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旧日本海军装甲巡洋舰“八云”号，从德国购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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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亚洲门罗主义”到“大正德谟克拉西”

　　早在明治维新之初，既有一部分日本政治家和思想家基于“海外雄飞”的观点，鼓吹对朝鲜和中国大陆进行侵略。对比当时日本的主要模仿对象英国，这一做法似乎有些突兀，不过从历史上看，英国可以施行离岸制衡术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大部分欧陆国家在疆域、人口以及军事力量上的相似性，在这种格局下，西班牙、尼德兰、法国乃至德国总是交替崛起的。一段时间里，当一个中等规模的国家处于鼎盛状态、开始对其他国家构成威胁时，英国可以从容组建制衡联盟，在不直接投入陆上作战和扩张的情况下对大陆强权进行遏制。而日本所面对的东亚大陆在历史上始终是由一个单一强国中国控制的，这个国家曾试图跨海入侵日本(元朝的忽必烈远征)；19世纪中叶以后，居于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庞然大物俄国也开始朝远东扩张，这使得日本对自身安全处境估计的悲观程度远远大过英国，在肢解中国、使其不足以统一东亚大陆以及遏制俄国方面也有着更大的冲动。另一方面，明治维新主要是由长州、萨摩两大强藩的藩士主导推动的，萨摩因为临近海洋，历来有着重视海军的传统，而长州藩一直是陆军的把持者和大陆侵略的鼓吹者。为了争夺对军事预算以及中央政策的控制权，长州藩出身的一批陆军军人在推行大陆扩张方面可谓不遗余力。

　　明治重臣山县有朋在1890年发表了一份《外交政略论》，可谓日本大陆扩张政策的指南。该文曰：“盖国家独立自卫之道有二，一为守卫主权线；二为保护利益线……大凡国家不得主权线及利益线，则无以为国，而今介于列国之间，欲维持一国之独立，只守卫主权线，已决非充分，必亦保护利益线不可。”所谓利益线，指的是“与邻国接壤并与我之主权安危紧密相关之区域”，其焦点在朝鲜和满洲；如果别国侵入利益线，必须以强力“排出”之。日俄战争结束之际，日本刚好实现了这一目标。但美国恰好也在此际鼓吹“门户开放”政策，希望维护“各国对华商业上之机会均等”，并且“为得此项机会均等”，需要“保护中国领土及行政之完整”，言下之意必须阻止任一国家在中国的独占性经济和政治利益。于是日俄冲突的结束也埋下了日美矛盾上升的伏笔。

　　1911年，参加过日俄战争的海军大学教官佐藤铁太郎出版了一部厚达900页的著作《帝国国防史论》，提出了“疏远自卫，热衷侵略，必宽亡国之基”的观点。佐藤认为，最适合日本的国家战略是“海主陆从”，应当“节制扩充军备之费，将其用于致力生产事业之进步，所引致之资本增加自可维持国运之伸张”。这个思路实际上是对英国国家战略更高层次的模仿：停止耗费巨大的陆上扩张，把注意力放到发展海洋经济上，并以发展海洋能力来带动钢铁、机械、电气、光学、通讯各个产业的进步，增加国家财富、提高人民收入。佐藤还认为，日本没有必要保留数量过大的陆军，因为威胁国运的并非陆上入侵、而是海上封锁。在日俄战争奠定了日本海军在东亚的优势地位后，东京在军备方面只需要继续巩固海上优势，而裁减陆军不仅节省了开支，还可以提供劳动力和国内市场。对外交问题，佐藤也有他的见解：日本应当扶植并联合中国，抵消俄国南下的野心；在此情形下，日本扮演的是英国的角色，中国则相当于腓特烈大帝和俾斯麦的普鲁士，海权与陆权相互配合、相互补充。

　　佐藤的观点代表了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政界和军界的一种和平扩张思想：他们希望将日本经济的基础转移到远航贸易和商业开发上，借助日本在东亚的特殊地位，开发这一地区的资源和市场，同时节制武力、削弱军费开支。但和平扩张在实施上有几大问题：首先，作为后发国家，日本所面对的亚洲在政治和经济上已经为欧洲帝国主义列强瓜分完毕，要在这样一个格局中占据一席之地，就必须提升硬实力。但佐藤铁太郎们的“和平扩张”需要足够的剩余资本、确实的原材料产地和市场，这很难在短期内获得，较为直接的方法只有重新洗牌，依靠武力改变既有的势力范围分布，这与大陆扩张政策不谋而合。此外，日本在日清、日俄战争中之所以能获胜，与英美两个海洋国家在财政和外交上提供的支持是分不开的，而这两个国家(尤其是美国)对亚洲秩序有自己的主张，不可能容忍日本独树一帜，于是“海主陆从”路线可谓先天不足。

