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拔弩张

　　也许正是顾忌到《天津条约》里对于“一方出兵需告知对方”的约定，当1894年全罗道的东学道人起义发生时，虽然接到袁世凯要求清廷出兵干预的电报，但清廷并没有马上做出决定。而且，他们也注意到，与上次“开化党”发动的甲申政变不同，这一次东学党人起义并不反华。不过袁世凯还是认为这是一个尽宗主国责任的机会，他在给李鸿章的电报告知朝鲜国王请求出兵的消息时说：“如不允，他国人必有乐为之者，将置中国于何地，自为必不可推却之举。”李鸿章也认为“韩国归中国保护，其内乱不能自我了结，求中国代其戡乱，自为上国体面”，也建议朝廷派海军赴朝平乱。

　　1894年6月2日，就在清政府正式接到来自朝鲜的求援的第二天，日本驻朝鲜临时代理公使杉村浚派人探访袁世凯，打探朝鲜是否已经请求清国出兵一事。袁世凯表示，双方已经达成内定意向，一旦获得正式公文，待命部队即可出兵。

　　此时蛰伏了10年的日本，已不甘坐视中国对朝鲜的控制。《天津条约》签订后，日本对朝鲜的渗透变得顺理成章，并且不断扩充国家的军事力量。根据宗泽亚所著《清日战争》，1886年，清国和日本国对朝鲜的贸易额之比还是83∶17，到了1892年，这一数字已变成55∶45，水平已趋于接近。日本在朝鲜贸易的急速增长，也显示清国对朝鲜的宗主国地位发生动摇。从日本方面来讲，他们也绝不会再“忍受”清朝在朝鲜独享控制权的局面。

　　另外，日方对袁世凯本人也心存戒意，在他们看来，满腹野心的袁世凯必定试图通过援兵入境进一步明确清国和朝鲜的宗属国关系，为自己建功立业。另外，袁世凯虽然口口声声丝毫不会伤及日本官民，可1882年朝鲜“壬午事变”时，正是他派出清兵杀伤日本官民。

　　所以杉村得知袁世凯的态度后，立即给日本外务省发去急电，告知“朝鲜政府有请求清国派遣军队之意向”的急电。日本政府当即召开临时内阁会议，一致通过“保护驻朝公使馆和在朝国人安全”出兵朝鲜的议案。第二天一早，杉村亲自拜访袁世凯，明确表示：如果清朝出兵，日本也必将出兵，保护侨民。

　　也就在6月3日这一天，袁世凯接到朝鲜请求清国派兵的正式公文，他立即电告李鸿章，并把与杉村浚的会谈情况作了报告。对于日方的反应，袁世凯的判断是：“当前日本国内多事，即便日本出兵不过也是以保护公使馆名义派遣区区百余兵力罢了，对清国出兵不会构成威胁。”李鸿章赞同袁世凯的建议，决定派兵入朝——甲午战争结束后，当时国内即有舆论谴责袁世凯，一种意见认为是他的错误情报导致李鸿章做出派兵赴朝的决定，以致局势升级，最终导致战争——第二天，李鸿章令北洋舰队之济远、扬威、平远三舰，驶赴朝鲜，停泊仁川担任护卫。同时命直隶提督叶志超、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统兵2000余人，由海道赴朝，驻扎于牙山。

　　按照1885年《天津条约》的约定，6月6日，清廷将出兵朝鲜的决定告知日本政府。在清廷看来，这是执行“上国”保护“属邦”的使命，具有不容置疑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可是清朝的反应又引起日本政府的高度警觉。日本外相立即语气强硬地回复，一是表示“日本历来不承认朝鲜是清国属国”，同时再一次明确表示：日方也会出兵。

　　6月9日，原本请假回国的日本驻朝鲜公使大鸟圭介，搭“八重山号”军舰到达仁川。日方借此机会，紧急凑集70名海军陆战队员随他赶赴朝鲜。他们在仁川与停泊在那里的5艘日舰汇合，又临时从各舰抽调海军队员加入先遣陆战队，组成总员488名的临时战斗序列，以保护使馆为名，第二天一早由陆路赴汉城。几天后，日本又陆续增兵。

　　就在中日两国陆续向朝鲜出兵时，在国内外政治军事压力下，6月10日，东学党人与朝鲜政府议和，起义军退出全州城。清军并未与东学党军接触，朝鲜内战实际已经停止。于是朝鲜政府在6月13日致函袁世凯，请求清朝撤兵，以解除日方借口。李鸿章得报后，当日即电在朝鲜的叶志超，令速调部队回牙山，准备撤兵回国。

