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初的一天，我给邓稼先的爱人许鹿希打电话，她让我第二天下午5点到家中见面。我如约来到她家楼下，摁响门铃。在二楼，一扇门已经为我打开。狭窄的过道，三五步经过卧室的门进入客厅。

　　那晚，83岁的许鹿希一刻不停地跟我说着邓稼先，我被感动包围着。

　　1986年7月29日，62岁的邓稼先积劳成疾离开了人世。1996年7月29日，他的继任者们按照他临终前指引的途径，完成了我国最后一次核试验，以示对他的缅怀。今年的7月29日，是邓稼先逝世25周年的日子。

　　一

　　1958年8月的那个夜晚，月朗星稀。邓稼先辗转反侧，夜不能寐。

　　上午，二机部副部长兼原子能所所长钱三强把他叫到办公室，目不转睛地望着他说：“稼先同志，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调你去做这项工作，怎样？”“大炮仗？”他这位在美国普渡大学攻读核物理的博士立刻明白国家要造原子弹，一阵惊喜从心间涌起，自己苦苦求学，不就是为了这一天！可是造原子弹是一个庞大、复杂的工程。“我能行吗？”一丝犹豫从嘴边轻轻滑落。钱三强神情凝重地说：“当然不是你一个人，而是许多人。不过，你的工作十分重要而光荣。这是组织的决定。”

　　邓稼先翻了个身，朝向身旁的妻子许鹿希。怎么给希希说呢？组织规定：上不禀父母，下不告妻儿。当年，父亲邓以蛰是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并兼任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父亲曾深情而坚定地说：“稼儿，以后你一定要学科学，不要像我这样，不要学文。学科学对国家有用。”今天，国家就要用我了，我岂能辜负！挑起这副重担，只能有所舍弃！邓稼先想。

　　妻子在他进家门时，就察觉他心思沉重。这时，她关切地问：“稼先，是不是有什么事儿？”

　　许久，他缓慢、轻声地说：“我要调动工作了。”

　　“调到哪里呢？”许鹿希感到意外。

　　“这不知道。”

　　“干什么工作？”

　　“不知道，也不能说。”

　　“那么，到了新的工作地方，给我来一封信，告诉我回信的信箱，行吧？”

　　“大概这些也都不行吧！”

　　焦灼、不安和忧虑在他们心间蔓延。使命、责任、重担就这样压在了34岁的邓稼先肩头。迷茫、依恋和无奈让年仅30的许鹿希愁绪满怀。

　　寂静的月夜里，传来邓稼先幽幽的叹息：“唉！我今后恐怕照顾不了这个家，这些全靠你了。”许鹿希闭上双眼，倍觉凄凉，忧伤不已。

　　突然，邓稼先坐起身，坚定地说：“我的生命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生就过得很有意义，就是为它死了也值得。”

　　什么事啊？值得他抛开一切！一双儿女，大的3岁多，小的1岁多。他至爱的双亲，一个肺病，一个哮喘，自己还要在科学上追求前程。可执着的稼先将要做的一定是有关国家利益的大事，不然，他怎会这样义无反顾？许鹿希也坐起身说：“放心吧，我是支持你的。”

　　邓稼先离开了工作8年之久的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调到二机部九局(后改为九院)任理论部主任。当时，他手下只有两人。他走马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名校挑选了28名应届毕业生。新成立的九院位于北京城外的一片高粱地。邓稼先和新来的大学生白手起家。他们砍高粱、平田地、运砖石、和泥推车，干得热火朝天。炎炎烈日下，邓稼先光着膀子，赤膊上阵。大学生们欢快地叫他“大白熊”。“大白熊”常常微笑着，慈眉善目。他熟练地掌握俄语、德语和英语，他曾在妻子面前用德语演唱《欢乐颂》，炫耀之情溢于言表。

　　核物理对这些大学生来说，是一个陌生的领域。邓稼先对他们的“扫盲”就从自己帆布书包的3本书开始。

　　冬天来了，参加“扫盲班”的大学生住在亲手建起的宿舍里，湿墙湿地湿被褥，室内比室外还冷。被冻得无法忍受时，邓稼先就带着几个年轻人躲进对面一家副食店看书。副食店有个烧得通红的大铁炉。

　　“大白熊，吉祥戏院今晚有马连良的《四进士》，怎么样？”有人提议。

　　当时，邓稼先的月薪204元。堪称戏迷的邓稼先兴奋地说：“走，今天放大家一晚上假，瞧戏去，我请客。”

