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3月4日电 (记者王玉山)雷锋，多么熟悉的名字，熟悉到似乎任何阐述都显得多余。

　　作为中国少数几个以头像传世的人物之一，这个脸上始终洋溢着纯真笑容的年轻人，用他那近乎完美的榜样形象，伴随并影响着一代又代人的成长。

　　在雷锋牺牲近半个世纪后的这个春天，从中国的西南到东北，从长沙望城县到抚顺望花区，4位曾与雷锋共同生活过的古稀老人，向记者重述雷锋往事。

　　他们正一天天老去，只有雷锋，不变的雷锋，永远年轻。

　　雷孟宣：雷锋是个精致的人   

　　湖南省望城县，雷孟宣家简陋的客厅里，墙上挂的最高的是毛主席画像，挂的最多的是他出席各种雷锋纪念活动的留影。 

　　雷孟宣今年78岁，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任湖南雷锋纪念馆馆长，一直到1995年退休。

　　老人体型瘦削，白发稀疏，戴一顶高皮帽，双手总抱着一个硕大的瓷茶杯，说话时，浓重的湖南口音随着升腾的热气，四处飘散。

　　上世纪60年代初，正在望城县一所小学当老师的雷孟宣翻看一本军队文艺杂志时，看到一篇署名为“雷锋”的文章。一开始觉得这个名字起得不错的雷孟宣紧接着发现：“雷锋”，竟是同宗族的雷正兴。

　　雷孟宣年长雷锋7岁，两人母亲关系比较好，相互之间来往也较多。雷孟宣和雷锋在一起砍柴的时候，常常把一捆柴竖在十多米外，然后甩柴刀，看谁能击中……

　　1950年春天，雷锋的家乡土改时，没收地主财产，雷锋分到一个特别的“胜利果实”：一件白衬衣。

　　雷孟宣记得，那个夏天，雷锋上学时天天都穿这件白衬衣。老师问，你这个白衬衣不错，领子每天都很干净，有几件啊？雷锋说，只有一件，上学时穿，放学回家洗干净就晾起来。

　　“雷锋是个精致的人。”雷孟宣说，“他上学时红领巾打的结就像打领带一样，头发还有刘海……”

　　爱笑，是雷锋带给雷孟宣的另一个深刻印象。“上学时，雷锋有一个外号叫‘浮头鱼’，就是说他性格开朗、活泼，学校里只要有活动就少不了雷锋。”

　　在雷锋存世的大量照片中，几乎每一张他都面带笑容。即便是和很多人的合影中，雷锋那灿烂的笑脸，总会吸引人多看上一眼。

　　雷孟宣认为雷锋还是个脑子很活的人，按望城当地的说法是：“眨眼上一步”——眼睛眨一下，脑子里就能往前走一步。

　　1956年7月15日，雷锋从荷叶坝完全小学第一届第一班高小毕业。当时，全班47个同学，绝大部分都想升学，考取当地的望城一中，只有雷锋主动回到农村。

　　“这并不是说雷锋那个时候觉悟就很高。他是个孤儿，没有钱，上学是要掏学费的。”雷孟宣说，“雷锋找到乡长彭德茂，说要找点事做，找口饭吃。解放前，彭德茂在长沙到宁乡的一条老公路上拉黄包车，雷锋的父亲在这条道上抬轿子，两家距离很近，关系也很好。”

　　雷锋很快被调到乡政府。彭德茂不识字，上级发来文件，一般都由雷锋念给他听。4个月后，雷锋被调到县委当公务员时，雷孟宣早已在县城的一个小学里教书，俩人距离更近了。

　　“雷锋挎着驳壳枪到我们学校，我拿着他的枪看，他不让拿，怕出事。雷锋个子矮，把驳壳枪的带子弄得短短的。我那时候很羡慕他，有枪。”那段时间，雷孟宣经常被县教育科喊去帮忙，和雷锋及雷锋周边的人有较多的接触，“在县委，同志们都喜欢他。大家有一个感受，有时间的话和小雷聊天，很有趣味。买了好吃的，会说，小雷呢？要照相了，还会说，小雷呢？”

