。有一次程瑞芳想挡住一队日本人拖走一名妇女，结果日本兵立即用刺刀顶着她的胸部说：“你的敢挡，将你一起的带走！”

　　“这是美国学校！你们不能如此无理！”只有魏特琳出现时，日本兵才不敢为所欲为。

　　“我的就要花姑娘！你的走开！”日本兵有时也在魏特琳面前发狠。一次，几个日本兵气势汹汹地用枪刺顶着魏特琳，坚持要带走人和拿走抢劫的东西。

　　“你们谁敢？！”魏特琳大义凛然地站在原地，一动不动，一双愤怒的大眼睛透过镜片，死死地盯着威胁她的日本兵。

　　“你的——死啦死啦的！”气急败坏的日本兵举起军刀，直朝魏特琳当头劈下……他们想吓唬她退却，但失败的却是日本兵自己。

　　魏特琳冷冷地从鼻子里透出一声：“哼！”面不改色地依旧岿然不动。

　　倒是有一次几个日本兵趁魏特琳她们忙不过来，偷偷翻墙进来，欲对两名妇女实施强暴时，被匆匆赶来的魏特琳喝住后一顿臭骂，骂得那几个日本兵红着脸溜走了。

　　“不能让日本兵如此无法无天！”18日，魏特琳带着秘书一起跑到日本使馆，向日方外交官提交了日本兵在校园内所犯的暴行记录，并要求日本使馆出面制止日军的劣迹。

　　魏特琳的一身正气，令日本外交官田中先生也大为感慨道：“使中国人免遭彻底毁灭的唯一原因，就是南京有为数不多的十几位外国人啊！”

　　可不是，中国人民永远不要忘了一些普通的美国人为我们做了许多我们自己做不到的好事。

　　逃难的妇女和姑娘仍如潮水般地涌进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压在魏特琳和她团队肩上的担子重如泰山。难民们已经不再把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当作一个简单的避难场所了，而是唯一能保护她们贞操与生命的圣地！

　　她们和她们的家人，为了进这里，宁可长时间地跪在地上乞求魏特琳她们。“起来！姐妹们起来吧！”魏特琳的心尖阵阵发痛，她甚至一边抹眼泪，一边扶着这些弱女子和她们的孩子，一步一步地引他们走进校园——尽管这个地方她们也只能用自己的肉体抵御日本军队的刺刀和枪炮。

　　女人伟大。女人不易。天下的女人都有一颗同情的爱心。当她们看到野兽向自己的姐妹施暴时，她们绝对是站在同一战壕的，即使不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女人。

　　昨晚又是一个恐怖之夜。许多人跪下请求让她们进来。我们让她们进来了，但不知今夜她们将在何处睡觉。

　　8时，一个日本人同日本使馆的一位官员一起来了。由于我们已经知道难民的米不够了，我要求他把我带到安全区总部，他同意了。在总部，一辆德国车送我去见索恩先生，他负责大米的分配。他许诺9时把大米送到学校。随后，我坐这辆车回宁海路5号。现在唯一能保护汽车的办法就是有外国人在场。在我走回学校的路上，许多父母亲和兄弟们一再请求我，要我把他们的女儿、姐妹带回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有一位母亲，她的女儿是中华中学的学生，她说，昨天她家被反复抢劫，她已无法保护自己的女儿了。

　　上午其余的时间，我都从校园的这一边跑到另一边，把一批批的日本人赶走。我去了南山三次，然后又到校园的后面，接着又被急呼到教工楼，据说那里有两个日本兵上了楼。在楼上538房间里，我看见一个家伙站在门口，另一个正在强奸一名姑娘。我的出现和我手上那封日本大使馆的信，使他们慌忙逃走。在我内心深处，我真希望自己有力量把他们揍扁。如果日本妇女知道这些恐怖的事情，她们将会感到多么羞耻啊！接着，我又被叫到西北宿舍，发现两个日本兵正在偷吃饼干。看到我时，他们匆忙离开了……——12月19日的日记里，魏特琳这样写。