　　“你知道戏票早卖光了，才敢说此大话吧！”

　　“什么话！就是真的没票，我也能弄到票。骑车子走！”

　　他们有所不知，邓稼先在中科院的时候，就常常带着许鹿希等别人退票。看完戏，他俩并不急于回家，而是双双潜入银辉的月色里。在花香满径的小路上，许鹿希依偎着他的臂膀缓缓漫步。邓稼先深情地说：“我们如果永远这样多好！”

　　二

　　冬天过去了，春天却迟迟不来。

　　苏联“老大哥”承诺的那颗原子弹教学模型、那一车皮的俄文资料像空中的游云，随风而逝。苏联专家撤走了，临走，他们留下赠言：“在原子领域里，你们中国人的大脑还是一片空白！”“没有苏联的援助，中国20年也造不出原子弹。”

　　苏联背信弃义的1959年6月，被作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代号“596”。

　　邓稼先告诉大学生们：“没有他们我们照样能干，而且可以干得更好。尽管今后的路是曲折的，甚至是艰险的，但是，什么困难也动摇不了我们的决心。为了造出‘争气弹’，我们甘愿献出自己的青春和生命！”

　　1960年7月28日，钱三强再一次把邓稼先请到办公室。

　　他告诉邓稼先：“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要由你领导的那个理论研究室来承担。”历史选择了邓稼先作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设计总负责人。要造原子弹，首先要拿出理论设计方案，如同建房要有图纸一般，这是重中之重。

　　拿出这张“图纸”，仿佛要在神圣的黑夜里走遍大地。邓稼先肩负大山般的重压，艰难前行。邓稼先既要“攻关”搞运算，又要“扫盲”培育原子新人。他的生活紧张而忙碌。

　　攻关的岁月正是国家困难时期。这些奋战的年轻人常常在紧张的运算之后，疲惫地呼唤：“老邓，我们饿，我们好饿呀！”

　　邓稼先马上应道：“好的，你们等着，我这就想办法去！”没过多久，邓稼先从外面拎回一包高价饼干。

　　每当他们突破一个难关，邓稼先都会兴奋地说：“伙计们，都推车子去！”大家知道，老邓又要请他们撮一顿啦。在商品紧缺的年代，老邓的善举常给自身带来困窘。可研究上一旦有进展，他还是想有所表示。这时，他就会悄悄溜出去，买些火烧回来，大伙一哄而上。他会在一旁笑着说：“也给我留一口啊！”

　　饥饿的年代，他们吃菠菜蘸酱油。又攻克重大难关，年轻的竺家亨说：“老邓，怎么样？撮一顿，这次好好请我们，我们工作干得多漂亮！”

　　“走。推车子，到砂锅居。”

　　大伙一阵欢呼，高兴地说：“听说，那里可以从猪头吃到猪尾。”那天，他们也这样，而且还喝了酒。

　　在突破原子弹理论设计的关键时刻，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加入了这支队伍。邓稼先激动地称他们是三尊大“菩萨”，他是“菩萨”身边的小童子。攻关的日子，邓稼先白天要到图书馆查找资料；晚上，要阅判计算的数值。脸顾不上洗，头顾不上理。一次会议间隙，王淦昌审视着他那头长发，严肃地说：“小邓，怎么能这个样子呢？”

　　他红着脸看看自己的衣服，纽扣系错了，急忙调整。这时，王老走过来摸摸他的头，含蓄地笑了。邓稼先实在是忙得连理发的时间都没有。后来，他发现大门口警卫排有个战士在理发，便“加塞”坐在长条凳上，笑着说：“这是你的试验田，大胆来！”

　　1963年初，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理论设计方案按预定计划诞生了。39岁的邓稼先在这份历史性的文件上，郑重地签署了自己的名字。同年，上级又下达命令，让邓稼先领导的九院理论部研制原子弹的全班人马，转向承担中国第一颗氢弹的理论设计任务。

　　1963年初春，原子弹的冷试验成功之后。邓稼先所在的九院要远迁到青海的金银滩。邓稼先接到通知后，急忙奔向北京大学的朗润园，向父母辞别。一路上，他回想自己从西南联大毕业，返回阔别6年的北平，他倾其所有为父亲带回两瓶茅台酒，为母亲献上深情的吻；他1950年获得博士学位的第9天就启程回国，一进家门他就高声叫着：“爸爸，妈妈，你们的儿子回来了！”见到双亲，他放下手中的行李，深深地鞠躬；父亲喜欢喝酒，他陪着对酌，一边听老父讲解古字画，一边摇晃着酒瓶再干一杯；母亲有哮喘，为了减轻老人的痛苦，他学会了打针；早年，朗润园没有暖气，坐落在湖畔的家，寒冷潮湿，晚上睡觉前，邓稼先总是脱掉外衣钻进母亲的被窝，捂热之后，再请母亲休息……

