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文韬/文
随着多国部队对利比亚军事行动的升级,利比亚局势已不断恶化,平民伤亡增加。而我国在利比亚工作生活的35860 名公民,在政府、军队、驻外使领馆、中资企业等有关部门和人员共同努力下,于3月5日开战前顺利撤离,避免了伤亡,减少了损失。总结此次撤离行动,从国防动员角度可得出以下几点启示:
日渐凸显的境外动员
以往,我们的动员实践和理论研究一直局限在本国本土,只有政治动员的分支——外交动员涉及境外,但外交动员的目的是建立和巩固国际统一战线,无法用它来包含发生在国外的所有动员活动。以此次利比亚撤离行动为例,动员地域涉及利比亚、希腊、马耳他、埃及、突尼斯等30多个国家,租用了35架次外国包机、11艘次外籍邮轮及100余班次客车。这既需要外交动员,也需要交通运输工具的动员,这些动员活动是结合在一起进行的,与外交动员密切相关,但又不能笼统地称为外交动员。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国家利益的拓展,今后我们极可能会面临更多的发生在境外的类似突发事件,这就要求我们将境外动员引入国防动员领域加以专门研究。
此次撤离行动,也将国家如何加强对海外利益的保护问题进一步凸显出来。据统计,我国在利比亚开展投资合作的企业共有75家,工程项目50 个,人员36000余人。在这场动乱中,不少中资企业机构和项目营地遭持枪持械歹徒袭击,致使粮食、现金、车辆、设备等被抢、被砸、被烧,还有部分人员受伤。虽然人员在战前及时撤离,但全部的投资和价值难以估算的工程设备及原材料等却不得不留在了利比亚。目前,我国企业在海外的投资领域不断拓展,范围遍及欧美非等地,投资额也以年均54%的增幅连续上升。截至2010年底,我国对外投资合作企业近1.6万家,在外人员约140万人,境外资产总量近1.2万亿美元。同时,每年有6000万出境人次,而且这个规模还在逐年扩大。如何更加有效地保护这些日益拓展的海外利益,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新课题。此次撤离行动,我海军“徐州舰”的护航,也可以看作是对解决这一问题的“试水”——展示国威,展示政府关心和保护本国公民的意志和能力。
不可或缺的政府主导
国防动员必须以政府为主导,这是对国防动员实践的规律性认识和总结。此次撤离行动再一次验证了这一规律,这从为实施撤离行动而做出的各种决策及临时构建的动员及应急指挥体制就可看出。在得知我国驻利比亚公民的危险处境后,党中央于2月21日深夜召开会议,决定由国务院有关部门共同组织撤侨行动,军队予以协助和支持。国务院次日凌晨即成立了应急指挥部,负责协调组织我驻利人员撤离及有关动员保障工作。应急指挥部办公室设在外交部,成员单位主要包括外交部、商务部、国资委、公安部和国防部等有关部委。在利比亚及与撤离相关的一些国家,则以我驻外大使馆为基础成立了第二级应急指挥部,负责该国范围内的有关动员保障及协调组织工作。在利比亚的中资企业,成立第三级应急指挥部,负责火速召集当地的中方员工到达撤离地点,动员一切可利用的资源协助当地使馆工作人员打通撤离路线,以及完成上级组织安排的其他任务……不难看出,无论是决策还是应急指挥体制,都明显具有政府主导的特点。而正是依赖于这种快速高效的决策及应急指挥体制,我们才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完成了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至关重要的三种能力
众所周知,国防动员潜力寓于国家的综合国力之中,强大的综合国力代表着强大的国防动员潜力。但强大的国防动员潜力并不等于需要时就能拥有强大的国防实力,它还要经过必要的转化,即通过动员由潜力转化为实力,这个过程取决于国防动员能力的强弱。
国防动员能力的强弱不仅取决于动员组织领导体制,也有赖于国际竞争力和抵御风险能力。动员潜力寓于国家的综合国力之中,而动员能力则寓于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和抵御风险能力之中。国防动员潜力和国防动员能力共同构成一个国家的国防动员基础,因此,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和抵御风险能力就是孕育这个基础的“蓄水池”,或者说这三种能力某种程度上就标志着一个国家的国防动员基础。此次撤离行动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党和国家在第一时间迅速做出反应和决策,临时构建的从国家到企业、从国内到境外的应急指挥体制在短短几天内就动员了足够的国内外运输工具和一艘护航军舰撤离了3万多同胞,而且这些人基本上都是通过第三国转道回国的。从动员角度看,是我们迅速进行了体制上的转换、资源上的筹措、外交上的运作等,或者说是成功进行了政治动员、物资动员和外交动员等,但归根结底,这些动员活动之所以能成功进行,皆因我国具备了足够强大的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和抵御风险能力,否则是无法顺利实施的。如就在中国公民撤出时,利比亚边境已聚集了6万多他国难民,却无法撤出或及时撤出。香港《大公报》的有关评论直指问题本质:“一个国家对其海外侨民的保护能力,实际上是该国国力与国际影响力的具体体现,撤侨是中国人文外交新政的具体体现。”总之,我们的三种能力越强大,国防动员的蓄水池就越丰盈,国家安全与发展就越有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