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和政府怎么配合？

　　童增(中国民间保钓联合会会长)：我谈五点：第一，从九十年代开始，民间保钓的历程很艰辛，一直是冲在民族大义的前面。当时我们发起保钓的时候，老百姓还不知道，根本就没有钓鱼岛的概念。通过这十六年的努力，基本上是家喻户晓，老百姓知道钓鱼岛是怎么回事，政府也很重视。

　　第二，从我十六年的保钓历程来看，我觉得政府的态度在发生转变。首先是从七八十年代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转变到“保持争议”。政府也在做一些事情，甚至海监船、渔政船都对我们进行保护。现在又有一个高度，叫“维护主权”，在“主权在我”的基础之上跟周边国家谈论友好。这又是一个大的转变。从2006年到这次出海，香港都是控制不让出海，这次香港出海跟国家政策的调整有很大关系。

　　第三，从保钓历程来看，有三个阶段：第一个是从民间宣示主权到政府行使主权的互动，目前是这个阶段。第二是政府的渔政船、海监船做很多工作。下一个阶段应该是从国家行使主权开始，民间作为配合。

　　第四，行使主权的内容是什么？我们的外交部发言人经常提到钓鱼岛是我们的固有领土，既然是领土，就要行使主权。行使主权离打仗还差得很远。行使主权是我们可以做得到的，我们的法律要健全，《海洋金融法》要开始制定，这个工作刻不容缓。还有一些相应的法规都需要配套，使国内法有依据。以后我们在钓鱼岛问题上每做一件事情都要有法可依，我觉得全国人大的立法部门应该充实海洋的立法。在行政上，所有涉及海洋的部门也要行使主权。海洋局和农业部现在是多头管理，如果以后成立海洋部或者是层次再高一点，可以把这个工作统筹起来。我们现在还没有海界限，也可以划定。军事上也可以设立军事禁区。

　　把这些工作做完了，世界上就会认为钓鱼岛是中国的。就像日本做了很多离奇的故事，西方国家会觉得钓鱼岛是日本的，因为此前中国就只有外交部抗议，影响很小。如果我们做了具体的行使主权的工作，跟日本争夺钓鱼岛的地位会自然而然的平等。我们也可以把钓鱼岛列入教科书，还可以把航空母舰冠名为“钓鱼岛号”，这些都是行使主权的表现。这些可以让我们整个国家在行使主权方面有法可依。

　　第五，对于民间保钓组织，我觉得有三点意义：一是它能够促进中日友好。因为钓鱼岛问题是横在中日友好之间的障碍，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对长期友好是有帮助的，并不是解决钓鱼岛问题就要触怒日本。二是民间保钓不会影响社会稳定，2005年和2010年的针对日本的游行并没有影响到政府。三是民间和政府怎么配合的问题，我们再怎么做，离打仗也很远。

　　要与日本斗智斗勇，也要斗法、斗技

　　郁志荣(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我以前的工作专门负责海上执法，我到钓鱼岛去过两次，第一次是1985年，中日东海黑潮联合调查。第二次是2008年的12月8号，我们专门到钓鱼岛去巡航，围绕钓鱼岛行驶了三圈半。

　　我一共谈四个方面，在此之前先谈4个要点：第一，在东海，中日之间有四个划界争议、资源争夺、岛屿争端、军事争斗。岛屿争端是重中之重，钓鱼岛有3次资源争夺，开始的是1969年，第二次是1972年1月份与日韩共同开发，还有就是这一次。

　　第二，我们要与日本斗智斗勇，还要斗法、斗技。后者我们还不够。我们12月8号去钓鱼岛巡航的时候，事先设计说“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但我觉得“中国的管辖海域”更合适。要利用法律，学法、用法、懂法，还要跳出法。因为维权还是政治的问题。

　　第三，我们通过巡航以后，我觉得日本很害怕。三个怕：一是怕我们“武力占领钓鱼岛”。武力PK的话，他们没把握。二是怕我们“清醒”，中国人这两年对钓鱼岛问题的研究深入了，中国是一只沉睡的狮子，我们有一千条渔船，可以包围它，我们有很多的办法，不管是丰田公司，还是尼桑公司，我们可以把它赶出中国大陆。但中国人现在不吭声，现在只是民间在活动。他们很害怕中国人的清醒。三是害怕“两岸联手”。

　　武装实际控制是日本的软肋，而不是他们强大的表现。现在学术界对钓鱼岛有四个“解”：第一是“缓解”，但树欲静而风不止，石原要买岛，他们要国有化、军事化，我们不打不行了；第二是“误解”，认为钓鱼岛和美国没关系，实际是错的，美国是元凶，而且是扩大矛盾的人；第三是“政解”，日本人不来谈，就跟他去谈，我们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我们可以通过四个国家，叫日本人解释一下固有领土。还可以通过司法，现在国际法庭的庭长是日本人，对我们不利，但我们要准备。第四是“调解”，我们中国人不愿意打官司，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准备调解。所以四个方面都要准备，每个途径都有主打。(环球网评论频道整理/本文为“专家谈保钓”系列文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