　　后来，随着雷锋报名到团山湖农场、到鞍钢，天各一方的两个人，也渐行渐远。雷锋牺牲后的这几十年来，雷孟宣在全国许多地方作报告学雷锋，坚持弘扬雷锋精神。

　　“你知道我怎么理解雷锋精神？”雷孟宣说。

　　“爱！所有的一切归纳起来就一个字，爱！爱党、爱国家、爱人民，从身边爱起，从家里爱起，从事业爱起，雷锋这种爱的精神，也赢得了全国人民对他的爱。”

　　张兴吉：我坚信雷锋是个好人

　　四川南充市吉隆街附近，一座没有电梯的九层楼，“雷锋班”第一任班长张兴吉就住在最高层。老人和雷锋同岁，都是1940年生人，但入伍比雷锋早一年，1960年任雷锋所在班班长。

　　张兴吉初次见到雷锋，是在欢迎新兵大会上。

　　“1960年1月的一天，差不多上午10点钟左右，全团新兵老兵在操场上集合，都站着。雷锋在台上代表新兵发言，他个子小，还穿着大棉袄。有战友就在下面嘀咕，怎么这么小啊，裤脚还挽着。”张兴吉当时就站在队列当中。

　　“雷锋发言的第一句话是：亲爱的首长、战友们！声音很大，下面大家赶紧鼓掌。谁知道还没等雷锋开始念稿子，东北风大，把稿子吹跑了。大家伙就在下面偷偷地笑，有的还说，咋来当兵的？”张兴吉回忆。

　　张兴吉觉得这个兵“好玩”，没想到接下来就分到运输连，成了自己的同班战友。

　　宿舍很大，一个半排或者两个排住在一个屋。营房破旧，上下铺都是用木板搭起来的。头一晚上张兴吉主持开班务会，让战友们相互认识一下，同时排站岗的时间表。张兴吉记得雷锋当晚站最后一班岗，还给老兵打水洗脸。

　　这个小个子湖南兵很快引起了张兴吉的注意：

　　“雷锋最大的特点是勤快。我给他总结了‘三勤’：嘴勤，走路时嘴巴也在动，背毛主席语录，见人都问好；手勤，早上起来打扫卫生，几乎都是他打扫，平时积极帮厨洗菜；学习特别勤快，业余时间都拿着书，毛主席著作那时候很少，一个班才一本，雷锋就抄，给大家一个人抄一本，7个人，这个学习毅力不得了，白天黑夜都在学习，凡是有灯的地方都在学。”

　　张兴吉记得，当时班里其他人文化程度都比较低，连信都没法写。战友乔安山开始连“乔”字都不会写，都是雷锋教他。

　　当然，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雷锋只是其中的一个突出代表。

　　“当时很冷，零下40多度。每个人只有一床被子，一件大衣和毯子，我们在班里烧炉子，站岗的要添煤，大家表现都很好。”张兴吉说。

　　作为班长，有时候难免批评其他战士。张兴吉说，雷锋也是个有个性的人，是对的就是对的，有点倔。有次星期天，雷锋请假出去很长时间不回来，违反了部队规定，回来后也没吭一声。在当晚的班务会上，雷锋当着同志们的面做检讨，但也没有说出去做好事了，只说碰到战友，耽搁了一两个小时。

　　1961年，雷锋当上副班长后，和张兴吉的交流更多了。此前的1960年11月8日，两个人还同一天宣誓，同一天入了党。

　　班里其他人思想或者生活上有问题，往往都是雷锋去谈心。那个年代，物质生活谈不上，战士每个月只有6块钱津贴。战士周述明家里比较穷，雷锋以周述明的名义给他家里写了一封信，还寄了20块钱。

　　张兴吉说，乔安山是班里最笨的一个，全班包饺子，乔安山怎么学也学不会，以后就专门负责烧火。运输连的车都很破旧，新兵都想多开车，好提高技术，雷锋就专门和乔安山开一个车，有意识地多教他。