　　日军进城以来，天天都在烧杀抢奸，尤其是一周以后，日军官兵主要犯罪集中在“找花姑娘”过程中的奸杀上。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作为保护妇女和孩子的主要“安全区”点，因此在一周之后仍有大量妇女拖儿带女地涌进这个校区。原本只准备接待200～1000名难民的校园，此刻的难民人数已达万人之上，几乎可以站立的地方都被人占满了，草坪上、道路上……凡是脚能踩着的地方，全被难民挤占了。程瑞芳带的团队是负责难民吃饭问题，一万人一天只吃碗粥，也得有十几只大锅才能满足，哪来那么多米粥，那么多锅？更何况，这些老百姓哪懂什么规矩，一听说有粥饭来了，就争抢着去盛上一碗两碗，结果许多人一天抢不上一碗粥，于是哭的闹的甚至还有抢的。“排队，排队的人才能有供应！”程瑞芳示意难民这样才能确保不乱，确保分配平均。

　　吃一顿兴许能对付一下。可吃一天、吃十天如何解决呀？魏特琳必须找拉贝主席去协商，结果是：拉贝主席说他那里还有多出十倍的难民也没有解决哪怕一天一碗的食品供应问题！

　　“难道只能让我们自行解决？”魏特琳真是急了。

　　拉贝耸耸肩，说：“或许还有一个办法……”

　　魏特琳忙问：“什么办法？”

　　“找日本人去要！”

　　魏特琳的眼珠子一下睁大了：“他们？他们会给难民们吃的？上帝，这不等于让羊去问狼你饿不饿一样吗？”

　　拉贝苦笑地说：“大概就是如此。”末后又说：“不过国际法规定：占领军有义务担当起难民和俘虏的基本生活保障。”

　　魏特琳摇头表示：“我想日本人才不会管这些呢！”

　　“办法还得自己想：一万多人的吃喝拉还有生病、生孩子都得要我们想办法。”魏特琳知道现在只能靠自己，靠自己的团队。

　　然而这还不是最要紧的，最要紧的是现在住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妇女们最担心的就是生命得不到保护。日本人每天进来要“花姑娘”，不从者肯定是死亡，顺从者也有不少是去了回不来的。

　　“华小姐，快！快快！南山公寓那边又来了几个日本兵正在拉着几个妇女施暴呢！”

　　“不得了啦！教师宿舍里怎么也跑进了几个鬼子呀！他们在屋子里就干了起来……”

　　“哎呀呀，华小姐你快去救救她们吧！日本兵又在干坏事了！”

　　20日一天里，魏特琳像一名四处灭火的消防员，不时被人一会儿拉到南山，一会儿又叫回中央楼……“滚！你们这些不要脸的日本兵！快滚！滚！”每一次魏特琳出面，起淫、动奸的日本兵只得被迫停止犯罪和收敛行为，他们又气又恼，却又不得不赶紧逃跑。日本兵不是怕魏特琳，而是怕她是一个美国人，而且是一个敢于去日本大使馆告状的美国人。也正是因为怕魏特琳的原因，所以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四周成百上千的蠢蠢欲动、欲火难抑的日本官兵潜伏在那里，都在伺隙乘虚看着魏特琳不在现场的那一瞬，窜进校园，抓住“花姑娘”就施暴……

　　“只要我知道，我看见，我就决不会让这帮野兽糟蹋了我的姐妹们！”魏特琳紧握拳头，愤怒地发誓。这也让她每天24小时处在高度紧张的战斗状态之中。

　　“每天要处理和阻止多少起日军奸淫中国妇女的事？我自己也记不清了！”魏特琳对拉贝主席说，她希望他从其他安全区内调些志愿者“警察”过来帮助维持秩序。拉贝真帮了忙，并且同日本使馆方面交涉后，日方另增派了几个宪兵。哪知这些日本宪兵来后，不仅要吃要喝，而且还顺手牵羊多占“花姑娘”便宜！这让魏特琳更愤怒。“我们宁可自己维护秩序，也不要狼来看护羊群！”