　　1905－1907年，美日两国一度处于战争边缘，老罗斯福总统派遣“大白舰队”进行环球航行，以威慑日本。在此背景下，围绕1906年开始起草的《明治四十年帝国国防方针》，日本军政两届爆发了激烈的争论，核心是以俄国还是美国为第一假想敌，以陆军还是海军为主要的发展方向。由于争论双方势均力敌，最终出炉的是一个妥协案：俄国和美国分别被设定为第一、第二假想敌，陆军扩充案以平时25个、战时50个师团为目标；海军则要建立相当于美国七成实力的一线舰队，即8艘战列舰加8艘装甲巡洋舰。在此之后，陆海两军为争夺有限的预算，继续展开倾轧。

　　8艘战列舰和8艘装甲巡洋舰的建军方案也称为“八八舰队案”，它是佐藤铁太郎和另一位海军战略家秋山真之通过精细的计算导出的。佐藤和秋山认为，日本的财力不足以支撑一支可以在整个太平洋对美国海军采取攻势的舰队，所以海军在日美冲突中应当采取守势，兵力以满足控制本土周边海域及与大陆之间的交通线为限。美国海军分布于太平洋和大西洋两个方向，需要同时保有两支大舰队，如果日本海军在规模上达到美国的七成，就可以压倒仅占总实力五成的美国太平洋舰队，赢得海战的胜利，或令对手放弃主动进攻的意图。但这个方案需要的资金相当可观，势必与汲汲于扩充陆军师团的“大陆政策”拥护者发生矛盾。实际上，海军大将山本权兵卫的内阁刚刚在1913年底通过高达1.54亿日元的海军预算案，就被山县有朋联合陆军军人与立宪同志会搞下了台，预算案也被废止。

　　与之相反，大陆扩张的拥护者获得了现实中的机会。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对德宣战，不仅把这个重要的商业竞争者完全驱赶出了亚洲，而且利用英美等国忙于在欧洲厮杀的机会，取得了独占中国市场的地位。1917年日本商品出口总额达10.88亿日元，出超6.15亿元，在超额利润刺激下，社会生产全面攀升，化学、轻工、电力业产值普遍增加4～5倍以上，钢产量1917年为79.3万吨，居世界第9位；船舶保有吨位达23万吨、居世界第4位。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日本由传统的债务国一下子变成了债权国，外债由19亿日元降为16亿日元，对外债权却由8.1亿日元猛增到43.7亿日元，战前就已高度膨胀的“大陆扩张”野心受到刺激，发展的更加热烈了：1914年11月，日军攻陷德国在远东最大的军事基地青岛；1915年1月，驻华公使日置益向袁世凯提出了旨在控制中国的“二十一条”，并于5月8日得到北京政府承认，彻底灭亡中国的浪潮达到了顶峰。

　　美国第一个站出来反对日本独霸中国的企图。1915年10月，海军部长丹尼尔斯签署了一项总预算5亿美元、时长5年的海军扩充计划，后经修改成为著名的“三年造舰计划”，从1919年开始实施，内容包含新建10艘超无畏级战列舰和6艘战列巡洋舰，比当时日本拥有的新型主力舰(1艘无畏级、4艘超无畏级战列舰和4艘战列巡洋舰)多一倍。作为回应，帝国国会不得不于同年通过了作为“八八舰队案”第一阶段的“八四舰队案”，先将海军兵力增加到8艘战列舰和4艘战列巡洋舰，1918年度预算中再度增加2艘战列巡洋舰，成为“八六舰队”。到1919年6月，终极版的“八八舰队”预算案终于获得通过，计划在1927年前完全建成，届时海军一线主力将增加到舰龄不满8年的战列舰8艘、战列巡洋舰8艘。同时还保有舰龄超过8年但不满16年的二线主力舰8艘。但这一计划仅能保证海军实力在1923年左右与美国大致对等，如果美国再增加新的造舰计划，日本的财力已不足以应付。

