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高吉全

　　3月5日23时15分，随着从马耳他接回的最后一批中国从利比亚撤离人员飞抵上海，35860名身处险境的同胞全部回到祖国的怀抱，大规模撤离我在利人员行动圆满结束。在这次史无前例的撤离行动中，活跃着一个特殊的团队——中国武官。从接到号令之日起，这支熟练掌握英语、法语、阿拉伯语等多种外语，有着丰富国外工作经历的军事外交官队伍，迅速从北京、布鲁塞尔、斯德哥尔摩、布拉迪斯拉发、喀土穆、开罗等世界各地向利比亚及周边国家集结。他们接到同一个命令：赶赴一线，参与组织从利比亚撤离我人员行动。

　　12个难忘的日日夜夜，他们在我驻外使馆的领导下，始终坚守在撤离行动的第一线。在枪炮隆隆的的黎波里，在风高浪急的地中海上，他们见证、记录了一个个感人的瞬间。透过今天这一组来自武官们的“战地笔记”，不仅可以看出中国军人对祖国的忠诚，也折射出党和政府执政为民的情怀，军民团结一致、众志成城的精神和伟大祖国走向强大的步伐。——编 者

　　决不丢下一个中国人

　　梅宏宾，大校，我驻利使馆武官，受命赴利比亚米苏拉塔组织撤离工作。

　　米苏拉塔距利首都约200公里，是反对派控制的一块飞地，武力对峙和交火时有发生，形势非常危急。我奉命于25日晚带使馆工作组前往米市组织撤离工作。经过52小时奋战，我们成功组织了7000多名同胞从水陆两线撤离。目送着最后一批同胞乘船离港时，我心里终于一块石头落了地。还没等我喘口气，刺耳的电话铃声突然响起。“什么？还有27个人？”使馆传来消息：在离米市中心百公里外的地方还有27名来自吉林的零散务工人员至今被困！“请大使放心，我们一定全力想办法！”

　　从被困人员驻地到港口，途经政府军与反政府力量交火区域，这段路人称“死亡之路”，当地司机都不敢走。“不可能，你给再多的钱我也不去。”这已经是第7名利比亚司机给出的答案。“没人去我去！我们决不丢下一个中国人！”我站起来说。在我表明要亲自驾车前往的决心后，商务部干部郭虎同志、中交一航局工程车司机孙连昌、张宝新和公司副总经理刘勇、办公室主任庞绍忠等同志也纷纷抢着去。只用了5分钟，我们迅速选定人员，整装出发。看着这辆车绝尘而去时，在场所有的外国人都惊呆了。近10个小时后，当载着受困同胞的大巴驶入港口时，连在场的外国人都情不自禁地为我们鼓起了掌。

　　我们不是孤军作战

　　肖望洋，上尉，我驻利比亚使馆武官秘书，协助组织大批中国公民安全转移。

　　一个雨夜，我正在的黎波里街头的雨中组织中国劳务人员转移，突然手机响了，传来使馆同事熟悉的声音：“小肖，你们单位刚来通知，转达军委、总参首长对梅武官和你的亲切问候，嘱咐你们一定要注意身体、保证安全。”我放下电话那一刻，尽管已经20多个小时没合眼，尽管周围风雨交加，还能听到枪声，但此刻我却感到浑身是劲、浑身是胆。因为我知道我不是一个人孤军作战，军委、总参首长在关怀、关注着我们。

　　尽管的黎波里几乎已经与外界隔绝，但是我们的撤离行动却在有组织地顺利进行，因为国内多个部门通过不同渠道不断向我们通报这里和周边安全形势，确保我们能最大限度地规避风险，也使我深深地体会到集体的力量。

　　国内主管部门的领导多次给我父母打去电话，不但向他们通报前方形势和我的工作情况，还专门用快递送上了温情的慰问卡和精心挑选的礼物。我给家里打电话报平安，父亲略显苍老的声音难掩激动：“孩子，你们单位给我们寄来了《解放军报》，爸妈看到了你的事迹，我们深深为你自豪！”

　　战斗在最前线，但我们从未感觉自己是在孤军奋战。因为我们知道，远在几千公里外的伟大祖国和军队是我们坚强的后方和坚实的后盾！

　　一千人不能上船怎么办

　　鲍晨，少校，我驻希腊使馆武官秘书。他只身一人带领一艘客轮赴利比亚米苏拉塔接应2500名同胞。

　　“什么？！有一千人不能上船？”

