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自《外交家》网站 9月26

　　赏一卿/译

　　最近中国与日本的钓鱼岛之争备受关注。一些分析人士指出，领土争端很可能会恶化为贸易战；而其他人则将这一事件视为中国即将崛起从而引发潜在危险的预兆。

　　但钓鱼岛之争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日本于1895年正式兼并钓鱼岛，而中国几十年来也一直宣称对该领土拥有主权。更重要的是，双方在2010年秋季曾因这些无人居住的岛屿发生过冲突。尽管这一特殊事件也许已经平息，但冲突的再次发生提醒我们，钓鱼岛问题不太可能马上得到解决。

　　钓鱼岛争端是一个尤其棘手的问题，因为它涉及到美国的参与方式。美国官员一直坚持称，钓鱼岛群岛包含在《美日安全保障条约》之内，因为它们处于日本行政控制之下。国防部长莱昂 帕内塔曾同时提醒中国与日本注意这一重要事实。就条约而言，这意味着，在钓鱼岛向日本发动进攻将触发美国的军事干涉。尽管群岛上主要居住的都是替罪羊，但这也不能给人丝毫安慰。该地区处于美国延伸威慑的“保护伞”之下，就这点而言，钓鱼岛群岛在未来的几年中将成为太平洋冲突的爆发点。

　　自冷战开始以来，美国一直对关系紧密的盟友保持有延伸威慑(相对于“直接威慑”而言，即在非本土国家预防可能的进攻)。1951年后，美国向日本提供了一个正式的安全保障条约。在整个冷战时期，许多学者与决策者都敏锐地意识到了一个固有的、因此类盟友而来的“信任问题”。如果一场大规模战争爆发，美国是否会因考虑到潜在的毁灭性后果，为了一个盟友的利益真的诉诸核武器？换句话说，它真的会承诺用华盛顿来交换巴黎，用纽约来交换波恩(前西德首都)这一争论持续了数十年。那么钓鱼岛问题有什么不同于曾经的延伸威慑困境呢？至少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防御保障的问题。在任何延伸威慑关系中，提供安全保障的一方必须使接受安全保障的一方确信，前者确实会在后者遭受攻击的时候前来援助。就日本本土而言，美国相对比较容易做到。美国在日本有数个军事基地，且自二战以后一直在那里有军队部署。如果日本遭到攻击，美国公民以及日本人完全有可能直接成为受害者，因此使得协调一致的反应行动更加可信。美国与日本还花了几十年规划出了一套像模像样的面对进攻时的联合反应方案。除了后勤军事规划以外，这些开放的沟通渠道给予了日本人政治保证，即万一发生冲突，美国就将履行其条约承诺。

　　然而钓鱼岛群岛却有所不同。由于这些岛屿无人居住，如何构成对日无端进攻的问题就不清楚了。那里既没有日本公民，也没有美国公民处于危险之中，并且显然也没有军事基地或作为第一防线的前哨部队。尽管美国已经表明安全保障条约包括钓鱼岛群岛在内，日本人还是担心美国不会像防御东京那样防御钓鱼岛群岛。这样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私下里，美国官员可能已经向日本重申并阐明了他们防护钓鱼岛群岛的承诺。但是美国官员并没有充分的动机来坚持表示他们会像防护本国那样防护钓鱼岛群岛。

　　原因在于道德风险的问题。一个刻板的联合岛屿防御承诺在理论上可能会使日本在下次与中国发生冲突时产生某些不正当的动机。如果日本坚定不移地相信美国会在这一特殊问题上给予支持，将会使它比在不确定安全保障条约是否应用于钓鱼岛的情况下采取更加强硬的路线。当然，没有任何理由相信日本会不负责任地使危机升级，并且日美之间的应急沟通在历史上一直十分完善。但是进一步的复杂之处在于这一点：不管是最近的冲突还是2010年的僵局，中国与日本之间都只进行了低程度的挑衅。人们希望这场冲突在未来不会超出这一界限。但是如果钓鱼岛争端将涉及武力的使用，那么就非常难以判断“谁先开始挑衅”的问题了：是中国的舰船活动，还是日本的购岛行为？在第一种情况下，美国的安全保障条约将被触发；在第二种情况下则不会。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威慑。在冷战期间，友好与敌对的界限相当清楚，尤其是在冷战的前二十年里。美国在北约有盟友，在东亚有双边同盟，并参与了像“太平洋共同防卫组织”与“东南亚联盟组织”那样的协定。它们或多或少都是为了针对苏联(以及中国)的共产主义威胁。在国际关系缓和时期以及尼克松向中国开放后，这些界限开始变得模糊，但是基本的观点依然没有变：谁应当被威慑以及谁需要得到安全保证是相当明显的。当危机爆发时(例如在柏林多次出现的僵局)，美国可以发出明确的信号，即它会毫不含糊地防卫其盟友。这些信号包括公开表示支持以及提高军事合作(例如联合军演)。但是在这次特殊的(钓鱼岛)冲突中，美国似乎不想发出这类信号。

　　原因就在于中国并不是敌人，并且奥巴马政府一直小心地避免将中国当作敌人对待。在不断发生的领土争端问题上，美国一直不厌其烦地公开表明其中立的立场，尽管存在对日本的明确的条约承诺。就在上周，国防部长帕内塔宣布了一个决定，将在日本布置新的导弹防御雷达——在危机时刻，这是一个重要却相当常规的表达美国军事利益的信号。然而第二天，帕内塔就到了中国，其主要目标是要与北京建立更好的军队关系。美国一直在劝说中国透明化其日益增长的军事实力，而加强军队关系对此具有关键意义。帕内塔访问了一个中国海军基地，这是提高两国之间防御透明度的重要一步。提高对中国军事力量的确定性将是美国长久的兴趣，但这也带来了一系列挑战，中国一直担心美国的对日安全承诺是为了遏制自己。美国的对华目标将会对美国在困难时期如何向日本发出信号产生重大影响。

　　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对比一下美国向韩国发出的适当信号。美国密切注视朝鲜的核武器和导弹试验以及严重的挑衅行为，并经常重申其坚定不移地站在韩国一边的承诺。美韩两国举行非常公开的联合军事演习，并决定再保留几年他们持续甚久的联合部队结构。美、韩、朝三国之间的军事动态决不是一个理想的状态，但是它有一种与中-日-美关系完全不同的沟通方式，尤其在威慑与安全保证方面。

　　因此，我们该如何应对东海延伸威慑的困境呢？显然，我们需要精确地调整外交政策，以应付这些安全保证与威慑的挑战。冷战式的言论是不可取的，它以疏远关键的合作伙伴为代价支持我们的盟友。

　　2011年，美日安全磋商委员会宣布了“延伸威慑对话”的开始。这是一个常设性的协商机制，使盟友在有关和平时期安全保障的问题上保持密切沟通。另外一个叫做“延伸威慑政策委员会”的类似机构则是为美韩同盟而设。自1966年以来，北约一直有一个核计划小组，使成员国在关键性的防御事务上能够进行磋商。而这些举措是受到美国东亚盟友的欢迎的。和平时期的协商机制能够促进联盟内部的凝聚力，并且使盟国在危机出现的时候更有可能保持一致。

　　在缓和未来钓鱼岛争端的问题上，美日之间的沟通与规划以及中美之间的军事透明化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而要在这两者之间保持平衡将是比较困难的。毫无疑问，在延伸威胁的关键性问题上我们并没有充分的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