　　这时，日本方面也觉得朝鲜情势与之前的判断有差异。“他(大鸟圭介)一进入汉城就已感到和从本国出发时所预料的情况有所不同，朝鲜国内出乎意料地平稳，中国派去的军队只是驻扎在牙山并未进驻内地”，日本外相陆奥宗光后来在其回忆录里写道，他也意识到日本眼下“已成骑虎之势”。他转而又说：“考虑到在此千钧一发之际，成败的关键完全取决于兵力的优势，所以决定仍按政府原定计划迅速先将预定的混成旅团派往朝鲜为万全之策。”于是，日本混成旅团第一批先发部队开始在仁川登陆。

　　日本大举增兵，又惊动了清朝。6月15日，袁世凯与大鸟会谈，双方初步达成双方不再增兵的口头协议。同一天，日本召开紧急内阁会议，日方认为：朝鲜的农民骚乱尚未彻底平定，此时不应立即撤兵，而应该帮助朝鲜彻底整顿政治，以断绝再次骚乱的祸根。于是他们又提出一个新方案：要求大清国和日本一起“改革朝鲜的内政”。这样实际上也给自己找到了继续留在朝鲜的理由——日本的方案当然遭到清朝拒绝。清国强调，“朝鲜内乱已经平息，朝鲜内政改革应由朝鲜内身解决，清日两国应该立即撤兵”。

　　6月22日，日本政府向清政府发出“第一次绝交书”，声称：“设与贵政府所见相违，我断不能撤现驻朝鲜之兵。”此后，便着手开始单独改革朝鲜内政的策略，并向朝鲜增兵。第二天，第一批上陆的混成旅团主力在京城完成集结部署。而6月25日，第三批清军在牙山登陆，驻朝清军总数达到2465人。

　　双方剑拔弩张，战争一触即发。

　　引燃战争

　　6月26日，大鸟圭介拜见朝鲜国王，替日本的行动辩解。大鸟声言，日本不撤兵一是依条约而行，二是想帮助朝鲜改革内政。谙知朝鲜方面心理的大鸟当天还给朝鲜国王写了一封信，信里说日本的愿望是“全朝鲜之自主独立”。大鸟的一番说辞果然奏效。两天后，高宗李熙在和群臣议事说：“外侮如此，国势可知，言之亦耻矣。惟当奋发惕励，可以自修自强矣。”

　　6月28日，大鸟圭介照会朝鲜政府，称清朝驻日公使汪凤藻的照会里有“保护属邦”的字样，大鸟质问朝鲜政府是否仍然承认是清国的属国，并且限期回答。朝鲜政府接到照会，甚是为难，几经踌躇，于6月30日回复说：“本国自立约以来，所有两国交涉交际事件，均按自主平等之权办理。此次请援中国，亦系我国自用之权利也。与朝日条约毫无违碍。……且我国内治外交向由自主，亦为中国之素知。”这一天，日本混成旅第二批部队登陆，在朝日军已达8000人，比起驻朝清军已占绝对优势。

　　6月30日，当袁世凯得知朝鲜在日本胁迫之下已经正式照会大鸟、申明朝鲜是自主国家的消息后，袁世凯致电李鸿章，要求撤回国内。袁世凯的理由是，朝鲜既然不承认是清的属国，那么他这个宗主国派驻朝鲜的“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的身份就不被承认，日本可按国际法，找借口将他递解出境。如此则不但使他也使清廷蒙羞，所以不如主动撤回，另作他图。李鸿章没有同意，只是嘱咐他“要坚贞，勿怯退”。

　　此时的李鸿章仍寄希望于在英俄的调停下，实现双方共同撤兵。所以他既未向朝鲜增援军队，又没有按袁世凯、聂士成等人的建议由清军先撤兵，这种举棋不定，最终也给日本人以可乘之机。

　　6月30日，俄国和英国方面都表示，希望两国同时撤兵，当天，朝鲜国王李熙发布《罪己诏》：“当前朝鲜国内混乱的原因，完全是由于自身的不德和官吏渎职所造成的……”尽管如此，大鸟公使还是依照日本政府的既定方针，提出了朝鲜行政、司法、财政、兵制、教育改革纲领，要求朝鲜方面在规定期限内拿出改革具体意见。在此期间，日本保持了政治强硬立场。在他们的高压之下，朝鲜政府被迫任命三位重臣加入改革委员会，与日本共同商谈改革事宜。