　　副船长的话犹如晴天霹雳，我的脑袋“嗡”的一下炸开了。

　　2月26日深夜我们抵达了米苏拉塔港。在此等候的人们激动不已，开始按计划登船。轮船计划装载2500人，上到大约1000人的时候，副船长忽然冲过来说，刚刚收到船东电报，客轮规定承载量1634人，绝对不能超载。中方人员都急了：这近一千人如果上不了船，码头关闭后他们怎么办？能否活着回来都是未知数！

　　此时已是晚上11点，码头马上就要关闭，管理人员均已登车准备离开。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这近千名同胞的安危就寄托在我身上！

　　我冲进雨中，强迫自己镇定下来：我必须想出办法！必须！必须！

　　就在对方车子缓缓启动的时候，我握紧拳头，迎着车头冲过去，一边使劲捶打车窗，一边用英语拼命喊：“请给我5分钟时间，先不要关码头，我一定会说服船长允许他们上船！”

　　车内的人无奈地点了下头，我立刻冲向船舱去找船长。站在船长面前，我看着他的眼睛，用希腊语一字一顿地说：“感谢希腊朋友为救援中国公民所做的一切。但是现在如果我有一位同胞不能上船，他的生命就会有危险，这是我作为军人的耻辱，也是你我共同的失败。我向你保证，明天超载人员一定会转移到另一艘船上，但无论如何请先让他们上船过一夜。”

　　船长凝视了我半天，最后重重地点了下头。我已经顾不上感谢，踉跄地冲下船去通知码头工人立刻放人上船。

　　27日上午11点，当我看着最后上船的一千人陆续走出船舱，有序地登上后方接应的第二艘客轮时，我忍不住热泪盈眶。因为作为一名年轻的军事外交官，我实现了自己临行前对武官的承诺：“人在同胞在、决不让一个同胞掉队。”

　　两天来唯一的入境者

　　王文龙，上校，我驻约旦使馆前副武官，2月27日从国内紧急飞赴利比亚。

　　2月27日，一架波音737客机从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起飞，飞向战火中的的黎波里。偌大的机舱内仅有10名乘客，9名利比亚人和我1名中国人。年轻的土航空姐忍不住问我：“为什么大家都从利比亚往外撤，你要进去？”

　　我冲她笑着说，“因为那里有我的同胞、有我的亲人。”

　　说完这番话，我忍不住思绪万千。1994年春，也门爆发内战，当时我在那里常驻，第一次参与了海外撤离人员行动；2003年春，我在驻伊拉克使馆任武官助理，又一次带领使馆和中资机构人员驱车千里，从巴格达撤往约旦。此次利比亚局势突变，我因为曾4次在阿拉伯国家常驻，两次参与海外撤离人员行动，理所当然成为国内派往利比亚加强撤离工作的优先人选。在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时候，我逆着人流飞向硝烟弥漫的利比亚。数小时后，的黎波里机场人员惊奇地迎来了两天来唯一的外国入境者——

　　姓名：王文龙；国籍：中国；职业：中国武官。

　　奋战在一线的中国大使

　　李杰，大校，我驻希腊使馆武官。在大使领导下全面负责从利撤至该岛人员的组织接应、安置转运等任务。

　　3月4日深夜，最后一架国航包机从希腊克里特岛哈尼亚机场飞向祖国首都北京。此时此刻，我驻希腊大使罗林泉与使馆人员禁不住鼓掌相拥。罗大使是一名资深的外交官。在这场高强度的万人转运行动中，罗大使带领大家昼夜兼程，连续奋战，接应9个船次、送走40个航班、调用车辆600余台次、协调14家酒店的1万余张床位，安全送回13185位从利撤离的中国公民。在整场行动中，罗大使始终靠前指挥，深入一线，每天睡眠不足3小时。2月26日，当首批撤出人员乘民航包机回国时，罗大使冒着倾盆大雨，驱车200多公里赶到哈尼亚机场，与同胞一一握手道别。当他目送飞机顺利起飞后，全身上下已全部被雨淋透。

　　罗大使总是对我们说，“在这种困难时刻，哪怕是一个笑脸，一次握手，都能让我们的同胞们感受到温暖和力量。”他的这种精神同样也给了我们无限的力量！

　　我那奋战在克岛的兄长们

　　万东，大校，我驻斯洛伐克使馆武官。2月25日凌晨4点接到命令，8点钟，已登上飞机踏上征程。

　　2月25日傍晚，在克里特岛的撤离行动临时指挥部，我见到了这次行动的其中两位“指挥员”：驻希腊武官李杰大校和驻丹麦武官吴沙大校。同为军事外交官，他们都是我熟悉的兄长，是我学习的榜样。

