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孙文晔

　　这是一把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步马枪。它在世界上的通用名叫M1944式莫辛-纳甘，而在中国，解放军战士喜欢叫它“水连珠”。

　　枪非名器，眼前这支却不一般，它骄傲地躺在中国军事博物馆抗美援朝战争馆内，一排注释说明了它曾经的辉煌：

　　“抗美援朝战争中，它的主人使用它曾在32天内以436发子弹击毙214名敌人，创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冷枪杀敌的最高纪录。”这一战绩，放到世界上的任何一场战争内，都是一个奇迹。枪的主人张桃芳，因此被称为“狙神”。

　　如今，枪不能言，“狙神”已逝。幸而，与张桃芳同一个战壕的老战士吕长青，帮助记者重温了上甘岭上的那段传奇。

　　一杆老枪

　　“军博里摆的那杆枪我也用过。”吕长青语出惊人。这位曾与张桃芳同一个战壕的老战士，总是眯缝着一只眼睛，另一只眼睛却瞪得炯炯有神，仿佛正端着枪瞄准。这个表情，自他从朝鲜战场上归来后，就没有变过。57年了，战争“后遗症”甚至改变了他的样貌。

　　当年，吕长青不但是和张桃芳同一个班的战士，而且还是一名出色的狙击手。如今，他已经从地质队退休，在河北唐山的乡下养老。

　　档案上记载，吕长青在抗美援朝期间“杀死杀伤敌人178名”，这一纪录虽然比不上张桃芳，但依据现有的全世界狙击手大排名，吕长青也能排在前100名之内。

　　对于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吕长青只在酒酣耳热之际跟儿子讲起，至今连单位同事都不甚了解。同村的人只知道，吕大爷赶集的时候喜欢打气球，而且百发百中，每次都能拿到头奖。

　　几年前，电视上播放了关于抗美援朝狙击手的纪录片，当张桃芳出现在画面里的时候，吕长青激动得跳了起来，他多想上前拥抱自己的老战友啊！然而，几经找寻，得到的消息却是老张已在潍坊一军队干休所病逝了。

　　“我们四个，难道只剩下我了？”上甘岭前沿阵地班的其他三位狙击手仿佛就在老人眼前，他说他想在有生之年和他们重聚，一起去中国军事博物馆摸一摸那支枪，那支属于他们四个人的枪。

　　在军事博物馆，记者见到了这杆老旧不堪的马步枪，它在世界上的通用名叫做M1944式莫辛-纳甘骑步枪，口径7.92毫米，枪管长520毫米，瞄准工具为弧形标尺，弹头初速每秒820米，有效射程1000米。

　　这支步枪连狙击手必备的瞄准镜都没有，但玻璃后面的一排注释却让人肃然起敬：

　　“抗美援朝战争中，它的主人使用它曾在32天内以436发子弹击毙214名敌人，创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冷枪杀敌的最高纪录。”

　　在人们的印象中，狙击手都是一人一枪。电视剧《我的兄弟叫顺溜》里，顺溜与他那把1942式狙击步枪更是形影不离，哪怕睡觉时也紧紧地抱着。但吕长青告诉记者，由于朝鲜战场的特殊形势，军博里那支枪不仅是属于张桃芳一个人的，而是属于阵前班的四个狙击手的。

　　“我们班镇守在上甘岭597.9号高地最前沿的7号阵地，其实就是一条30多米长的交通壕。”别看过了这么多年，吕长青仍然清楚地记得上甘岭上的每一寸土地。

　　“最近的射击台距敌人也就50多米，对面阵地上的美国佬是黄眼珠还是绿眼珠都能看得一清二楚。所有能反光的东西全部要摆在地下，不然就会引来一通狂轰滥炸。”吕长青回忆说，两军就像牙齿一样互相咬在一起，对面的美军第3师装备精良，使用的是高射机关枪等重火力，还有侦察机配合。白天时，我方一不小心，就得付出血的代价。