　　软弱的“羊群”，自发组织起对抗的队伍，同残暴的恶狼斗争，谁胜谁负，似乎十分清楚，然而正是魏特琳的无畏、勇敢和智慧，把一群群贪食强淫的恶狼赶走和吓跑了。这也让“华小姐”的名声在日军占领后的南京城里一传百、百传千，“女人想活命，想不被日本人糟蹋，就找华小姐去”。在如此氛围中，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再度成为妇女和孩子们集结的地方——魏特琳“麾下”的难民人数激剧增至两万余人！

　　如何照顾和安置如此庞大数量的难民，魏特琳与她的团队超负荷地工作着，现在她们连“忙死、累死”这样的话都没时间顾得上说了。所有工作人员几乎每天都要工作20小时以上，剩下的4小时休息时间里，也会至少被打扰几次。而这并非是魏特琳她们所承担的全部责任。

　　12月24日那天，日军来了一位高级别的军官，还有一名使馆外交官及一名翻译，他们一起来找魏特琳，提出要让她配合从妇女中挑选100名妓女为日军“服务”。

　　魏特琳对如此赤裸裸地公开侵犯中国妇女人权的行为表示愤慨，她不同意日方的要求。

　　但来者不善，而且带着威胁的语气告诉她：“如果为日军安排一个合法的去处，我们的这些士兵就可以减少到你们这儿骚扰。”言外之意是：如果不从，你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休想能安宁。

　　“妓女干她们的本行，这也无可非议嘛！”翻译悄悄跟魏特琳说。

　　“那也得她们自愿。”魏特琳毫不客气地回敬道。

　　“给你一个下午的时间考虑。”那位日军军官显得很傲慢和愤怒地甩下一句话，带人走了。

　　显然这是下的最后通牒。

　　这事让魏特琳犯大难了：同意吧，妓女们愿意吗？到日本兵那里，可不是闹着玩的，之前早听说也有妓女跟着日本兵走了，但回来的却很少，不是被他们奸死，就是被他们折腾半死后扔到一边杀死。谁还敢在日本兵那里“吃荤饭”？

　　与程瑞芳等商量的结果，认为只能试试而已。后来的结果，如张艺谋的电影里所描述的那样，有21名过去曾经当过职业妓女的妇女站了出来，她们站出来的行为，没有受到其他妇女们的歧视，恰恰相反倍受尊敬，因为她们每站出来一个，就救了另一个良家妇女。魏特琳感激她们。其他所有的难民也感激她们。

　　第一车被日军拉走的妓女们临走时，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难民们表示了对她们的敬意——起立目送。

　　还有79人怎么办呢？日本人会不会从其他妇女中挑呀？这是大家所担心的。

　　程瑞芳很担心发生不测，日本人可不是好惹的。所有的难民都一下陷入了万分惊恐之中。

　　“只要我在，她们就是安全的！”就在这时，魏特琳站了出来，像女神一样。难民们尤其是那些良家妇女们向她投来无限信任和期待的目光。

　　“无论如何，华小姐你要救救我们啊！”妇女们依然心惊肉跳地担忧可能发生的可怕一幕。

　　“请大家相信我。”魏特琳安慰姐妹们。其实，魏特琳自己心里也没有底。她区区一个弱女子，能抵挡疯狂的已被胜利冲昏头脑的日军？

　　接下去的每一分钟里，魏特琳觉得自己是被扔在火红的铁板上炙烤——她的神经和心脏绷得极度紧张。

　　果不其然。傍晚前，日军拉人的卡车又来了，说必须要把剩余的“名额”拉走。

　　“这是不可能的！”魏特琳坚决不同意。

　　“你敢违抗皇军的命令？”日军蛮横地用枪刺顶着魏特琳的鼻尖。

　　“不是我敢不敢违抗的问题，而是我们同你们的将军与外交官商定的事——我们只同意你们带走自愿去从事性服务的职业女性。现在这里已经没有这样的人了，我当然不能随意更改同你们长官达成的协议。”魏特琳义正词严道。