　　1920－1921年，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一战”后第一次经济衰退，日本1920年的出口贸易额比1919年下降了近40%，而1921年度财政总预算15.34亿日元中，仅军费就占了49%(其中海军军费4.82亿元)，又回到了日俄战争前竭泽而渔的状态。美国经济受到的影响也很严重，双方遂一致同意举行国际会议、重新商定太平洋－远东地区的国际秩序和海军军备限制，这就是始于1921年底的华盛顿会议的初衷。在这次会议上，反对大陆扩张、主张对美克制的海军大臣加藤友太郎力排众议，接受了英美日主力舰总吨位5：5：3的方案，换取英美两国承认日本在西太平洋的地位，尤其是对原德属太平洋岛屿的占领。1922年《华盛顿条约》正式达成，世界海军进入了长达十四年的“海军假日”。

　　“海军假日”初期是日本近代史上和平扩张主义占据上风的少数时代之一。“大陆政策”的鼓吹者因为“一战’末期无功而返的西伯利亚远征宣告失败，暂时处于蛰伏期、支持“政高于军”(Civilian Control of the Military)主张的海军大臣加藤友三郎，与出身经济学家、记者和民主派政党的原敬、币原喜重郎、滨口雄幸等首相对外推行间接控制中国的缓和路线，对内注重经济、民生问题，其代表性的政策为“协调外交”，即在中国和太平洋秩序问题上尊重华盛顿体系，以谈判和协调的方式解决问题。明治时期以军人和保守贵族集团后台身份出现的元老阶层此时已经日益凋零，其中的仅存者西园寺公望公爵转而成为遏制军事扩张主义与民粹主义、推行亲英美的和平外交路线的代表人物。由于这一时期主要是由大正天皇统治，所以也被称为“大正德谟克拉西”时期。

　　回归独占：“大陆政策”再起

　　大正德谟克拉西、“海军假日”与协调外交的结合，为日本创造的是这样一种外部条件：它可以摒弃往往引起剧烈反弹的军事帝国主义，以和平扩张的方式建立佐藤铁太郎所设想的海洋帝国。华盛顿体系在明确了“门户开放”政策的基础地位和大国间制衡关系的同时，依然给予了日本相当大的自由行动空间。不妨把这组权势结构和俾斯麦治下19世纪70－80年代的英德关系作个比较：作为外围海上强国或者说“自由领导者”(Liberal Leader)，英美两国维护的本质上是一种开放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海上霸权是维护体系的工具，领导者藉由体系获得的最大份额收益则是体系存在的直接后果。在体系存在所需的基础条件中，欧洲(欧亚)大陆均势始终是一个不可替代的关键点，因为一个完全封闭的巨型大陆市场将导致整个全球性开放经济体系的崩溃，只有“门户开放”，商品和资本的流通才能不受制约地进行下去。俾斯麦因为认识到这一点，便决心追求经济和结盟关系中的“事实霸权”，而远离以独占性市场和领土为表征的“形式霸权”，以便和英国相安无事地共处。英美两国在1922年给予日本的实际上也是类似的选项：由于美国尚未准备好维护“门户开放”所需的手段(甚至到1941年日美开战时都是如此)，倘若日本愿意以间接和弹性的方式在西太平洋乃至中国扩张商业利益和政治影响，华盛顿和伦敦很难以直接和激烈的方式加以抵制。

资料图：旧日本海军扶桑号战列舰

　　但与19世纪70年代的德意志帝国相比，半个多世纪后的日本面临两个无法凭自身力量克服的困难，那就是经济衰退和在中国地位的下降。前者是由“一战”后世界范围内的生产过剩和国际贸易摩擦导致的，资本力量相对较弱的日本只有劳动力价格低这个单一优势，在竞争正处于劣势。从更大的范围看，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殖民贸易已不复成为国家财富增长的主要因素，技术取代贸易成为了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而日本作为一个工业化发端较晚，资源、市场和人口规模处于绝对劣势的岛国，依旧在按照18世纪的英国模式规划国家发展战略，这样一来，日本不仅在经济扩张的速度上逊于第一流强国，应对冲击的冗余度也较小。1929年之后，由于世界性经济危机和贸易壁垒的普遍建立，日本爆发了“昭和经济危机”，其1931年的国民生产总值较1929年降低10%，出口贸易额减少47%(其中对美出口下降34%)，工人实际工资下降31%，农产品价格暴跌，774家银行中有100多家破产或处于休业状态。由于关税壁垒和市场分割主义对国际贸易的毁灭性打击，日本几乎不可能借助纯粹的商业手段从世界市场上获取复苏经济的条件，鼓吹以武力获得独占性市场和原料、建立自给自足的“大日本帝国”的“亚洲门罗主义”再度抬头也就不足为奇了。