　　显然，顺着交通壕爬向射击位时，如果背着枪，目标很容易暴露。吕长青说，他们4个狙击手包括张桃芳在内，分成两班，轮流杀敌，都用过那支枪，死在这枪底下的敌人难以计数。

　　“严格地说，张桃芳只是神枪手，不是狙击手，因为这杆枪根本就不是狙击步枪。”军事博物馆兵器馆主任李延林介绍说，莫辛-纳甘是一种非自动骑步枪，每扣一次扳机，都要再拉一次枪栓，然后才能再打。如果第一次射击失手，基本上没有补中的机会。在自动步枪诞生前，这种枪虽然小有名气，但它在射速和精度上都算不上狙击步枪。

　　二战末期，前苏联定制了这种骑步枪，到二战结束，产量超过1700万支。由于当时战事已近尾声，所以装备本国部队的并不多，反而大量投放到了朝鲜战场。

　　相对于远距离狙击，莫辛-纳甘这种枪更擅长打巷战。1943年一些苏联红军战士反映M1891/30步枪在巷战时显得太长，有时还要装上刺刀，于是苏联设计师把折叠刺刀安装在M1891/30步枪侧面，并剪短了枪管，就完成了这种枪的设计。

　　设计师大概做梦也想不到，这种枪会用于狙击战，但它恰恰是志愿军狙击手的标准配置。

　　1952年1月29日，我军专门发出了一个指示，“要对敌人阵地上的单个目标和小群目标组织轻重机枪和步枪予以歼灭，并组织特等射手展开狙击作战”。其中有一句话非常重要：“我们坚决反对认为在现代战争中，步枪已经是落伍武器的说法。”这里的“步枪”指的就是莫辛-纳甘骑步枪。相对于军中其他武器装备而言，它射击准确性较好，而且特别耐寒，被志愿军战士亲切地叫做“水连珠”。

　　遗憾的是，这次改款给“水连珠”留下了个致命的弱点——枪管比较短，子弹的散布面比较大，如果不经过刻苦训练，根本打不好。就连带有传奇色彩的张桃芳，也曾经栽在这枪上面，连着“吃了三个大烧饼”。

　　不过，正是这件糗事，彻底地改变了他的人生。

　　三个烧饼

　　32天杀敌214人，创造如此战绩的狙击手，即便不是天造奇才，也该是训练有素、经验丰富吧。谁能想到，就在创造这一战绩的3个月前，张桃芳竟然打枪脱靶了，而且是连续3次。

　　这件事给张桃芳印象太深刻了，以至于生前数次回忆自己的狙击生涯，他都要先讲起这一段：

　　1952年9月2日，张桃芳所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24军奉命入朝。

　　起初，连吕长青这样的老战士都不知道具体目的地。军令一下，全军即刻开拔。出发之前，战士们先要把身上带有中国军队标志的东西全部去掉，比如搪瓷脸盆上“某某部队”番号，衣服上“某某被服厂”标记，就连配发的白毛巾，都要把“将革命进行到底”的红字剪掉。

　　从嘉兴一路往北，闷罐子车里越来越冷，战士们也明白了自己的使命。鸭绿江上，连接中朝两国的大桥已经炸断，工兵用木板临时搭起两座浮桥，大队人马一摇一晃地过了江。吕长青那年不到19岁，入伍已3年；张桃芳20岁，入伍才一年，还是个新兵蛋子。“我们很多人都流泪了。”那哭声吕长青至今还记得，他说他们不是害怕，而是在跟自己的祖国诀别。

　　过了鸭绿江，又是一路急行军，24军终于在9月中旬赶到朝鲜的战略要地元山驻防。在此地的一个小村庄里，张桃芳所在的72师214团3营8连，进行了入朝以后的第一次练兵，内容是打靶。

　　张桃芳本不该对打枪发怵，他在入伍后接受过近两个月的专门狙击训练，技术应在众人之上。但入朝以后，天天赶路，加上他又当上了连部的通讯员，哪有时间去琢磨身后背着的那支新枪？