　　日本兵气得不知所措，只得空车而归。

　　“华小姐太伟大了！”“救命菩萨！”校园内顿时一片欢呼，妇女们围着魏特琳欢呼雀跃，许多人激动得热泪盈眶，甚至痛哭流涕，她们感激魏特琳救了她们，也救了她们的家庭。

　　战争时期被侵略者占领地区的女人，向来都会碰到格外多的麻烦事。现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万余名难民中，不断传来一声声婴儿的啼哭——“今天又新生了两个孩子！”程瑞芳又来向魏特琳报告。程是唯一的护士，她主动承担了这些新生孩子的接生任务。在这乱成一团的难民营里，妇女生孩子是件最麻烦和头痛的事。

　　“一定要千方百计让孩子和母亲都健康地活下来！”魏特琳这样对程瑞芳说，“即使全校只有半碗粥了，也要留给产妇和婴儿喝……”

　　“我明白。”程瑞芳点点头，事实上她一直在这样做。

　　魏特琳一生没结婚，可她却有一颗天下最好的母亲之心。只要有空，她一定去看一看新生婴儿及产妇，让工作人员尽量照顾好她们。可惜条件太差，程瑞芳向她报告：十多天里出生婴儿10个，死了3个，另有5名有病的婴儿去世。

　　“上帝，求求您保佑我们的孩子吧！”魏特琳听后，心头无限悲痛。

　　现在又一个难题摆在魏特琳面前：越来越多的妇女向她反映她们的困境——如果她们和丈夫在家里待着，日本兵来时就用刺刀将丈夫逼走，她们便遭强奸；如果她们逃到校园来，丈夫留在家里，日军去后她们的丈夫就被当作中国军人抓走并杀害。

　　“华小姐，你救救我们！想想法子，我们不知怎么办呀！”可怜的妇女们跪在地上哭泣着、乞求着。

　　这可怎么办？魏特琳听后，感到有些绝望：留住这些妇女，她们的丈夫在家要被杀；让她们回家，等于送自己的姐妹去遭受日军的奸污，弄不好还会被残杀。怎么办？魏特琳觉得自己快被逼疯、逼死啦！

　　魏特琳快支撑不住了。就在这时，她再次闪出一个念头，尽管这个念头非常危险，但总比没有办法好吧！

　　这个办法是：魏特琳决定让有上述“两难”的妇女们报名，然后她拿着这些妇女及她们丈夫的名单，去日本大使馆找日方交涉。

　　“这成吗？”程瑞芳等表示极大怀疑。

　　“我们还有其他办法吗？”魏特琳反问。

　　大家都摇头。“那就只能去试试。”魏特琳说。

　　“这样太危险了。你已经许多次得罪日本人了，华小姐！”程瑞芳提醒道。

　　魏特琳轻轻一笑：“既然已经惹恼他们多次了，再多一次也无所谓了。我不怕，因为我是美国人。”

　　到了日本使馆，当魏特琳代表她所在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部分女难民找到福田先生时，福田感到惊诧不已：“魏特琳小姐，你真是中国人所说的观音菩萨啊！”

　　魏特琳则摇头道：“不，我只是出于一个女人的本能，帮助这些可怜的有家庭的妻子来保证她们的丈夫的安全而已。阁下，你也是一位有妻子的丈夫，我想你能理解这些身在难民营里的妇女们的那份担心吧！”

　　“我尽力而为。”面对这样一位坚韧不拔、无私为人的美国女人，福田先生只好这样答应。而这，也使近千名身处困境的妻子的丈夫免遭屠杀——当然仍然有部分妇女的丈夫因为被日军坚持认定为“中国士兵”而杀害。

