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刘伯承元帅

　　当时我爸爸他们的部队马上就可以出去了，但是他就是不走，人家劝了他三四个钟头，他还是不走。他说这么多人，都是共产党培养出来的，把他们丢了，我怎么向党交代啊！后来找到了后面的部队，才都冲出了口子。

　　记者：在反“扫荡”过程中，刘帅提出了“利害变换线”的理论，可以说是抗日战争中非常重要的精华理论，就是对于交战双方利害两种对立因素互相转换的分析，您能说说当时是怎么提出这个理论的吗？

　　刘太行：爸爸讲了一个 “利害变换线”。敌人将要围你的时候，就有这样一条线。因为敌人的“围剿”不是围得很死，它总是各个部队向中心围集。“围剿”，一开始是很疏散的，而包围圈越来越小也就变得越来越密集了。但是再密集也总是有缝隙的。如果你侦查工作做得好，行动迅速，你完全可以找到这个缝隙钻出去。因为战争的情况千变万化，总是有各种情况在变化，跟不上变化就会上当，所以就得应变。这些理论都是爸爸亲自考察实践作出的判断。

　　我记得当时有个上将，叫李聚奎，他讲有一次在前线，他们离日本鬼子很近，都看见日本鬼子的胡子碴了，我爸爸还在那儿看。当时李聚奎是个副旅长，就从山上把他拉下来，我爸爸还讲，把我拉得摔倒了。他很勇于实践，经常到第一线去，所以才能掌握这么多的敌情。

　　记者：您父亲是众所周知的常胜将军，在一般人眼中，大家都认为他是军事天才，关于他的制胜谋略、克敌妙法，我觉得与他对战争理论的研究和博览群书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的。抗战时期，您父亲提出了一系列战争理论，有效地打击了敌人。据说他曾在那一阶段翻译过军事专著，还阅读了大量军事理论书籍。

　　刘太行：其实我爸爸早在抗日出征前夕，就在自己的日记中记述道：“我想看的书：《国际七次大会报告及决议》《社会科学》《辩证法》《经济学大纲》等。”父亲一向主张打仗要用脑子，他说：敌我斗争，不仅是军事力量的比赛，而且是政治、经济、文化全部力量的决斗。不仅斗力，更主要的是斗智。

　　他注重对部队进行军事理论的培养。在辽县时，在一间半窑洞式的房子里，我爸爸经常在昏暗的煤油灯下，聚精会神地伏案疾书，常常是通宵达旦，彻夜不眠。在短短的10个月当中，他撰写和翻译出一系列关于游击战的最新论著和译作，大概有近10本。

　　记者：在抗日战争初期，您父亲有关“敌进我进”的理论就是这时候提出来的吧？

　　刘太行：爸爸是非常勤奋的人。在战争中那么忙碌的情况下，除了每天打仗转移，他从来不忘学习，不忘研究日本帝国主义打仗的形势、地形和气候，在这方面他是下了很大工夫的。实际上，在抗日战争期间，他写了大量这方面的文章。正因为他对日本帝国主义，对当时的敌情、气候和各种情况研究得比较透彻，所以在1940年的七八月份，在黎城召开的高干会议上，提出了“敌进我进”的问题。在当时，这种提法与井冈山毛主席提出的“敌进我退”是相反的，但是父亲经过论证认为有道理。因为日本人打仗和国民党完全不一样，国民党打红军，红军当然要跑，日本鬼子战术完全变了，他们围，把八路军包围起来步步紧逼，像用梳子篦，在这种情况下再讲敌进我退，根本就无法生存。

　　后来到延安去了，见到毛主席，毛主席跟他说，你这个“敌进我进”提得好！

　　痛失爱女——至今未解的谜

　　刘伯承元帅和夫人汪荣华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他曾经是7个孩子的父亲，鲜为人知的是，他的大女儿刘华北在延安保育院时被敌人暗杀……

　　晚年，刘伯承面对曾经陪伴自己度过大半生风风雨雨的妻子，内疚地说：“我对不起我的大女儿啊，我没能把她养大。”旁边的人不禁潸然泪下。

　　记者：您的名字很有特点，一定跟您父亲在太行山的战斗经历有关吧？据我们了解，许多将帅家的孩子的名字都能多多少少反映父亲的战斗经历，你们家兄妹6个的名字是不是都有这个特点？能跟我们说说您的弟弟妹妹吗？

　　刘太行：我现在兄妹6个，我是老大，父亲给我起名叫太行，现在看来，人家说名字起得很高明就是在这个地方。第一是在家谱里面，我这辈是太字辈，另外我爸爸一生当中，抗日战争就是在太行山打的，所以凑在一起就成“太行”了。

　　我弟弟以前叫刘太阳，“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人家说毛主席是太阳，你当什么太阳啊，所以就改了个刘向阳，再后来又改成刘蒙，还有个弟弟叫太迟。妹妹有三个，大妹妹叫密群，就是密切联系群众的意思，还有雁翎，最小的就是解先，就是解放先遣队的意思。