　　李武官是我在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的学长。我抵达后还没顾得上和他详谈，指挥部的同事告诉我，这两天李武官凭借过硬的语言沟通和组织协调能力，给当地的酒店布置任务、提要求、监督落实，使因淡季歇业的酒店1天就具备了开业接待能力，而希方的正常速度是15天。当地的酒店经理都说：“中国人的1天相当于我们的15天！”

　　经历过阿富汗战场3年多硝烟洗礼的吴武官是老八路的后代。在阿期间，他曾向国内申请配备一把手枪。在申请书中他写道：“如果我有一把手枪，遭遇恐怖分子绑架时我就可以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自己，用死来捍卫中国军人的尊严！”刚刚转馆丹麦的他主动请缨，投入了这场惊心动魄的大撤离。得知上级同意他参与此次行动，他充满了兴奋和自豪：组织能让自己再上战场，说明战士未老，宝剑犹锋！

　　中国海外形象的最佳代言人

　　杨旭，上校，我驻突尼斯使馆武官。受命往返于利突边境口岸和突尼斯杰尔巴机场，成功开辟我人员通关“绿色通道”。

　　3月1日15时20分，我和驻阿尔及利亚武官助理安延军、驻突尼斯武官秘书王一川疾驰在前往杰尔巴机场的路上。那里聚集了数千名昨天才从的黎波里撤出的工人兄弟，而现场只有两名使馆工作人员在场。万一发生混乱怎么办？汽车在飞奔，我们心急如焚。

　　然而抵达机场时，眼前的一幕让我心中刹那间充满了惊喜与感动：身着北京建工集团工服的几个人自发组成了志愿者队伍，在现场维持秩序。有一位戴着眼镜、20岁出头的小伙子拿着扩音器，不停地对着人群高喊：“大家不要乱，不要急。我们不是逃难，祖国已经派人来接我们，我们一定能安全回家！”在志愿者的组织下，不同单位的撤离人员迅速排成整齐的队伍，有条不紊，秩序井然。

　　在现场协助办理包机事务的一名当地工作人员由衷地对我说：“这是你们国家最普通的工人，却有着这么强的组织能力和纪律意识，我们终于知道，中国为什么能如此强大！”

　　我的工人兄弟，你们是中国海外形象的最佳代言人！

　　祖国让我们有尊严

　　王瑞正，大校，我驻科威特使馆武官，赴突尼斯杰尔巴岛参加撤离工作，参与完成了我1万多人乘包机回国的任务。

　　我在杰尔巴机场具体负责撤离人员通关、安检、登机及包机起降和地勤保障联络工作。8天里，我遇到的人和事，看见的情和景，在脑海里最终汇成了一句话——“祖国让我们有尊严”。

　　北京建工集团王建同志动情地说，一从利比亚进入突尼斯，边界有使馆的人在等，路边有旅游车在等，到饭店有床在等，到机场有包机在等。环视四周大批无所适从的各国难民，由衷感到作为中国人的尊严和体面！此时此刻，祖国不再是一个概念，而是心中最坚固的靠山！

　　由于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外交官办事容易得多，我们凭借这个优势，顺利地打通了关系，机场专门为中国人开辟了绿色通道、给予了特殊的礼遇，黑头发、黄皮肤一时成了“特别通行证”，一些与中国人长相近似的亚洲国家侨民也凭借长相优势，“冒充”中国人加入到我们的队伍里，顺利进入候机厅。当他们登上自己国家的飞机时，友好地向中国公民的撤离队伍招手，用不太标准的汉语说“你好”、“再见”，羡慕之情溢于言表。其中有一位印尼人对我们说：“虽然我不是中国人，但我为你们中国人感到自豪，因为你们有一个强大的祖国作后盾，我羡慕你们！”

　　硝烟中的笑声

　　吴树陈，大校，我驻苏丹使馆武官。协调包机28架次，军机12架次，安全撤离我5646名被困人员。

　　利比亚南部塞卜哈市是整个撤侨行动中最后一个难啃的“硬骨头”。为了支援撤离行动，我从苏丹紧急赶赴塞卜哈机场负责现场指挥与协调。狭小的机场里滞留着大量中国及他国旅客。有传闻说，由于战火中国的飞机来不了了。这让本就焦躁不安的人们几近崩溃边缘。我稳住心情，整好衣装，微笑着走入人群。

　　“我是外交官，也是军人，是来负责协助大家回国的！”

　　“可是，飞机落不了地谁来协助也没有用啊！”