　　今天，邓稼先回家，没有带妻子儿女，没有像往日为父亲按摩，为母亲捶背，哄双亲欢笑。他忍着眼中的泪水，用低沉的声音告诉父母，他要出一趟远门。

　　母亲心疼地说：“你不能换个新课题研究吗？瞧你，为那个氘呀氚呀的，弄得连家都回不来，把人也折腾呆了，哑了。看你这个样子，真让妈妈我心痛啊！”

　　邓稼先强作欢颜：“妈妈，我早就改换研究题目了。只是因为工作太忙，不能常来陪妈妈和爸爸呀！”说完，他起身，依依不舍地告别了父母。

　　在高寒缺氧的青藏高原，自然条件非常恶劣。科研之余，邓稼先不仅教年轻人学唱京剧《望江亭》《杨门女将》，还教年轻人练体操。天寒地冻、风雪交加的时候，他便领着大伙在室内“跳木马”，他常常手扶双腿当“木马”，让年轻人一个个从自己背上跳过去。他们玩出汗了，弓着身的邓稼先却手脚冰凉。当他直起腰，一边活动手脚一边对围上来的年轻人说：“这就叫互相跨越。”

　　李觉将军称他是“娃娃头”，说他把欢乐带给了青年人，而青年人在他的带领下，把优异的科研成果奉献给了祖国。就是他们，在青海的金银滩上造出了原子弹试验模型。此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在西北基地形成了总攻态势。

　　1964年5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青海高原总装成功。两个月后，“原子城”的科研人员陆续向着新疆罗布泊试验场集结。

　　原子弹交付试验前，邓稼先签署了自己的名字。那一刻，紧张和焦虑吞噬着他的心：在原理方面一点漏洞都没有了吗？好几十万个数字的计算是否都准确？那么多的零部件是否都合乎指标要求？材料性能怎么样？……这一连串问题搅扰得他手脚发凉。许多领导又兴奋又紧张，忍不住都来问邓稼先有没有把握，他只能笑而不答。有时被问得实在躲不过去了，他就说：“反正能想到的问题全想到了。”

　　当我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爆发出惊天巨响，邓稼先喜极而泣，热泪长流。在西南联大时，他就开始咏唱的“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今天终于实现了。此生的价值、曾有过的艰辛和奋斗都变得有了光辉，人生多么美好！此刻多么幸福！

　　正当他沉浸在欢乐与自豪之中，九院党委书记刁君寿找到他，塞给他一张机票，低声说：“你母亲病危。”

　　邓稼先仿佛瞬间掉进了冰窟。领导派了两名司机连夜送他到乌鲁木齐机场。当他赶回北京，守候在西郊机场的妻子带着他直奔医院。憔悴、消瘦的母亲浑身插满管子。邓稼先扑上去，抓住母亲的手哭喊：“妈妈，我回来了，我在这儿。”

　　弥留之际的母亲微微睁了一下双眼，她已经无法说话，失神的目光里，似乎透着欣喜。母亲那只被邓稼先握着的手，突然在他的手上轻轻地捏了一下，邓稼先一阵欢喜，赶紧回应。当他发现母亲的枕边，有一份刊登着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的号外。邓稼先感激地望着妻子，眼中饱含热泪。邓稼先守候在母亲的床边，内心充满愧疚。3天后，母亲与世长辞。

　　邓稼先很快返回单位。这时，理论部的队伍壮大了，而且早在1960年，钱三强就高瞻远瞩，组织人员悄悄地开始了氢弹技术的理论探索。邓稼先的好友于敏加入了这支光荣的队伍。

　　美国一位氢弹专家说过：“搞氢弹就像是迷失在原始森林的孩子一样，既充满着危险，又与外部世界隔绝，即使自己有一颗古代炼丹士的心，也难免陷入地狱和苦海里挣扎。”

　　邓稼先决心带领这些年轻探索者启程，他们依托最基本的物理学原理，他们的兵器是一张书桌、一把尺子、一块黑板，但他们拥有把理想变为现实的激情，有一颗颗火热的心和永不知疲倦的大脑。