　　“张桃芳。”连长叫到了他的名字。三发子弹，三次机会。

　　打靶的结果出来了，光秃秃的三个零环，用连长的话来说，吃了三个大烧饼。作为惩罚，张桃芳不得不下厨帮炊。是不是枪出了问题？军械员明确答复说：“苏联支援的新枪，我们测试过，没问题。”

　　打那以后，张桃芳常对着这杆枪生闷气：以前用“三八大盖”，三枪最起码打20多环，怎么换了枪，就成了零环？用他自己的话说，“对这枪还没悟透”。射手视枪如朋友，摸透脾气才能随心所欲，可眼前这枪却像个陌生人。

　　张桃芳心乱如麻，终于总结出一条原因，要是继续当这个通讯员，天天围着首长转，哪有机会练枪？他拿定主意，又回到了3营8连9班。

　　同班战士发现，归队后的张桃芳像中了邪一样，老是端着枪“发呆”，一端就是一个小时。其实，这是在“临阵磨枪”。连日来，张桃芳把远近不同的各种物体都当成目标，枪膛里却不装子弹，只是不停地击发。“水连珠”的枪膛短，后坐力大，子弹出膛时即使有头发丝般的偏差，到200米以外的目标处，就得差出一米开外。在扣动扳机的瞬间，手臂、身体纹丝不动，是张桃芳苦练的第一要务。

　　如何做到纹丝不动？张桃芳要求自己在击发后一直想着目标，并且要看清楚准星是如何跳离目标稳定下来的。在那一刻，他甚至不会松手放回扳机，就像被冰冻住一般。

　　为了增强臂力，他还自制了两个沙袋，说是沙袋，实际上是用破床单撕成两片，里面装上沙土。练到最后，他在两臂带着十几公斤沙袋时，仍能不差分毫地扣动扳机。

　　到了夜晚，坑道中微弱的油灯光，又成了他练习瞄准的好帮手。这个目标比起白天的树木山石更不容易把握，灯头儿忽大忽小，忽高忽低，张桃芳就定定地瞄着那灯光，练出了一双火眼金睛。

　　练兵“伤心岭”

　　1953年1月11日深夜，24军顶着摄氏零下37度的低温，匆匆开赴上甘岭。张桃芳跟随部队，第一次到了阵地最前沿——597.9高地。虽然眼前一片漆黑，但空气中弥漫着火药、焦烟、尸体混合到一起的呛人气息，让人心惊。张桃芳站了一夜岗，天明时突然发现，自己倚靠的掩体竟然是用美国兵的尸体垒起来的！此时，朝鲜的严寒已经把这些尸体冻得像砖头一样坚硬。

　　此时的上甘岭，朝鲜中部金化郡五圣山南麓一个只有十余户人家的小村庄，已经因为一场血战而化为焦土。那场著名战役从1952年10月14日打到11月25日，历时43天。双方在面积仅3.7平方公里的两个高地进行了激烈的争夺，共发射炮弹超过230万发，双方伤亡约3万人，上演了现代战争史上空前惨烈的一幕，597.9高地也由此被称为“伤心岭”。

　　大战过后，双方换防。24军军长皮定钧一到前线，就在观察所里瞅着敌人的动静。那边刚换上来的新兵好像还不知道这“伤心岭”的来由，干什么事儿都大大咧咧的：大摇大摆地修筑工事，按部就班地往阵地上送饭，甚至还三五成群地躺在地上晒太阳。

　　皮定钧人称“皮辣子”、“皮老虎”，有点火爆脾气。他一看“联合国军”不把咱们放在眼里，望远镜啪地一关，甩出一句话来：“老子要关他禁闭！”怎么关法？皮定钧要求各阵地选出4名狙击手，给敌人一个教训。

　　张桃芳所在的9班是个加强班，有17个人，任务是坚守7号阵地。当时的9班射击组有谢维君、李家全、顾世令三人，刚好还差一位。班长早就看上了日夜苦练的张桃芳，但汇报上去，连长一想起那“三个烧饼”，哪能放得下心，他亲自到阵地上，给张桃芳指了3个目标，结果这小子竟然都打中了。