　　大家明显心里没底。我继续为大家做思想工作，“大家别着急，这次是咱们国家空军派了‘伊尔-76’大型运输机接大家回国！这可是咱们国家第一次使用军机参与撤离行动，我们的空军飞行员非常有经验，再困难的条件他们也会按时降落。”

　　提起军机，大家兴趣上来了。我接着开了个玩笑：“咱空军的飞机可不是一般人坐得上的啊，大家被困得还挺值！”一句话，让大家的情绪放松了下来，人群发出了笑声。我一边发放食品，一边继续和大家聊天。

　　当第一架军机降落在塞卜哈机场时，大家情不自禁地鼓起了掌。有位小伙子特幽默，上机前专门扭头握住我的手说：“我为解放军感到骄傲，下个月我就要当爸爸了，我这两天都在想，干脆孩子就叫‘伊尔’吧！”他的话引起了同胞们会意的笑声。就这样，在硝烟弥漫的塞卜哈，我们用笑声将这些同胞们平安送上了归程。

　　一封阿拉伯文感谢信的背后

　　杨之良，上校，我驻土耳其使馆副武官。他与武官处全体同志全程参与撤离行动，将1506名同胞安全转送回国。

　　“尊敬的中国朋友们，感谢你们工作组织的如此高效安全，井然有序。让人看到了中国更多的一面，也给了我们战胜困难的信心。等局势稳定后，欢迎再回来！”翻开这封由利比亚塞卜哈机场负责人哈桑亲笔签名的阿拉伯文感谢信，当时的一幕一幕又浮现在我的眼前。

　　27日15时许，我馆受领紧急任务，要求尽快将滞留在塞卜哈机场的同胞撤离险境，并经土耳其转送回国。鲁大力武官和其他使领馆党委成员纷纷向宫小生大使请缨，在使馆统一安排下，鲁武官协助宫大使坐镇伊斯坦布尔机场，我和其他5位同志则随包机飞赴塞卜哈，与先期到达的我驻苏丹使馆工作组会合。

　　当时，塞卜哈机场外聚集了5000余名焦急等待离境的外国人，场面十分混乱。我们不断与撤离人员交流，缓解他们的紧张情绪。在共同努力下，我方人员有条不紊集合站队，耐心等候。撤离前，我们还专门组织人员清理遗留物，将现场打扫得干干净净。中方的行动感染了机场负责人哈桑，他亲自指示当地警察在我人员进入机场时，专门开辟一条快速通道，提供最大程度的方便。

　　我们心中都十分感激利方提供的帮助和支持。没想到，几天后，我们竟然收到了一封来自哈桑的感谢信，这才知道他们原来也一直被中国同胞感动着。

　　不仅仅是骨肉亲情

　　戴绍安，少将，我驻埃及使馆武官。2月23日凌晨，冒着沙尘暴连夜驱车900公里协助接护我千余被困同胞。

　　利埃边境的萨卢姆口岸是这次我人员撤离的主通道之一。在使馆党委和宋爱国大使的领导下，馆内上下齐心，忘我工作，开创了人员出入境的“萨卢姆”模式。埃方特事特办，在边境为我撤出人员开辟入境专用场所，我方人员填写入境单后即直接前往机场乘坐包机或班机回国，入境、转运、出境，环环相扣，高效、有序。

　　但这一幕，仅仅是这次万里大撤离中的一个缩影。在这场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海外撤离行动中，国内国外两条战线密切配合，众志成城，夺取了撤离工作的重大胜利，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展示了党和政府“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树立了中国负责任大国的良好形象，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信心，提振了海外华人的士气，赢得了国内外的一致好评。

　　互助显大义，患难见真情

　　叶锋，大校，我驻意大利使馆武官。2月27日急赴马耳他，负责从利撤出的近千名同胞转运保障工作。

　　在这次撤离行动中，中国政府协助安排了大量他国侨民及中资公司外籍雇员撤离利比亚。我所负责的客轮所载人员中，就有1名来自菲律宾的中资企业外籍雇员尼米埃诺。由于船上仅有100多张铺位，有800多人只能在船舱地板上休息。但中方还是专门为尼米埃诺挤出了一张铺位。当我把这一消息告诉正在地板上休息的尼米埃诺时，他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当轮船靠岸时，中资公司带队领导又亲自护送他下船。那一刻，尼米埃诺双眼充满了泪水，他握住中国企业领导的手激动地说：“原来只知道中国的经济是强大的，现在我才知道中国人的道德力量也这么强大。”

