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先进战机之父宋文骢 因为保密家人以为他做牙医
歼-20试飞成功后,欧美媒体纷纷问:中国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要探寻答案,首先得走近一个神秘的战机研制团队。
为了让歼-20 飞起来,中国人在10年前就开始勾勒第四代战机的图景。2001年8月,中国工程院主办的《中国工程科学》杂志,发表了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4位科研人员共同撰写的文章:《一种小展弦比高升力飞机的气动布局研究》。文章描述了当时科研人员在经过大量实验后对中国新一代战机的设想,并提出了一种“未来战斗机”的设计方案。该文的第一作者,就是被称为“中国先进战斗机之父”的宋文骢。作为歼-10(第三代战机)的总设计师,这位老人的坚持与努力,最终帮助后辈们成功研制出了歼-20。
200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60周年。当歼-10呼啸着飞过天安门广场上空时,宋文骢潸然泪下。他已经从事了几十年的飞机研制工作,但由于保密等原因,父母和兄弟都不知道他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有一年,弟弟宋文鸿去探望他,无意间看见书柜里有几本医学类书籍,回去后便对家人说:“哥哥现在可能已改行当牙医了!”我国对歼-10进行适度解密后,一些报纸和杂志开始在公开报道中将宋文骢称为“歼-10之父”。家人这时才恍然大悟:原来,他几十年来一直在默默地为国家研制战斗机!
谈到宋文骢,同事们都说:“宋总什么都好,就是有时候有点倔……”不过,歼-10得以定型,多亏了这位严谨的“倔老头”。
在一次试飞测试中,歼-10首次完成了超音速飞行。承担试飞任务的同事们都很高兴,唯有宋文骢眉头紧锁。回到办公室后,他立即主持召开专题会议,结果发现,这次试飞得到的数据,与飞机模型在风洞里接受测试时得到的数据相比存在差异。有人认为:“数据虽有差异,但并不存在安全隐患。”但宋文骢说,绝不能留下任何遗憾,因此一定要进行改进。此后半年多的时间里,他与有关部门进行了十几轮研究和协调,最终与所有研制单位统一了认识。就这样,在宋文骢的呵护下,歼-10最终“长大成人”,开始守卫祖国的蓝天。
总设计师杨伟
外表儒雅的“拼命三郎”
有了歼-10,研制更先进的战机就具备了扎实的基础。宋文骢把接力棒传给了一位年轻人——歼-20的总设计师杨伟。
与歼-20锐利霸气的外观不同,今年47岁的杨伟看起来更像一位儒雅的学者。不过,他骨子里却是一位“拼命三郎”。
数字式电传飞行控制系统,是一架战机由传统战机转变为数字操控战机的关键。杨伟正是我国新一代歼击机电传飞行控制系统的组织者和开拓者。
1998年,杨伟受命出任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副所长、副总设计师,兼任飞行控制系统总设计师。从此,他身上的担子更重了,不仅要担任我国新一代外贸型FC—1战机的总设计师,还要负责歼-10战机双座型的研发工作。如今,FC—1战机早已交付巴基斯坦军队,双座型歼-10也已翱翔在保卫祖国领空的第一线。
歼-20试飞成功后,当人们再次看到杨伟时,发现他与几年前相比,显得有些疲惫和憔悴,但更加稳重和自信了。
国产发动机研制者甘晓华
治好我国战机的“心脏病”
在歼-20的研发团队中,发动机研究人员也是必须要提的。航空发动机被视为飞机的“心脏”。在歼-20亮相前,外界最大的疑问就是它会采用什么样的发动机。由于我国此前没有合格的发动机,歼-10被迫使用俄制AL—31FN。
据分析,此次试飞的歼-20,安装的却是一种从未曝光的新型国产发动机。在现场拍摄视频的网友发现,“歼-20不到200米助跑就飞起来了”,足见其发动机功能之强大。那么,是谁研制出了如此厉害的发动机?