　　难民营的问题越来越多，就在魏特琳为那些家有丈夫而身处“走留”两难困境的妻子们实现日方确认身份、争取保命的同时，又有更多的妇女向她提出：她们的丈夫和儿子现在不知在何方，她们急着想寻找丈夫和儿子的下落……“不找到他们，我们活着还有啥意思？”“不如死了算了！”“我的夫啊！”“我的儿啊！”校园里，不时传来一声声如此悲切和绝望的哭喊，让魏特琳心如刀绞。

　　“这事我们得管！”魏特琳忍不住了，她又要挺身而出。

　　“可华小姐，咱管得过来吗？这可是几百、几千人哪！”同事们一听就摇头，“现在校园内每天供一人一碗粥、一人一口水就忙死我们了，还要天天防着日本兵偷着来奸污——昨天你去国际委员会总部开会时，两个日本兵就跑到南山公寓楼拉出几位姑娘在走道里强奸了……我们顾不过来呀！”

　　魏特琳一边听着一边抿着嘴唇，最后说：“我明白大家说的都是事实。但你们想想：到我们学校来躲避的这些妇女和孩子们，她们多么无助，而我们的学校现在就像一座生命孤岛，靠难民们自己是无法做成一件事的，因为她们只要一出门，日本兵肯定不是弄死她们，就是十次、二十次地强奸和轮奸她们。这情形我们谁也不想看到，哪怕是有一个姐妹受这样的罪，我们都不允许。但你们再想：如果你们也不知自己的丈夫和儿子的死活，你们会着急吗？会千方百计出去找吗？我想肯定会。所以，将心比心，我们就应当为她们着想，至少力所能及地帮助她们找到丈夫或儿子的下落。难道不是这样吗？”

　　没有人再开口了。魏特琳便叫校工老王去统计要求寻找丈夫和儿子的妇女名单。第一批名单很快送到魏特琳的手上，560多名妇女提出这样的请求。

　　此时的南京城，仍然到处是日军在烧杀抢。为了掩盖其大屠杀的罪行，日本军方已经在组织各种力量对大屠杀现场进行“清理”。如果不在此时出去寻找，那么那些失去丈夫或儿子的妇女将永远不知其亲人的下落。然而要让这么多妇女上街满城寻找不知生死的丈夫或儿子，谈何容易！

　　日本兵让吗？即使让，一旦他们见到大街上突然出现这么多“花姑娘”会怎样？魏特琳再次陷入欲罢不能的处境。

　　再找日方？

　　“我的天哪！华小姐，这回我一定要劝你了，你无论如何不能再为这事去找日本人了。”程瑞芳等不让魏特琳行动。

　　“为什么？你们还有更好的办法吗？”魏特琳知道大家的好意，但她坦言问程瑞芳。

　　“我们也没有办法。可华小姐你想过没有：如果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们这些人——不，我们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校园里的一万多名妇女和孩子怎么办？”程瑞芳真是急了。

　　“放心，日本人不会拿我怎么样的。”魏特琳似乎对自己的命运很有把握。

　　“如果万一呢？”程瑞芳坚持。

　　“我亲爱的程夫人，现在是战争时期，所有的万一都有可能。可我们不能因为‘万一’，而不去尝试一下吧？你也是有夫有子的女人，你很爱他们吧？我们的那些不知自己丈夫和儿子下落的女人们难道不也是这样吗？所以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去帮她们呢？”

　　“我说不过你。可华小姐……”程瑞芳委屈地抹眼泪了。

　　魏特琳伸开双臂，将其紧紧拥抱，亲昵地说：“谢谢程夫人对我的爱。放心，我会注意保护自己的。”松手后，说：“我去日本使馆了，学校就交给你了！”

　　程瑞芳点点头：“早点回来。”