　　和雷锋共同生活的2年8个月，雷锋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已成为张兴吉一生中永远无法忘记珍贵回忆。这些年，他常常思考，22岁的雷锋为什么有那么高的觉悟？

　　“本质上，雷锋有一种感恩的思想。”张兴吉说，“他的本质决定了这些东西。我坚信雷锋是个好人！”

　　陈广生：这个士兵不简单

　　尽管已进入3月，沈阳仍是寒风凛冽。

　　端坐在那间不足10平方米的书房里，有着“第一个写雷锋”之誉、曾是雷锋生前所在团俱乐部主任的陈广生今年已80岁高龄。老人满头银发，声音洪亮，除了耳朵有点背外，精神矍铄。

　　书房里摆放着许多与雷锋有关的书和物品，几个厚厚的夹子里，甚至有雷锋牺牲前他的作品《向阳坡上长劲苗》的第一次打印稿。

　　雷锋当兵前后的那三年，人们称之为三年自然灾害。在陈广生的记忆中，那时候国家特别困难，老百姓吃不饱饭，军队供应也不足。团党委号召干部战士节约零食，支援地方和老百姓，共渡难关。

　　1960年七八月份，雷锋事迹开始出现。当时连队到团政治处汇报，常常讲起雷锋的事迹。陈广生当时是上尉正连干部，平时爱写点东西，所以也经常听汇报，找素材。

　　“当时团里收到两封信，分别来自抚顺市和望花区，一封明确找雷锋，另一封找一个小个子兵，原因都是说他送了100块钱。”陈广生说，“那时候200块钱相当于现在两三千，一个新兵津贴每月只有6块钱。这200块钱对我们震动很大，当时大家都勒着裤子过日子，都很困难。后来一查是真的，团政委韩万金当时就对我们说，雷锋这小子，真了不起！”

　　陈广生主动请缨，陪同宣传股长吴广信到运输连调查，开座谈会，找人谈话，找雷锋本人谈话。

　　“吴广信问的很仔细，当谈到母亲死的情景时，雷锋就哭，我们心里也很不好受，在旧中国都受苦。吴广信哭了，我也眼泪往下掉。”谈起往事，陈广生声音哽咽。

　　后来，吴广信让陈广生根据谈话写成一篇《雷锋同志模范事迹材料》的材料给韩万金政委看。韩政委感觉雷锋文化程度不低，让雷锋自己改，雷锋把标题改为《解放后我有了家，我的母亲就是党》。

　　“我一辈子没有放弃宣传雷锋精神，就是这两句话触动了我。”陈广生说，吴广信也说这个士兵不简单，不是文化程度问题，而是感情问题。

　　因为亲友中曾有人在伪满时期当过警察，陈广生为了入党，奋斗了10年。而雷锋入伍仅10个月就入党，他至今看来都觉得是个奇迹：“我那时候当兵都十几年了，没有发现一个入伍不到一年的战士就入党的。”

　　满怀激情的陈广生在1961年1月份就挥笔写就了一篇关于雷锋的报告文学，文章长达3.7万字，题为《向阳坡上长劲苗》。投稿时，编辑说太长，压缩到一万字就发。正在北京写《地雷战》剧本的陈广生不愿意删，就以没时间推掉了。

　　一年后，陈广生回到团里，韩万金政委对他说，你离开一年多，雷锋又有新发展，荣立三等功，先后当了副班长和班长，还是抚顺市人大代表，我看三万七千字不是长了，而是短了。你把别的工作放下，专门写雷锋。

　　运输连当时正进行国防施工，陈广生找雷锋谈话，雷锋不和他谈，说忙，没空，毫不客气地拒绝了。

　　“有次我也不客气了。那时候乔安山和他开一辆车，我把小乔拉下去，我说我和雷锋出车，给他当助手。路上问他啥，雷锋都不吭声。后来快到目的地的时候，中间休息，他说，别再写我了，我才当兵不到两年，哪有什么先进事迹，都是一个战士应该干的，都是为人民服务。”陈广生说，“对雷锋精神的评论可以‘拉一车’，但我看就这几个字最合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乔安山：他就是我的家里人