　　他们兵分三路，用国内最先进的计算机进行运算。于敏带队前往上海华东计算技术研究所。100来天的奋战之后，于敏用暗语给身在大西北的邓稼先打电话，激动地说：“老邓，我们几个人打了一次猎，打上了一只松鼠……”

　　第二天，邓稼先就带人飞到了上海。他听完于敏的汇报，兴奋得像个大孩子。邓稼先与大家又拼搏了一个多月，使氢弹有了相对完整的蓝图。又打了一个胜仗，兴奋、激动的邓稼先这次的“表示”是请大伙尽享阳澄湖的大闸蟹。然后，他同于敏一起飞回了大西北核研制基地。1966年12月28日，他们紧锣密鼓地开始进行氢弹原理试验。狂风肆虐，飞沙走石。邓稼先与大家吃同样的饭，住同样的帐篷，唯一的特殊化就是他拥有一个便壶。

　　1967年6月17日，中国氢弹爆炸成功，震撼了全世界……

　　三

　　邓稼先只身在大西北，亲人们都在北京。每逢有同事来京出差，只要妻子许鹿希知道，总会买些他爱吃的好东西捎去，有时带过滤嘴的“大中华”，有时带酸三色糖块和油炒面。东西捎来，他跟基地的同事们抢着吃。开会时，人们喜欢在他的宿舍，这里有香烟有糖块。邓稼先到厂区，有人会直接到他兜里掏香烟。

　　许鹿希却深感惆怅：“给他买东西我愿意。但是，人在什么地方，过着什么样的生活，我一点都不知道。那两年，好像给他买东西特别勤。说起来也真奇怪，那时候，我对他的思念就全在这突如其来的带东西上了。”

　　邓稼先过着怎样的生活？他有两身衣服，新一点的衣服要穿着去看女儿，女儿在内蒙插队锻炼。平时穿的那身衣服破了，就让孟昭利找来医用的白胶布贴上。有一次，介绍有关氢弹研制的情况，结束后，程开甲的妻子看到邓稼先衣服上贴着白条，就问孟昭利：“小孟，老邓身上贴的什么？”

　　“大姐，你快帮帮忙！我不会缝衣服，只能用胶布贴上。”孟昭利好像找到了救星。

　　有一天，邓稼先神秘地对高潮说：“老高，我刚发现了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煮面条是水开了才放面条啊！”

　　“对呀。”

　　“以前，我是把面条和水一起煮，都煮成糊了。”

　　邓稼先终于盼到了去内蒙乌拉特前旗看女儿。他穿上蓝涤卡上衣，带着平日里积攒的罐头，心情愉悦地上路了。他见到14岁就来锻炼的女儿，内心非常高兴。他给女儿打开猪肉罐头，女儿狼吞虎咽、风卷残云。邓稼先一阵心酸。返回的路上，邓稼先郁郁寡欢、满心愧疚。他想到女儿刚会喊爸爸的时候，他就兴奋地用双手抱住不满周岁的女儿，要她再叫一声，再叫一声，不仅要她重复地叫爸爸，渐渐地，还让她叫“好爸爸”“非常好爸爸”“十分好爸爸”“最最好爸爸”……可是，邓稼先觉得自己根本就没有尽到当爸爸的义务。一家4口，天各一方。儿子还在北大父亲那里生活。

　　在工作中，邓稼先常说：“在我们这里没有小问题，任何一件小事都是大事情。小问题如果解决不好，就会酿成大祸。”

　　邓稼先的工作伴随着危险。一次，在特种车间加工原子弹的核心部件，就是把极纯的放射性极强的部件毛坯切削成要求的形状。既不能切多也不能切少，不能有半星火花，也不能出丝毫差错。李觉和邓稼先同时站在工人的身后。工人心里踏实了，全神贯注。李将军年长体弱，半夜时分，心脏病发作，不能相伴到底。邓稼先却一直坚持站在工人师傅身后，工人换班他不走，直到第二天早上拿到合格产品。

