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5日，日本防卫大臣北泽俊美（右）在日本首都东京会见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马晓天。 新华社记者季春鹏摄

　　中日防务安全磋商始于1997年，由双方轮流主持。今年7月26日第九次中日防务安全磋商在东京举行。这是2008年以来，中日两国时隔3年多再次重开这一副部长级防务磋商。本次磋商是在中日关系气氛总体趋于改善过程中举行的。

　　据报道，在这次磋商中，中方强调，中日两国应努力增进友好认知，积极改善两国国民感情，妥善处理敏感问题，共同推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日方表示，愿意加强与中国军队的合作，努力增进双方的了解和互信，共同为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作出应有的贡献。双方同意继续加强两国防务部门在双边和多边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推动早日建立两国防务部门海上联络机制，共同维护东海稳定。这种防务安全磋商的形式与内容固然重要，而更重要的还是其实际作用。笔者认为，中日防务安全磋商是否管用，主要将取决于以下彼此相关的三个重要因素：

　　第一，双方能否真正坚持以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原则精神做指导。

　　根据1978年缔结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双方确认，“在相互关系中，用和平手段解决一切争端，而不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双方表明：“任何一方都不应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或其他任何地区谋求霸权，并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根据2008年发表的《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双方一致认为，“长期和平友好合作是双方唯一选择。双方决心全面推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实现中日两国和平共处、世代友好、互利合作、共同发展的崇高目标。”只要中日两国防务部门真正严格遵守上述原则与共识，中日防务安全磋商就会有可靠的基础。

　　第二，两国能否妥善处理历史遗留下来的敏感问题。

　　中日之间的钓鱼岛问题是甲午战争遗留下来的、与美国干预密切相关的岛屿及相关海域的主权争议问题，也是涉及民族感情、地缘政治、资源能源、台湾问题、东海划界等容易影响中日关系全局的局部敏感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可以认为，钓鱼岛问题本身包含着中日之间的结构性矛盾的各种要素。因此，中日双方要慎之又慎，本着局部服从全局、促进全局而不能有损全局的原则妥善处理。包括钓鱼岛海域在内的东海如何防止不测事态发生，中日两国有关部门可以讨论建立危机管理合作机制，其中包括建立海上联络机制等。

　　第三，两国防务部门是否能在交往与合作中建立政治互信。

　　这首先取决于能否实事求是地看待对方。尽管中日双方在2008年联合声明中业已确认，“两国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双方重申，相互支持对方的和平发展。”但是，去年末日本公布的防卫计划大纲实则是以“中国威胁论”为基础制定的，并把防卫重点转向靠近台湾及钓鱼岛的所谓“西南诸岛”，甚至企图以日美同盟为后盾建立对华军事威慑态势。

　　日本一方面伙同美国对南中国海(简称南海)的“航行自由”表示关切；另一方面又对中国在东中国海(简称东海)的“航行自由”欲加限制。这是没有道理的。中国海军舰艇经过宫古海峡符合国际法，更没有给日本造成安全威胁。面对日益强大的中国国防力量，日本放弃“较劲”的态度而强化合作，或许才是中日建立政治互信的有效做法。(刘江永/作者为本报特约评论员、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