　　当年的小乔已变成老乔——只比雷锋小几个月的乔安山今年整70岁。

　　在乔安山位于抚顺市的家里，最明显的摆设就是一尊系着红领巾的雷锋半身铜像。乔安山说，每天看见这个铜像，都仿佛看见班长。

　　1959年8月，在鞍钢弓长岭矿，乔安山第一次见到雷锋。

　　“我们宿舍是个平房，标准是住4个人，后来增加了一个。有一天我下班，看到又来了一个人，就是雷锋。我想，住4个人挺紧张，5个人挤，现在又来了一位。我们俩握了个手，我站在那比他高，虽然他比我还大一岁。”那时候的乔安山，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自己的一生会和面前这个人从此无法分隔。

　　当时，乔安山在炼铁厂，雷锋在焦化厂。焦化厂正在建设中，所以雷锋只上白班，而乔安山他们要三班倒。在乔安山的记忆里，宿舍里除了雷锋，其他几乎都是东北人。而雷锋晚上写日记的习惯，也让从未上过学的乔安山觉得很新鲜。

　　直到抢运水泥事件发生之前，大家都觉得雷锋很普通。

　　“湖南人，说话快，听不懂，我让他慢点说，他就笑。不过在工厂，没见他生过气。当时宿舍有文化、能写信的人很少，写信很困难，雷锋就帮助大家写信。”乔安山说。

　　1959年11月14日夜里十点多钟，在雷锋的带领下，全宿舍职工紧急抢运了焦化厂7200多袋差点被大雨淋湿的高标号水泥，避免了重大经济损失。在下起豆粒大的雨点时，雷锋用自己的被子盖水泥。

　　“他一动员，大家伙都起来了。后来，雷锋又跑回宿舍拿被子，一个老师傅当时就拽着他：小雷，这样不行啊，晚上怎么睡？雷锋说不要紧。这个事在矿里影响很大。”乔安山说。

　　如果没有雷锋的带动，乔安山压根没想过去当兵。

　　1959年，乔安山月工资48块钱，在当时算是高工资。而且来年马上就要涨到50多块钱。对于家在农村，生活比较困难的乔安山来说，自己也不想去当兵。

　　“体检的时候，好几个工友还说我傻。可我到现在也不后悔。”乔安山说，“雷锋当兵不像有的报纸说的那样曲折，量身高的时候是踮着脚尖，但出现问题，不是身体不合格，是他们厂不愿意放他走，又不敢说不让去，只好说他档案丢了。当时有些四川兵比雷锋还矮。”

　　1960年1月8日，乔安山和雷锋一起来到部队。工友加战友，让俩人关系好到有什么事情都相互说说。雷锋没牺牲前，乔安山所有的家信都是由雷锋代写的。

　　然后，这美好的一切，在1962年8月15日那天，戛然而止。

　　“出车回来，也就11点来钟，我说咱俩去洗车吧。我开车到9连房后，拐90度的弯。我对雷锋说你拐弯，雷锋说，你来，一样的。我挂了两次倒档，拐过去了。他说，往前走。我挂一档，他站在驾驶室的左边，车窗户开着呢，我都没听见什么动静……说良心话，就是故意打也打不那么准。”乔安山说。

　　乔安山把车往前开了几十米，下车后回头看时，雷锋已跌倒在地上。乔安山赶紧跑过去把雷锋抱起来时，鲜血从嘴里和鼻子里喷了他一身。

　　“抢救班长时我就在床边，我拽着他的手。医生说死了，我就一直把他送到太平间。人家要关门，让我出去，我不出去，最后把我锁在太平间一个多小时。那里当时有好几具尸体！我也不知道害怕，我觉得班长还能活过来……这个事情对我打击是最大的。”1998年，乔安山刚到抚顺的那段日子，他对老伴说，天天梦到班长。

　　雷锋牺牲后，乔安山每年祭奠乔家祖先时，都不忘雷锋：“他是孤儿，没什么亲人了。我把他当大哥看，他就是我的家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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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春见白发，沧桑满额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