　　核武器爆炸试验前，要插雷管，这是所有危险工作中最危险的。邓稼先总是无言地站在操作者身后。

　　有一次午夜时分，邓稼先刚刚休息。突然，核材料加工车间来电话，说是一个重要部件的加工出了一点问题。他放下电话，穿着拖鞋就上了吉普车。黑夜里的瓢泼大雨，使河水漫过桥面。司机内心紧张，减慢了车速。邓稼先使劲摇晃着司机的肩膀喊道：“冲，往前冲！”司机急切地说：“老邓，你可是大科学家啊！”邓稼先严肃地压低声音说：“他们在等着我处理故障！干咱们这一行的，出了事故就不得了啊！”司机明白邓稼先的心情，加大了油门，冲过桥面。到了车间，邓稼先立即投入工作，一天一夜，故障终于排除。

　　在一次试验中，核弹的碎片散落在地面，有半个足球场那么大。为了找到原因，他不顾危险抵达现场，不由自主地捡起了弹片。瞬间，他急忙扔到地上，他清楚钚和铀的放射毒性。他拖着疲惫的双腿返回，见到领导的第一句话是“平安无事”。

　　几天后，邓稼先回到北京住院检查。结果表明，他的尿液具有很强的放射性，几乎所有的化验指标都不正常。妻子带着他拜访一些知名医学专家，他们惊讶地问，如何使得邓稼先的身体状况坏到极点？妻子无言以对。

　　回到家，邓稼先表示要回单位，还有一些事情没有做完。许鹿希气得跺着脚冲他嚷：“你一定不能去了，一定得回来。”

　　“回来我做什么？”邓稼先侧着头笑着说。

　　“你就做你的学部委员。”

　　“要是不发给我工资呢？”

　　“没有关系，一分钱不挣我养你，我的工资高。”

　　实际上，邓稼先他们当时正在攻克中子弹，根本无法离开。

　　1985年7月31日，任九院院长的邓稼先回北京向张爱萍及有关领导汇报工作。张爱萍将军发现他气色不好，便亲自打电话给301医院，逼着邓稼先去医院检查。医生查完，生气地问：“你早干什么了？家属来了没有？”

　　“我请两个小时假来看病，只有警卫员来了。”

　　“你今天不能走了。”

　　8月10日，邓稼先做直肠癌手术。张爱萍将军8点赶到医院，一直等了5个小时，直到手术结束。医生把从邓稼先身上切除的一段肠子端给他们，许鹿希用手按了按，淋巴都已变硬，已经到了晚期。

　　在医院的病床上，他对妻子说：“我有两件事必须做完，那一份建议和那一本书。”

　　当时的国际环境是核大国已达到了理论极限。这样，他们就会主张核禁试。邓稼先敏锐地意识到，如果中国不能抢在这个时间内完成既定发展目标，就会丧失在国际政治、外交中的主动权，就可能造成多年努力，功亏一篑。

　　出院回家小住时，他找来大堆英文、俄文、法文、德文的杂志、资料和剪报，为起草建议书做准备。1986年快过春节的时候，他约一位来京开会的同志到家中谈工作，这位同志下了公交车，竟发现老邓从另一个车门也下来了。他是刚从北京图书馆查资料回来，腰间还别着一个引流袋。

　　1986年3月29日，邓稼先的癌细胞转移加快，疼痛剧烈，他做了一次小手术，身体越来越差，虚弱得几乎无法挪步。他不断地约同事们到医院讨论，病房变成了会议室。他多次坐在救生圈式的橡皮垫上，伏案修改，最终完成了给中央的建议书。

　　邓稼先让妻子许鹿希把这份自己和于敏共同签名的建议书亲自送到九院领导手中。临出门，邓稼先叫住她：“希希，这个建议书比你的命还重要。”

　　5月16日，邓稼先又做了第二次大手术。卢登贵来看他，他流着泪说：“老卢，我回不去了！”

　　“不会的。出了院咱们不干活了，好好玩！”

　　“你看，我打止疼针都打成蜂窝了。”说着，他努力翻身。

　　老卢心疼地安抚他。他握着卢登贵的手，放声哭着：“我死了以后，你要围着我转一圈。”

　　最后的日子里，邓稼先深情而内疚地对妻子说：“苦了你了！”许久，他又平静地说：“死而无憾！”

　　1986年7月29日，许鹿希悲痛地握着邓稼先的双手，喃喃地哭道：“他的血流尽了。”

　　许鹿希的啜泣穿越时空，谁不为邓稼先扼腕痛惜呢？！从1958年的那个夏夜开始，他就把自己的智慧、才学、甚至生命全部献给了中华民族的强国大梦。

　　踏遍戈壁共草原，连克千重关，君视名利如粪土，许身国威壮河山！

　　那是英雄“遗爱千秋”！

　　李 健  本版照片由许鹿希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