　　中国问题是“大陆政策”回潮的又一诱因。研究太平洋国家关系史的美国学者克莱顿·詹姆斯(D.Clayton James)有一句精当的概括：“引发20世纪前半叶美日两国间敌对乃至最终武装冲突的核心问题，在于中国这个亚洲强国究竟是灭亡还是重生”(詹姆斯：“太平洋战争中美国和日本的战略”)。20世纪20年代日本暂停对华直接入侵的前提之一乃是中国的政治分裂局面，东京大可在各派军阀间合纵连横，最大限度地增加实际利益。但1927年之后，情况起了变化，东京被迫面对日裔美籍学者入江昭概括的“四大挑战”：在中国东北(满洲)的政治和经济局势不断恶化；北京的外交攻势；民族主义者的北伐和国民党内部分化(入江昭：《帝国主义之后：探寻远东新秩序，1921－1931》)。一言以蔽之：中国可能在国民党领导下重新建立起统一和有效的中央政权，成为一个独立、亲英美的陆上强国，彻底排除日本的政治控制和经济蚕食。昔日“元寇”的恐怖记忆和对大陆特殊利益的欲罢不能在这一刻同时被激发起来了。

　　于是，以1928年的“济南事件”为标志，日本开始抛弃短命的和平扩张主义，重回“大陆政策”和武力侵略中国之路。反映在内政上，以出身农民家庭的陆军青年将校为基干、以“改造国家”、“昭和维新”为目的的军队法西斯组织纷纷成立，这些组织以北一辉等思想家的右翼无产阶级暴力思想为宗旨，策划发动武装政变、建立军部专政；反映在外交上，陆海军中的激进分子争相以“下克上”的方式变更昔年的和缓政策，鼓吹军备扩充和对外战争。“内诛国贼”与“海外雄飞”交相呼应，并行不悖——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到1935年策划“华北特殊化”，从1932年刺杀首相和重臣的“血盟团事件”、“五·一五事件”到1936年的公开军事政变“二·二六事件”，日本基层与上层的黩武情绪、对内“国家改造”的诉求与对外独霸亚洲的野心、军事利益集团与财阀之间形成了事实上的“相互捧场”(Logrolling)，他们彼此依旧存有矛盾和戒心，但在对华侵略的“共同事业”中淡化了这种矛盾。

　　针对一些学者夸大政党和财阀在抵制日本对外扩张中的正面所用、把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东京的侵略行为归咎于民族情绪和下级将校自行其是的观点，詹姆斯·克罗利(James Crowley)等学者很早就指出，日本对外扩张的“基本政策是在内阁中制定的”，“那些主张和反对更具侵略性政策的人也一致认为，日本在(东亚)大陆应当拥有种种损害中国主权的帝国主义特权；他们的分歧仅在于什么才是从不情愿的中国人那里获得这些退让的恰当手段”(克罗利：“日本的自主追求”)。商界方面，三菱、三井、住友、安田四大财阀本来就是“军财相拥”体制的既得利益者和鼓吹者，对外侵略和殖民势必增加相应的军事采购，有利于四大财阀扩张资本；日产、日窒(日本氮肥料)、森(昭和电工)等新兴康采恩也有望自战争带动的重工、橡胶、煤气等产业中分得一杯羹。在德国和英国对外扩张中发挥重要影响的“军事工业联合体”(MIC)，在日本也隐隐浮现，并且因为明治宪法留下的政体失之简陋，其负面作用还被放大了。

