渔业资源遭过度开发
起航，回家。
“帮艇费”：黄海捕捞“潜规则”
孙财辉、张德昌两位大连船主告诉时代周报记者，他们的渔船于几年前从丹东购入，平日出海作业返航后虽然停靠在大连，船籍却仍在丹东。
劫持事件发生后，朝鲜方面指定的赎金交易人、电话号码及交易地点均在丹东境内，引发了媒体关于此次事件是由朝鲜不法军人与丹东黑恶势力联合作案的猜测和分析。时代周报记者在丹东采访期间，亦不断听到这样的说法，这就是流传于一些网站论坛的“帮艇费”帖子中的内容。
在一些丹东人看来，类似的扣船索要赎金事件，在当地根本不是什么新鲜事。
当地一些老渔民告诉时代周报记者，所谓的“帮艇费”，就是中国渔船通过中方人士帮忙介绍，到朝鲜海域捕鱼而交纳的一笔费用。早期曾出现过以实物—如在朝方紧俏的电视、冰箱、自行车等物资—支付的形式；近年来则基本以货币结算，由中方人员在岸上收取后，再与朝方进行分成。
收取“帮艇费”的并非中国官方机构，而是临海岸上的个别势力庞大的社会组织，其与朝方利益集团关系密切，高层之间交情甚笃。
“帮艇费”的出现，不过是最近一二十年的事情，确切地说，是中国黄海海域渔业资源被过度开发的结果。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飞速发展、民众生活水平稳步提升，对海产品的需求急剧增加，海洋捕捞业进入一个高速发展阶段。但过度开发也使中国的海洋资源频临枯竭的危险，捕捞量骤减，部分海域实行的“休渔期”亦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在黄海海域，渔民的作业重心开始逐渐东移，往尚未完全开发的朝鲜海域靠近。“帮艇费”应运而生。
“帮艇费”的数额，往往视渔船的马力、作业区域、捕捞量等因素收取，近年来则随着物价的上涨不断升高。“一般的，一条船一个月要十来万。”在丹东的大连渔港，渔民陈建树告诉本报记者。停靠在此处的以铁皮船居多，马力至少都在一百多。
交纳了“帮艇费”的渔船，会领到一块印有朝鲜文字的蓝色牌子，船只进入朝鲜海域后，只要挂上该牌照，就可以通行无阻。捕完鱼后，牌子收回，下次再出海，重新交钱领取。而没有牌子的中国渔船在朝方海域作业，一旦被逮住，下场都很惨。“抓住就打，然后让你交罚款，”船员张兵说，“比如说一条船值10万，他让你交7万或者8万，你说你交不交？”
据称，在丹东地区，以前曾发生过多起因当地渔船在朝鲜海域捕鱼未交纳“帮艇费”，船只被扣、船员惨遭毒打的事件。此后，大家都老实了，出门交钱，买个平安。在那片苍茫辽阔的海洋上，同样有一个组织严密的帮会在主持“公道”，谁坏了规矩，都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
除了“帮艇费”，当地还流传着另外一种说法：一些黑道大哥在中国海域划分势力范围，每年投下一定数量的鱼苗和虾苗，然后向前来作业的渔船收取捕捞费，“一年收个二三十万吧”。这种在当地俗称为“包海”的做法，很像时下都市人流行的去乡下鱼塘钓鱼，农民收取垂钓费。
至于付费者的收获，完全凭运气，可能满载而归，也可能血本全无。对此，“大哥可管不着”。而在这一海域捕捞的渔船，一旦踩过了界，闯入大哥的地盘，同样会遭遇重罚。
虽然孙财辉等船主一再坚称，他们的渔船是在中国海域捕鱼时被朝鲜武装人员越境抓捕，但在丹东当地，一些熟谙内情的人更愿意将此次劫持事件与“帮艇费”联系起来—这些外地人因为不懂规矩而吃了暗亏。
也有分析认为，此次劫持亦可能是朝方不法军人贪得无厌，铤而走险到中国海域抓人，进行敲诈勒索。
被过度开发的渔业资源