　　“嗯。”魏特琳挥挥手，消失在校门外的大街上。那大街上浓烟滚滚，鬼哭狼嚎……

　　在魏特琳的力争下，日方同意魏特琳她们自行组织帮助失散的妇女去寻找亲人，但提出条件：学校须派出人力去协助掩埋尸体。

　　只要是为受难的中国姐妹们做事，魏特琳就必须接受日方提出的任何条件甚至是苛刻与屈辱的。而这件事也让魏特琳作为南京大屠杀的见证者，目睹了日军所犯下的种种暴行——它们都记录在《魏特琳日记》之中：

　　你们曾经在南京住过的人永远也想象不出面前的街道是什么样子！那是我所看到的最悲惨的景象：公共汽车、小汽车翻倒在街上，东一具、西一具地躺着脸已发黑的尸体。到处都是被丢弃的军服，所有的房子和商店不是被洗劫一空就是被烧毁。(1937年12月21日《日记》)

　　日本使馆想把电厂修好，以便恢复供电。于是拉贝先生找了50名雇员，把他们带到电厂。当天下午，他们中的43人被日本兵枪杀了，理由是他们过去是政府雇员。(1937年12月22日《日记》)

　　住在我们东院的邻居孙说，昨晚有60~100人，大多数是年轻人，被日本人用卡车运到金陵寺南面的小山谷里，用机枪打死，然后把尸体拖入一间房子里，连同草房一起烧掉。(1937年12月23日《日记》)

　　下午4时30分，我去金陵大学。在这之前，有一批哭哭啼啼的妇女告诉我，她们听说日本人从难民中挑选出一些男子，如果没有人能够证明他们的身份，他们将被杀死。(1937年12月24日《日记》)

　　今天早上，我和一些在校园里出售热水的人一起出去，目的是帮他们弄一车煤。他们不敢单独外出，怕被抓或车子被抢。我站在煤店门前等着车子装完煤。这时过来一名妇女，她说她来自孝陵卫，在城外国家体育馆附近。她说孝陵卫被彻底烧毁了，先是中国军队烧了一部分，接着被日军彻底烧毁。她家10口人中仅剩下她和丈夫及一个孙子，她的两个儿子、三个女儿、一个儿媳及一个孙子都走散了，不知道他们去了哪儿。(1937年12月29日《日记》)

　　今晚，我们的信使魏对我详细讲述了他的经历：去年12月14日，他去国际委员会和鼓楼医院送信时，在鼓楼医院附近被两个日本兵拦住，一个用刺刀顶住他的腹部，另一个用枪顶着他的背。他当时佩戴的美国大使馆的袖标，被日本兵扯了下来。他被押到下关，以后在那里待了10天，每天为日本士兵挑抢来的赃物，然后把赃物装上卡车。他说，他看见成千上万的人被屠杀，有士兵，也有平民，有年纪大的，也有年轻的，到处都是尸体……后来他被押回城内继续干活。他说一路上，他看到每个水塘都满是人和动物的尸体……(1938年1月3日《日记》)

　　魏特琳肩负重任，到处在找受难姐妹们的亲人，但通常是没有什么结果。偶然也有喜事：比如早先在校门口寻找12岁女儿的那位母亲，意外地找到了女儿；一位哭得死去活来的妇女在另一个安全区找到了失散十几天的丈夫。然而多数妇女再也没有能与她们的亲人团聚……这便是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结果与事实。

　　“继续找！只要有一线希望，就想法出去找！”魏特琳认为自己必须尽全部力量帮助失散的姐妹们寻找到自己的亲人。然而，每一次出去找人的时候，魏特琳的心灵都受到极大刺激——1月26日那天下午，她在一座废墟前见到一位熟识的妇女，那人问魏特琳知不知道杨家附近的山谷池塘里有大量尸体，并说愿意带魏特琳去看看。于是两人来到池塘前，魏特琳看到了这里的一切。她在这一天的日记里这样写：