　　刚进射击组的新兵，大多只打过死靶，有的连“狙击”、“冷枪”这些词都没听说过。吕长青回忆，那时候没有专业的狙击训练，班长直接把新兵带到前沿阵地，现场指点着怎么测距，怎么定标尺，怎么算提前量……然后就指着一个目标说“你练练”。

　　新兵们这才知道，测距根本不能用望远镜，否则很容易被敌人看到。班长把大拇指一伸，将右眼视线、拇指和目标连成一线，然后睁开左眼，闭上右眼。从左眼和右眼不同的角度观测，拇指和目标之间便会产生横向的误差，根据这个误差的大小，就可以估计出目标的距离远近，以确定射击标尺。这本是炮兵在缺少必要器材时的目测距离法，却在狙击中派上了用场。

　　狙击手的每一枪都可能暴露目标，招致敌人的火力反攻，要想在狙击中保存自己，比技术更重要的是战术。狙击行动，绝不是单个士兵的鲁莽行为。一般来讲，狙击战以小组为单位，互相配合。小组在黎明前秘密进入阵地，白天寻找机会作战，天黑之后撤回。发现目标后，由观察员发信号，射手按方位开火，打完后，不管目标死活，立即转移，战果由观察员最后审定。

　　为了提高射击精度和反应速度，狙击小组还对敌军阵地进行了分块编号，并一一测距。一旦目标出现，观察员只需通过电话报出目标所在的区域号码，射手即可迅速行动。

　　当然，这套狙击秘籍不是班长独创的。在北纬38度线绵延200多公里的战线上，活跃着成千上万个志愿军射手，看似平静的山野，随时可能爆发杀机。军事史上，还给他们的行动起了个极富中国特色的名字：“冷枪冷炮杀敌运动。”

　　冷枪发言

　　狙击手在世界战史上早已有之，但在朝鲜战争之前，各国军队都将少数狙击兵作为一种战术补充，但像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这样，将其作为一种群众性的、带某种战略色彩的大规模狙杀运动，世界战争史上前所未有。

　　“开展冷枪冷炮运动，有‘两个不得已’和‘一个前提条件’。”中国军事科学院抗美援朝史专家齐德学为记者分析了当时的战局。

　　第一个“不得已”是敌强我弱。

　　“联合国军”拥有绝对的装备优势，进入相持阶段，这一优势更为明显。游击战是我方强项，阵地战基本占不到什么便宜。毛主席据此提出，要用“零敲牛皮糖”的战略消灭敌人，灵活出击，有利就打。

　　第二个“不得已”是和谈需要。

　　上甘岭战役结束后，较量重心转入板门店的帐篷中。此时，谁也不想先挑起战役，破坏停战谈判的气氛。但是，又都要使出浑身解数，力争战场上的主动权，为谈判桌上的唇枪舌剑提供筹码。

　　就在打与不打的两难之际，我军的坑道工事构筑成形，有了四通八达的交通壕，狙击手就不再害怕敌人的炮火反击了。而阵地对面的“联合国军”呢，他们骄傲得连工事都懒得挖，把坦克推到阵前一挡就了事了。

　　即便如此，“不得随便开枪”的军令并没有变。毕竟，这是血的教训换来的经验。

　　兵器专家韩奎元发现，抗美援朝期间，我军的火炮和枪械，竟然产自世界上24个国家的98家兵工厂，品种和型号达110种。

　　“解放初，国内还没有兵工厂，也就谈不上制式武器。为了和实力强大的美国较量，一是从全国范围内调拨了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缴获的日军和国民党装备，一是前苏联支援了大量武器，战士们手里的枪自然五花八门。”战士们手上如果能有一杆“水连珠”，就已经很神气了。