据透露,它的研制者名叫甘晓华。这位航空动力专家,目前是空军装备研究院的总工程师。靠着研发歼-20航空发动机,今年54岁的他,获得了中央军委授予的一等功表彰。
在此之前,为了“治疗”我国战机的“心脏病”,甘晓华和同事们已奋斗了无数个日夜。对于其中的苦与乐,他曾这样说:“不少从事航空发动机研究的同行说,研发航空发动机不仅时间长,而且很难获得成果,一辈子可能都搞不出一个型号来。不少同行还说,以后打死我也不让我的孩子学发动机。我感到他们的话是发自内心的,是源自对国家的责任心和对发动机的真情,为不能把这样的关键技术搞上去感到痛心疾首。”
王牌中的王牌
歼-20试飞员
歼-20首飞试飞员李刚:“感觉太好了,不过瘾!” 驾驶歼-20进行首次试飞的是试飞员李刚。成功着地后,他说“感觉太好了,不过瘾!” 李刚说得很轻松,但实际上,每一次试飞都是“刀锋上的舞蹈”。
试飞员黄炳新曾透露,他驾驶我国首架国产FBC-1战机执行首飞任务前,在办公室抽屉里留下了一封遗书。这不是杞人忧天。1994年,我国一架飞机就曾在1.96万米高空试飞时发生空中解体,最终机毁人亡。
由于培养战机试飞员是一项极端机密和特殊的工作,截至目前,我国的试飞员仍然是一个比较小的群体。1989年之前,我国战机试飞员主要从空军现役飞行员中进行挑选,然后在试飞团靠以老带新的方式进行培养。上世纪90年代初,张景亭、李中华和徐勇凌3人被选中,前往俄罗斯国家试飞学院进行深造。该学院是全球最先进的试飞学院之一。最终,他们成为中国仅有的3名获得国际试飞员证书的顶尖人才。2006年,我国空军遴选出了一批试飞员。当时,通过部队推荐的方式,全军近300名现役飞行员参加选拔,最后只有8人成为正式的试飞员。
歼-10首席试飞员雷强:“飞机是飞出来的”
歼-20的试飞只是开始。
从试验样机到装备部队,一款战机的成熟定型,往往需要10余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其间,研发团队会做什么?试飞员能回答这个问题。他们说:“战机是飞出来的!”而他们,正是让这些战机“飞出来”的人。
战机飞行员本来就是一个充满危险和挑战的职业,因而被誉为空军的“王牌”。而战机试飞员则是“王牌中的王牌”。他们驾驭的都是普通飞行员从未驾驶过的最先进、最前沿机型。
提起试飞员和飞行员的区别,歼-10首席试飞员雷强曾说:“当我在部队还是一名飞行员的时候,我并不了解飞机的具体结构,我默认飞机是完好的,一旦在空中遇到特殊情况,只需要按照手册的规定进行处理,如果无法处理,只需要弹射跳伞逃生就行。但是,手册上的规定是试飞员用血的教训换来的。作为一个试飞员,我就需要了解我的飞机在什么位置配备了什么东西,配备的这些东西会有什么影响。如果不清楚,出现了问题你甚至不知道怎么和地勤人员讲清楚。试飞员要帮助地面的工程师判断飞机的故障。”
1998年3月,我国首席试飞员雷强成功完成了第三代战机歼-10的首飞。从首次驾驶歼-10起落,到空军部队批量装备,他驾驶歼-10飞了1000多架次,以“零坠毁”的成绩创造了全球第三代战机试飞史上的一个奇迹。相比之下,美国、俄罗斯、法国等国的第三代战机,在试飞阶段都曾发生多次坠机事故。就连F-22的试飞阶段,也有两名美国试飞员丧生。
中国战机,五十年的艰苦征程
歼-20试飞成功,标志着我国成为继美、俄之后,第三个掌握最新战机技术的国家。这背后,除了工程师和试飞员们的付出,我国政府数十年的潜心规划和部署,才是最根本的动力。1951年12月,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会议,决定在3到5年的时间内仿制苏制雅克-18初级教练机和米格-15战机。此后,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国家航空工业局宣告成立。1956年8月2日,航空工业局局长王西萍下达命令,分别在沈阳飞机厂和沈阳发动机厂建立飞机设计室和发动机设计室。当时,为了组建这两个设计室,航空工业局从全国抽调了近200位航空科技人才。
1956年7月19日,一架机身前部印有鲜红“中0101”字样的银白色歼击机,在东北某机场腾空而起。这就是新中国制造的第一架喷气式战斗机——歼-5。1964年,我国首批歼-6战机交付空军使用。该机系苏联米格-19战斗机的国产型号,是中国第一种国产超音速战机。
与研制第一代战机的过程相比,我国研发第二代战机的步伐艰难了许多。歼-7战机的原型为苏联1961年转让给我国的米格-21F-13。在试制这种战机的过程中,受历史原因的干扰,研发团队遇到了极大的困难。但航空科技人员通过不懈努力,终于成功仿制出了歼-7战机。1966年1月17日,歼07进行首次飞行,并于当年投入生产。此后,在该机的基础上,我国又发展出了一系列新型战机。可以说,通过研制歼-7,我国在战机制造方面走完了“引进—消化—吸收—自主开发”的全过程,积累了一笔宝贵的财富。
此后,我国的战机研制水平开始落后于欧美发达国家。1969年7月5日,我国高空高速战斗机歼-8首飞成功。但是,十年动乱的严重干扰,迟滞了该机的研制工作。直到“文革”结束3年后,歼-8才实现设计定型。但这时,它与航空强国的战机相比,已经落后了很多。
改革开放后,我国开始奋起直追,从1986年起开始正式研制歼-10战机。1998年3月,该机实现首飞。它起初装备的是俄制AL-31FN涡轮风扇发动机,未来将采用国产WS-10太行发动机。此外,这款战机还采用了我国自主研发的飞行控制系统。大量的新设计、新技术、新工艺,使歼-10成了我国现役最先进的主力战机。即便在全球范围内,它也称得上是顶尖的第三代战机。
就这样,经过数十年的艰难探索,在一代又一代研究团队的无私奉献中,研制歼-20成了水到渠成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