　　我们找到了那个池塘。池塘边有许多具焦黑的尸体，尸体中间还有两个煤油或者油罐。这些人的手被铁丝绑在身后。有多少具尸体？他们是不是先被机枪扫射，再遭焚烧？我不得而知。在西边小一些的池塘里还有20~40具烧焦的尸体。我看到这些人穿的是平民的鞋，而不是军人的鞋。山丘上到处都是尚未掩埋的尸体……

　　像魏特琳这样的虔诚的基督教徒是不会说谎的。我想今天的日本人应该相信这样一位基督教徒在70多年前记录下的南京大屠杀现场不会有假吧！

　　在帮助妇女们寻找丈夫或儿子期间，魏特琳依然是千万名妇女和孩子的守护神。有许多事连魏特琳自己都记不住了，因为她每时每刻都在为校园内的难民们挡风遮雨，甚至常常忘了自己也是一个女人。

　　程瑞芳与魏特琳在一起时间最长，并且也用日记形式记录了南京大屠杀期间她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情况。我注意到程瑞芳的日记里几乎每天都有关于魏特琳的文字。其中有几处程这样写：

　　今天日本兵又来了，有人立即叫我们过去。华小姐总是走在前面。她一出现，日本兵就拎起裤子跑了。

　　今日中午进来，有一姑娘在外面，日本兵把这姑娘抱到三百号后面竹子处，把姑娘的衣服脱了将要奸，华小姐赶到猛地叫了一声，那兵吓跑了。所幸快，那姑娘没有受害。那个地方顶不干净，尿屎都有，那个姑娘衣服上都是屎，这些日本兵还算是人吗？青天大白日，简直是畜生。

　　有人在大街上把我们叫住，说日本兵正在强奸他的女人，让我们救。华小姐一听就赶紧跑到小巷里，见几个日本兵正在一个院子里将女人按在地上……华小姐就上前阻止。日本兵很凶的样子，用枪杆撞华，示意她别多管闲事。华不从，大声与日本兵争执。日本兵显得很愤怒地停住了施暴，后来走了。但可以看出，他们很恨华。我劝华要小心，南京城这么大，我们管不了那么多事。可她不听……

　　驻城的日军又出邪招——让难民们登记，说是要发“身份证”。

　　这是一个大阴谋：除了他们想更严厉地控制和镇压中国人外，像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这样的难民营里的妇女们则是日军借机寻找的猎物。

　　魏特琳与程瑞芳商量：要让这些美貌的妇女“有病”，“有病”后日本兵就再不敢碰她们了。

　　果真，第二天，日本兵又开着车来了，向魏特琳要人。

　　“她们病了，不能跟你们去。”魏特琳平静而耐心地跟日本兵说。

　　日本兵不信，抓来几个他们认识的美女，令她们脱裤子。看一眼后，日本兵大皱眉头：那些女人的阴部，又肿又黑，不堪入目。

　　强盗的欲望被迫遏制。

　　美女们感激涕零地围住魏特琳，连声“谢谢菩萨”！“谢谢华小姐”！

　　“一场暴风雪，到现在雪还没有融化，而此前的几个星期一直温暖如春。紫罗兰和三色紫罗兰正在开花，春梅也含苞欲放。由于天气骤变，今年可能结不了果实。这种天气更令人放心不下因物价飞涨而买不起生活必需品的穷人。一想到这些穷人将来怎么生活就使人忧心忡忡。然而从另一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件好事，因为即使是那些社会地位最低下、最没有文化的人，也看清了‘东亚新秩序’的真实含义。”

　　这一段话是魏特琳于1940年3月2日写的日记，这已经是日军占领南京三年多后的时间，她的话，让我们再次见证了日军统治下的南京人民是生活在何等的水深火热之中！而在这三年多的艰难岁月里，魏特琳用她一个女人的纤弱身躯，为数以万计的中国妇女和孩子做了无数令人难以想象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