　　记者：听说小平同志给儿子起名时，也想叫“邓太行”，但是因为和您重名，所以就让您父亲给他的儿子起名字，这个孩子就叫邓朴方了，是吗？

　　刘太行：那是1945年平汉战役前夕，当时我爸爸和邓小平住在涉县赤岸村。那时我已经7岁了，叫刘太行。邓小平的儿子才两岁，还没取名，因为他长得很胖，大家都叫他“胖胖”。

　　有一天，他们两人都在院里休息聊天。

　　邓夫人卓琳说：“咱们孩子都两岁了，总叫胖胖不行呀！要是长得瘦，就总叫瘦瘦？该取个名了！”

　　邓小平想了一下说：“我们也给他取个‘太行’吧，叫‘邓太行’。”又一想说：“不行！不能都叫‘太行’呀！伯承同志，你的儿子占了我们的名字，你得给咱胖胖起个名！”

　　我爸爸就说：“这是政委的事情，与司令员没关系。”

　　邓政委说：“谁都知道刘邓不分嘛！你就给起个吧！”

　　我爸爸就把胖胖叫到跟前，让我妈妈把桌子上写的几个字拿出来，说：“我刚才写了‘朴实方正’四个字，这孩子生得正是朴实方正，叫‘朴方’好不好？”

　　大家听后都异口同声地说：“好！很好！就叫朴方吧。”那邓朴方的名字就叫开了。

　　记者：我们知道您还有个大妹妹，在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据说是在延安保育院被人杀害了。如果可以的话，我们想了解您的大妹妹究竟是怎么遇害的。

　　刘太行：华北比我小一岁，1942年到的延安幼儿园。那时候条件比较差，我记得冬天烧炭盆烤火，华北和邓琳(邓小平的女儿)被烧伤了。邓琳把胳膊烧了，华北烧了腿。说起来女孩子很惨哪，才三四岁就烧成那样子。我记得妹妹胖乎乎的，个子不高，留个短发，或者是剃个光头，那个时候我们学校男孩女孩都剃光头。我妹妹也不爱说话，整天跟在我后面太行哥哥、太行哥哥地叫，我记得很清楚，我们那时在一个保育院。到1945年的时候，我6岁了，该上小学了，才从保育院出来。后来我妈妈说幸亏我迁出来上小学了，要不也冲着我来了。

　　记者：那华北当时遇害的情况您知道吗？

　　刘太行：一天晚上，突然有个人说要看我妹妹，说是我爸爸的警卫员。第二天早晨就发现妹妹叫不起床来，最后才发现我的妹妹已经被勒死了。后来还在墙上发现了爬墙头的手印。发现了以后就赶快通知我的爸爸妈妈。那天晚上他们给我爸爸妈妈打了个电话，我爸爸妈妈去了，可人都已经死了。我妈妈站在那儿就哭了，我爸爸在那里浑身冒汗。我爸爸轻易不掉泪的，我从没见过他掉泪，他就浑身冒汗。当时正好是抗战，妹妹死了没多久，爸爸就接到任务去前线了。但是这个案子一直也没破，到最后也不知道妹妹是被谁杀死的。

　　后来爸爸患重病躺在床上，精神也已经非常不好，他对我妈妈说：“荣华啊，我对不起我大女儿啊，我没把她养大啊。”听了他说的话，我的眼泪都掉下来了。我爸爸自己都到那个时候了，病得快不行了，还觉得对不起自己的女儿。

　　他就是那样一个负责任的人。所以我想，我爸爸是一个负责任的人，他不仅对党的事业负责任，对下属负责任，对上司负责任，对家庭、孩子也是负责任的。

　　记者：那您父亲在子女面前一定是个慈祥和蔼的爸爸，平时对你们都是什么态度？

　　刘太行：我出生的时候父亲不在身边，而是在前线打仗。我还记得妹妹华北生下来以后就被送到延安去了，送到延安以后就一直见不到她。后来打仗的时候也不能一天一见，我的妈妈带着她，爸爸打仗也顾不上，只能是妈妈管她。1943年到了延安，也就是待在幼儿园，到1945年最多只有两年的时间和父母在一起。也不能天天在一起，在幼儿园只能礼拜六接回来。但是不管怎么讲，他作为一个父亲，对自己的儿女是很负责任的，这一点是肯定的。

　　爸爸对孩子们非常关爱。他住院时，礼拜天我们去看他，他先摸一摸孩子屁股，看长得怎么样，胖不胖，瘦不瘦，他都要说两句话。我去了以后，他首先说把太行的孩子抱过来我摸摸。但是后来他发现自己的手不受控制了，就跟我们讲现在我不摸了，因为我的手受不了控制，捏重了怕把孩子捏坏了，从那以后就不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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