　　我们还可以自“对外政策第一”(Foreign Policy First)的角度审视日本由和平扩张转向军事帝国主义、乃至最终提出“大东亚共荣圈”设想的内在逻辑。表面上看，“亚洲门罗主义”是对门罗主义的忠实模仿，作为后者的首倡国，美国正是首先依据门罗主义在西半球建立起地区霸权、再借助外部环境逐步将其扩展为超地区霸权(Extra－regional Hegemony)的；马汉在《美国海上权益今昔与展望》中，将美国舰队在巴拿马运河、墨西哥湾以及整个加勒比海的永久航行自由视为本国在西半球的决定性利益，正是门罗主义的直接反映。但美国门罗主义的实现并没有那么顺理成章——从门罗主义提出的1823年到19世纪最后10年，在这将近70年时间里，“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不过是一句空话。美国既无军事和经济上的力量确保在西半球的优势，也无意挑战依然在美洲维持其存在的英国皇家海军。英美在西半球的权势让渡过程相当复杂：首先，双方的经济形态较为一致，都倾向于维持一个开放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虽然主导国家可能不同)，这意味着无论哪一国在西半球占据优势，它都不会追求一种排他性的利益独占，而会兼顾他国；其次，美国海军的实力在19世纪90年代之前可以说微乎其微，它无意剥夺英国对维护开放经济体系的最有利工具——海上优势的独占权。只是到了19世纪90年代，当英国因为相对实力的衰退和战略目标调整，需要将战略重心放回到欧洲之际，美国海军才以极快的速度开始膨胀，接替了皇家海军在西半球的警察职能。而这两项条件在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的美日之间都不存在：美国可以容忍20世纪20年代那个以间接方式在中国取得优势地位的日本，但绝无可能放任日本1931年之后公然从领土、主权和经济上独占中国的尝试；而美国和日本在海上力量方面的冲突倾向，甚至早在日俄战争结束后的1907年就成为既成事实了。日本在20世纪30年代的扩张路线，实际上更近似欧洲历史上那些大陆强国(比如路易十四－拿破仑法国和威廉二世－希特勒德国)：首先在大陆上取得独占性市场和资源产地，随后以强大的舰队为投送工具，对主导性海洋国家进行挑战。这种情况下，当然不能指望美国人袖手旁观，坐视“共荣圈”在眼皮底下建立起来。

　　在军事帝国主义再度勃兴的过程中，日本海军所起的作用无疑令人失望。这种失望体现于两个方面：一是海军内部路线分裂，二是海军沦为陆军战略的附属品。就前者而论，秉承加藤友三郎遗志的“条约派”将领，在1930年伦敦海军会议上接受了重巡洋舰吨位相当于美国六成、轻巡洋舰相当于七成的比例，以换取日美冲突不立即白热化的局面，但强硬的“舰队派”控制的军令部很快以“干犯统帅权”为名，将主要“条约派”人物从海军中清除出去，并将海军决策权转移到军令部手中。这意味着海军很难再扮演20世纪20年代那种与和平扩张、商业福利主义为友的角色。而恰恰是海军主导了日本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半岛行动，在日后引发了华盛顿对东京的制裁。在战略主导权问题上，“直到1941年为止，日本的海军战略家们一直按照舰队的作用在于辅助地面作战来制定规划，没怎么研究舰队远离本国海域的大规模进攻作战”(詹姆斯：“太平洋战争中美国和日本的战略”)。在侵华战争全面化的过程中，日本海军扮演的一直是帮凶和陪衬角色，尽管在对苏、对美战争计划方面也有一些异议，但不过是琐碎的细节，太阿早已倒持矣。

　　顺带也可以论证下，日本历史学家热衷强调的“美国石油禁运导致日本为生存而开战”之说，其实是个伪命题。尽管彼时石油在世界市场上的流通不似今天一般自由，但是列强也更倾向于获得独占性的能源产地，但在20世纪30年代，日本在从国际市场上购买原油方面并未遭遇太大阻碍。1930年日本石油年消费量约180万吨(其中海军用油35～40万吨)，其中70%来自进口原油；到1935年，石油年进口量增至345万吨，其中67%来自美国；即使是侵华战争扩大化之后的1939年，日本仍得自美国购入445万吨原油，占其进口总量的90%。问题在于，日本石油消费量的激增实际上是由扩充军备和对华战争导致的，尤其是在1937年之后，增加的石油进口量主要用于在中国内地的漫长消耗战，美国对日本的石油禁运也是因中国问题直接导致。换言之，倘无野心勃勃的对华战争，日本的对外能源依赖及能源安全远未到岌岌可危的地步，而日本海军在1941年12月的断然出击，不过是为眼高手低的陆军同僚“买单”而已。(未完待续)(作者署名：刘怡)(本文为部分摘选，更多精彩内容，请购买支持《现代舰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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