　　7月2日，正在召开内阁会议的日本外相陆奥宗光，接到杉村从朝鲜发来的消息，进一步确认清朝出兵的事实。陆奥宗光后来在回忆录《蹇蹇录》里写道：“如果默视不顾，就将使中日两国在朝鲜已经不平衡的权力更为悬殊，我国今后对朝鲜的问题就只有听凭中国为所欲为了。”陆奥于是将杉村的信息告诉了阁员们，同时提出：“如果中国确有向朝鲜派遣军队的事实，不问其用任何名义，我国也必须向朝鲜派遣相当的军队，以备不测，并维持中日两国在朝鲜的均势。”会议后，伊藤博文进了皇宫，向日本天皇报告了会议内容。

　　7月5日，袁世凯再度致电北洋，详细报告朝鲜局势，“日兵万人分守汉城，四路各要害及我军由陆地前来(汉城)之路均置炮埋雷，每日由水路运弹丸、雷械甚多……似将有大兵续至”。再次向李鸿章请求撤使回国。但是清廷仍不放弃通过列强调停的幻想。7月7日，仍以圣旨形式拒绝了袁世凯的要求。

　　期待东亚国际关系安定的英国，一直对清日采取等距离外交的政策，期待维护东亚现状的稳定。英国方面给日本带回来的消息是：“清国政府希望日本政府提出新的改革提案，如果到7月20日为止仍不做出决定的话，清国将派遣12万清兵部队登陆仁川。”而日本仍然坚持先改革朝鲜内政，再谈撤兵。英国的调停宣告失败。

　　7月12日，日本外相陆奥宗光给大鸟下命令：“英国在北京之调停已告失败，目前有采取断然处置之必要，只要在不招致外间过分非难的范围内，不妨利用任何借口，立即开始实际行动。”同一天，日本对外发出强硬通告：“清国拒绝日本的共同改革提案，无视英国政府周旋两国合意的好意，仍然坚持日本先撤军的立场。如此盛气凌人不听相劝，将来由此引起的任何事态，清国必须承担全部责任。”由此，日本正式下定向朝鲜派兵的决心。

　　7月14日，日本向清政府发出了“第二次绝交书”，拒不撤兵，并反诬中国“有意滋事”，扬言“将来如果发生意外事件，日本政府不负其责”。清朝方面，总理衙门向李鸿章转达了光绪帝的上谕，措辞也十分强硬：“若再顾虑不前……延误事机，定唯该大臣是问。”至此，已无谈判挽回可能。7月17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对清国开战，并要求朝鲜废除与清朝的一切条约，促使清朝从朝鲜撤军，并限22日答复，逾期不复，日本即采取断然措施。

　　此时，袁世凯知道大局不可挽回。也许是意识到自己在朝鲜12年，对其恨之入骨者也甚多，坐困危城的袁世凯开始焦虑不安，接连几天致电北洋，陈述困境，要求回国，但李鸿章对此都不置可否。几天后，唐绍仪也发电李鸿章，称袁世凯生了重病。李鸿章也许动了恻隐之心，终于调袁回国。袁世凯接到电报，如逢大赦，打点行装于7月18日乘船逃离汉城。经手各事交唐绍仪代办。等到袁世凯离开汉城，使馆人员也人心惶惶。

　　7月20日，日本编成了以伊东祐亨为司令的联合舰队，战争的技术准备已经完成；同日，日本驻朝大使大鸟圭介向朝鲜发出最后通牒，要其“废华约、逐华兵”，限3日内答复。在日本的强压之下，朝鲜国王和政府别无选择，只得回复日方：朝鲜同意放弃清国属国论；与此同时，朝鲜被迫向清国驻朝鲜临时代办唐绍仪提出了清朝撤军要求。对这种情势，英国某报纸当日发表评论：“现日本代表者抓住朝鲜国王，强求内政改革，国王的性命掌握在日本人手中，事态状况，处在不得不遵照日本命令的悲剧中。”

　　此后几天，日本不断得到消息：清国派数艘运兵船向朝鲜运送作战兵力。日本认定清国政府无视日本的最后通牒，战争已不可避免。伊藤博文就朝鲜问题发表演说时称，清廷出兵朝鲜，“其实是要毁灭朝鲜的独立，使其完全成为属国，其间证据历历在目”。“帮助朝鲜独立自主”，这个冠冕堂皇一番说辞，当时很具迷惑性。所以，当时的国际舆论对清朝也不利。

