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锋强 莫佳庆：中国崛起步入十字路口

　　21世纪的头十年，世界最令人瞩目的变化莫过于中国这个古老东方大国的快速崛起。因为这一崛是对整个世界的经济和国际政治结构，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并打破了旧有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平衡。与美、欧相继陷入金融与债务危机相比，这种崛起显得尤为耀眼。然而，当人们沿着线性思维推想着中国会以过往的速率崛起何时能在综合国力上与美国平起平坐之时，骤然看到，中国在本世纪第二个10年开始出现了疲态，各种经济、政治、社会乃至外交上的挑战不约而至。似乎过往那种顺风顺水的日子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显然，未来的发展需要国家领导者和建设者以新的智慧和变革来确保这持续的民族复兴进程。

　　只要深入观察就会发现，过去二十多年的快速崛起快之背后实蕴藏着许多极偶然的国际、国内因素，不了解这些偶然因素及其时限就不能理解当前中国崛起所面临的困难及其深层次成因。从国际政治角度来看，“911”事件导致美国将战略重点转向反恐和中东，为中国的和平崛起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在1990年代初期一度紧张的中国和西方关系，快速转向了良性方向发展的趋势，这段时间也是中国官方经常提及 “战略机遇期”。

　　从国际经济角度来看，高科技和全球化推动的全球产业链重新整合，并驱动着国际贸易、投资自由化的大发展，使得中国得以利用自身的廉价劳动力和制造业规模效应，以新的“世界工厂”为全球提供各种廉价制成品。

　　从国内政治角度来看，以市场化改革开放路线以及领导人权力交接模式得以顺利稳定延续，避免了国内政治和政策过去反复出现的动荡与折腾，一个有高度“共识阶段”国内政治状态为这种社会转型和经济发展提供了政治生态的支持。而在经济和社会领域的“人口红利”则在一个快速工业化与城市化过程中以大量廉价劳动力和高储蓄率为经济腾飞提供了客观支持条件。 显然，这种高速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得益于上世纪五十到七十年代没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之时导致的生育高峰生成了中国特殊的人口结构，使得中国在过去20年时间内，出现了世界罕见的充足年轻劳动力供应，再加上较低未成年人口抚养比率迭加的现象，大大地刺激了社会的财富积累和投资活动的增加。

　　然而，自2008年的美国金融危机以来，全球政治经济形势以及中国国内支撑发展的各种要素，均发生了深刻变化甚至逆转。也就是说，中国的崛起生态迅速恶化了。从国际来看，随着奥萨玛·本拉登被打死以及美国奥巴马总统逐步从伊拉克、阿富汗撤军，美国战略重点重新回到亚洲，中国开始感觉全面“被遏制”，连续了十年的“战略机遇期”也便悄然地结束了。

　　在国际经济层面，美欧相继发生的债务危机，使得西方发达国家不能继续容忍中国高贸易顺差为特征的全球经济失衡，中国在汇率政策和市场开放方面均面临与日俱增的压力，如此一来，不仅仅是外贸条件恶化而己，外向型的经济结构面临全面转型转型与升级。

　　从国内经济层面分析，因老龄化的临近带来的“人口红利”的逐步消失，以及各种资源要素的价格上涨，中国开始告别了生产要素的廉价时代，成本优势尤其是劳动力成本优势不再明显，制造产业出现出现外迁，加大了对外贸易面临的困难。另一方面，计划生育政策加速了老龄化的进程，中国过去的高储蓄率和高积累率正在发生变化，反而开始步入“未富先老”的困窘境景。

　　从政治上看，历史积累的体制问题如公共权力制约薄弱、执法不严等问题，在经济扩张过程中被不断放大，造成了腐败的蔓延和再分配过程的不公。在蛋糕越做越大的同时，整个社会因为分配不公陷入分裂，改革和政治上的共识越来越少。在崛起的客观条件发生改变的同时，曾经起到积极作用的主观因素也已发生了较大变化，崛起的阻碍因素正在不断积累和增加。

　　中国的崛起并非是给定迷底，而是一个漫长的动态过程，期间充满巨大的不确定性和系列挑战。中国当前遇到的困难，既与国内外客观条件的改变密切相关，也与自身主观因素未能调整到位相关。过去三十年巨龙腾飞的有力主观支持，来自于邓小平确立的改革开放政策与和平外交政策；目前出现的困难，很大程度上源自改革和开放陷入了停滞，而这种停滞其实与各种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形成和阻挠有很大关系。

　　由于改革的滞后，很多已经不适时的政策得不到有效的调整。长此下去，支撑中国崛起的物质经济基础将日渐薄弱，各种社会问题将层出不穷，中国不仅难以赶上先进国家，反而可能被后进国家赶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