　　在帮助别人的同时，我们也得到了外国朋友们的热心相助。我驻马使馆就曾先后接到100多名乘坐外国撤侨交通工具抵马的中国同胞。而利比亚、突尼斯、希腊、埃及、马耳他、土耳其、苏丹、约旦等国政府及边检部门，在我人员撤离、中转过程中也都给予了最大限度的便利。实践证明，我们长期坚持的相互尊重、平等互利、讲情重义、以诚相待发挥了积极作用，并在困难时刻、危急关头，赢得了世界各国朋友真诚的回报。

　　同舟共济好行船

　　薛峰，大校，我驻意大利使馆海军副武官，2月24日紧急从罗马飞赴马耳他，负责组织协调“克诺索斯王宫”号客轮所载1635名同胞的中转。

　　2月28日4时，载有1635名撤出人员的“克诺索斯王宫”号客轮顺利抵达马耳他瓦莱塔大港。此时天还不亮，但船甲板上仍站满了撤离同胞。当他们看到码头上使馆人员高举的五星红旗时，一声声嘹亮的“祖国万岁”响彻夜空。在等待回国的3天时间里，船上的同胞自发组成了志愿小分队，主动承担了安全巡查、信息统计、维持秩序、清理餐具及打扫卫生等工作。友好的希腊船员们也全力为我们提供整洁舒适的生活环境。船上的清洁工每天工作都超过12个小时，厨师们则根据中国人的饮食习惯合理搭配膳食。为方便大家及时了解有关撤离行动的最新报道，希腊船长还特意在大厅和餐厅的电视频道中搜索出中央电视台。同舟共济好行船。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安置、转运工作圆满完成。

　　一张集体签名的餐巾纸

　　刘然，上尉，我驻芬兰武官秘书。被紧急抽调至马耳他，协助做好4000余名撤出人员的中转保障。

　　2月26日以来，我4000余名自利撤出人员分批乘车从码头抵达马耳他卢卡国际机场。“请排队站好！”“请这边走！”庞大的人流在我们的引导下，整齐地排成几队，有条不紊地办理登机手续。我环顾四周，发现中国公民井然有序的撤离过程不仅使其他国家的游客和撤离人员感到震撼和惊叹，还吸引了不少当地媒体前来采访报道。虽然撤离人员十分疲惫，但当他们看到我和同事们忙碌的身影时，眼神中充满希望和感激。“谢谢你们！”“你们辛苦了！”“咱们中国真是强大了！”

　　整个行动过程中，有一件事最令我难以忘怀：当我带领20多名撤离人员准备乘车奔赴机场时，他们自发地在一张餐巾纸上写下：“感谢使馆对我们的帮助！”并留下了全车人的签名。拿着这张皱巴巴的餐巾纸，一股暖流涌上心头。这对首次参加组织撤离行动的我来说，无疑是一种莫大的鼓舞，我将永远珍藏这份饱含真情的特殊礼品。

　　笑声中，我们泪飞如雨

　　谢辉，上尉，我驻瑞典武官秘书；李尧少校，我驻欧盟使团军事代表助理。2月25日凌晨他们分别赶赴克里特岛，率“韦尼泽洛斯”号渡轮前往米苏拉塔组织接应。

　　3月1日10：50，我海军“徐州”舰与“韦尼泽洛斯”号会合，正式开始了护航的旅程。听说军舰来了，一时间，几乎所有的同胞都涌上甲板，甚至有人只穿着秋衣裤和拖鞋站在大风中向舰上的特战队员挥手致意。想到这是我国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撤离行动，也是首次动用海军力量为撤离人员护航，我们心中的自豪感油然而生，朝着军舰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当“徐州”舰政委使用甚高频电台向同胞们表示慰问时，船上掌声雷动，有人还拿出国旗迎风挥舞。当看见“徐州”舰上官兵拉出“祝同胞们一路平安”的横幅时，大家跳跃着、欢呼着，很多人难抑心中的激动，当场流下了眼泪。这些汉子在战火纷飞的夜晚没有哭，在焦急的等待中没有哭，但在看到中国军舰的那一刹那却按捺不住了。一位30多岁的大哥掏出小相机，请求我和李尧一起跟他合张影，“我要把照片给我媳妇看看，告诉她身后是咱们国家的军舰，我身边的是两位解放军外交官……”“咔嚓！”我想，这也许会是一张很奇怪的照片，因为照片里的我们——三个大男人，一起笑着，却又泪飞如雨……

　　(本报北京3月6日电)

　　文字整理：特约通讯员 秦思

　　本报记者 高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