　　7月23日凌晨，大鸟命令部署在王宫附近的混成旅团向王宫发起攻击，沿途发炮，直抵王宫，予以包围。朝鲜王宫卫队奋力抵抗日军的进攻，但很快便被从各城门进攻的日军打垮。凌晨6点左右，日军占领了朝鲜王宫。

　　在此之前，大鸟派人说动大院君李昰应，用他作为政变的傀儡，并利用开化党人为之呼应。所以日本军队进占朝鲜王宫后，将王室成员带到日本使馆，高宗李熙被囚禁，大院君李昰应则出任朝鲜国王摄政，组织政府。于是，在日军护卫下，大院君进入景福宫。一贯奉行锁国逐倭政策的大院君，摇身变成了日本的代言人。

　　7月25日，被日本控制的大院君宣布废除同清朝的条约，称“朝鲜为自主之国，不再朝贡”，并“委托”日本驱逐驻扎在牙山的清朝驻军，“自此朝鲜政令，事无巨细，皆入日人掌握”。

　　袁世凯回国后，向李鸿章汇报了朝鲜的紧迫情形。李鸿章意识到形势紧迫，而且军事布置很不利，于是紧急调度——可是天津电报局的电报生受日本间谍收买，将发兵日期泄露。7月23日，爱仁、飞鲸先后运兵抵牙山登陆。25日早上，日本多艘军舰集于牙山口外，拦劫中国兵船。7点50分，日本联合舰队在丰岛海域和清国舰队遭遇，发生战斗。日本驻留朝鲜的混成旅团也开始向牙山进攻。

　　7月27日，被囚禁于日本使馆的朝鲜国王高宗李熙，压力之下，宣布朝鲜对清作战，要求日本将清朝军队驱逐出去。7月28日夜，日本陆军进攻牙山清军，发生激战，清军不支，退向平壤。8月1日，清、日双方同时宣战，甲午战争正式爆发。

　　从某种意义上讲，甲午之战的最大赢家是清朝与日本原本共同所惧怕的俄国。本来日本想通过联中护朝来抗俄，后又想通过战争独占朝鲜，结果却让俄国乘虚而入。甲午战争更刺激了俄国对东亚的侵入。俄国取代中国开始在朝鲜问题上与日本正面交锋，它凭借其一等强国的地位迫使朝鲜接受了一项秘密协定，即除了俄国对朝鲜国王实行保护，为朝鲜提供军事、财政援助以外，还约定在朝鲜发生重大国内骚乱和外国侵犯朝鲜独立时，俄国向朝鲜提供军事及其他援助。清朝退出朝鲜之后，俄国的势力在朝鲜朝野迅速渗透，由此又造成俄、日之间新的矛盾。

　　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之后，正式宣告中国放弃对朝鲜的宗主权，清朝势力退出朝鲜以后，闵妃失去靠山。当她看到俄国联合德国、法国压迫日本退还辽东给中国以后，认定俄国是阻止日本进一步侵略朝鲜的强大力量，便谋求接近俄国。1895年10月8日，日本浪人冲进王宫，刀刃闵妃，然后焚尸灭迹。闵妃死后，高宗成为日本人手中玩偶，朝鲜独立和主权一步步被日本侵夺。

　　1897年1月，高宗改朝鲜国号为“大韩帝国”，同时追谥闵妃为“明成皇后”。大韩帝国宫廷内部分裂出“亲日”和“亲俄”两个派别。日本人虽然建立了以大院君为首的政权，但对于大院君并不放心。认为“大院君75年来只知有中国，不知有其他，自顶至踵完全为‘顽固’二字所充满的老翁”，表面上“巧言令色向我们求媚”，暗中却“托在平壤之华将转达其心意于清廷”。大院君也不是一个受制于人的人，他虽被日本人推上台，但对日本也是阳奉阴违。后来日本新任驻朝公使井上馨得到大院君写给清军将领的一封信，以此作为他内通中国的证据把他赶下台。此后大院君永远离开了朝鲜的政治舞台。闵妃死后3年，1898年2月，她的政治对手大院君也在抑郁中死去，终年79岁。1907年，日本逼高宗退位。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朝鲜亡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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