5月20日，丹东二道沟子码头，房屋外墙上，当地新城街道挂出的警示横幅在海风中猎猎飞舞：严禁非法越界捕捞，防止引发涉外事件。
码头旁，通过一块木板搭成的传送带，几名搬运工正在将一箱箱矿泉水、白酒、苹果等物品往一艘准备出海的铁皮渔船上输送。“都是好东西啊！”一名搬运工笑着冲时代周报记者说，他继而解释，这些物品并非船员们的生活用品，“是给高丽(注：朝鲜)人的，要打好关系，他们那边海里的东西多。”
在丹东东港市的一些渔港，每天上午，成箱的梭边鱼、贝类、螃蟹等海产品被从渔船上搬下来，现场打包装箱，送往当地的冷冻加工厂或酒楼食肆。一些渔民直言不讳地告诉时代周报记者：都是从朝鲜那边打过来的。
这些海产品，部分为中国渔船自行捕捞所获，还有的是与朝鲜方面通过实物或货币交换所得。“拿东西换，比如电视机、自行车、农药喷雾器什么的，他们那边啥都缺。”在大连渔港，船工杜连财介绍说，“也可以给钱，但他们一般不要人民币，只认美元。”
与码头上热闹繁忙的搬运景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港口内大片闲置的渔船。虽然距当地规定的休渔期到来还有10天左右，但一些渔民已经不打算再出海，忙着收网回家。
在老渔民李明起的印象中，也不过就是最近一二十年，丹东的渔船数量开始暴增，成千上万的渔民在有限的海洋上奋力抢食。僧多粥少，难免清汤寡水。“船太多了，俺们这边基本上捞不到东西，都跑朝鲜那块去了。”他显得有些失落。
物价的上涨无异于雪上加霜，给本就不太光明的捕捞前景又蒙上了一层阴影。“成本太高了，(柴)油价太贵，8块多一升。”老李抱怨道，“可能出去一趟要花10万，但打回来的鱼只能卖8万，亏本。”入不敷出的现实让相当一部分渔民放弃了出海，仅在大连渔港，上千条渔船中就有近1/3处于闲置状态。“只能干半年，上半年歇着，下半年干活。”他说。
部分渔民开始转型上岸。但种地也不赚钱，化肥、农药太贵，只能外出打工，卖苦力。
来自国家海洋部门的统计数字称，近年来中国的海洋产业生产总值占到了整个GDP的10%，海洋产业增加值则占GDP的4%。仅2011年，全国海洋生产总值突破4.3万亿元人民币，比前一年增长13.1%，全年新创造就业岗位达70万个。辉煌的数据背后，是海洋资源尤其是近岸被过度开发的尴尬现实。
前国家海洋局局长孙志辉就曾表示，我国海洋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存在着重近岸开发，轻深远海域利用；重资源开发，轻海洋生态效益；重眼前利益，轻长远发展谋划的“三重”与“三轻”矛盾比较严重等诸多问题。
中国海洋大学教授、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洪滨向时代周报记者透露，近年来由于中国过度捕捞，近海渔业资源频临枯竭，在利益的驱使下，部分渔民越境作业，已经发生了多起中国渔船在韩国、朝鲜、帕劳(太平洋岛国)等邻国海域被扣事件。而随着各国对海洋资源的重视，以及海洋法规、公约的不断完善，类似的争端和摩擦今后可能还将不断上演。
对于中国传统的近海养殖和远洋捕捞方式，刘洪滨同样表示了自己的担忧。而从长远来看，扩大海洋牧场、恢复资源、增值放流或将是保护海洋资源的一种较好的方式。“在改善渔业资源大环境的同时，也要压缩捕捞量，让部分渔民转行，由捕捞业向养殖业、由渔业向旅游业发展。”这位专家献策说。
(文中部分渔民使用化名)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