　　“联合国军”欺负中国军队没有飞机，炮火也有限，坦克明目张胆地开到最前沿的阵地上，你敢打他一枪，他就还你一炮，反应极快，准确凶猛。

　　为避免招致无谓损失，部队一度给前沿部队规定了不主动惹事的戒律，把“不随意开枪”作为了一条纪律。

　　到底是哪位英雄破例先打了第一枪？一个流传甚广的说法是，驻守黄鸡山前沿的第40军355团第9连副连长徐世祯，一天打死7名敌人，首开狙击纪录。

　　1952年初，徐世祯眼看阵地前的英国兵肆无忌惮地招摇，实在忍无可忍。他脱光膀子把满身涂上黄泥，提杆“水连珠”就出去了。谁想到，英军毫无防备，一天下来，就将7名大兵送回了老家。徐世祯出了口恶气，本以为会被通报批评，没想到却等来了团里的通令嘉奖。“打活靶”一时成了群众运动，连炊事员都手里痒痒地拿起了枪。

 

　　战线上枪声四起，没几天“联合国军”的士兵们就给打傻了。他们在阵地上只要一露头，就得吃上一颗不知从哪儿飞来的子弹，甚至是一颗怪叫着落下的炮弹。

　　美国兵、英国兵、南朝鲜兵咒骂着挖开了工事。挖了工事也不管用，总得离开工事吃饭喝水、拉屎撒尿吧？只要一出工事就性命难保！个把月后，“联合国军”前线士兵的昼夜活动全线受制，连吃饭喝水都发生困难，屎尿都只敢拉在空罐头盒里往工事外扔。这成了朝鲜战场上的一大奇观。

　　从美军方面传来的消息也可以验证狙击战术的成果。1951年2月，美国陆军第27步兵团E连攻占180高地时，第三排副排长带了4个士兵从侧面攻顶。到了山顶时只剩下他一个人，其他4人都被不明子弹打死，个个都是后脑中弹。

　　1951年10月美国陆军步兵学校季刊上有一篇文章，呼吁加强狙击训练。根据该文作者对朝鲜战场前线士官的访谈，有95%的人遇到过志愿军狙击火力，74%的人认为志愿军的狙击十分有效，88%的人认为如果美军也能使用狙击手的话将会非常有帮助，但只有35%的人说他们的单位中有狙击手。在这35%的人中，大部分都说他们单位中每个连只有一支狙击步枪，而所谓的狙击手也没经过正式训练。

　　谈判越接近尾声，狙击的枪声越密集。随着美国大兵的士气跌入冰点，许多新兵不知不觉地打成了英雄。谁也不曾想到，就是那个在打靶中险些被淘汰的新兵张桃芳，竟然在几个月之内一跃成为志愿军中的狙击之王。

　　狙击奇才

　　7号阵地孤悬于主阵地东侧。1号、2号、3号、4号射击台为明点，位于地表阵地。5号为暗点，位于坑道内。观察哨设在7号阵地上方的一个坑道内，连通着外面的战壕，再在战壕上架上木头，盖上土，然后向敌方开设一个观察孔。

　　进入上甘岭阵地的第18天，张桃芳第一次趴到了射击台上。

　　“砰——砰——”天色大亮的时候，正南无名高地的一个地堡里，钻出两名敌人，张桃芳不等观察员发令，便立即开火。越是着急，越打不到，头一次打活靶，他竟然连提前量都忘了。“轰——”敌人回击的炮火，已经在身边炸开，但他仍不顾一切地射击。一通乱枪，浪费了22颗子弹，这跟“吃三个烧饼”一样，让他难受。

　　第二天，张桃芳终于“开张”了，但他怎么也高兴不起来。有三个敌人落单，他瞄准第一个敌人，啪地就是一枪，奇怪的是，倒下去的却是第二个敌人。别看打着了，但他总琢磨着：“我明明瞄的是第一个，怎么打到第二个呢？”

　　朝鲜战场多山的地形让提前量的估算极为复杂。狙击手必须考虑到山地的坡度，对手的高度，结合目标的运动方向和速度，确定瞄准点。所有这一切必须经过多次的磨合训练，才能达到枪人合一，百发百中。

　　张桃芳堪称是位天生的狙击手，在不到两个星期的时间里，他神速地适应了自己的角色。2月10日，张桃芳击发9次，射杀敌军7名，成绩超过了所有老狙击手。到2月底，他用22天时间247发子弹，打死了71个敌人的事迹，已经通过24军《火线报》广为流传。 

　　“他是打猎出身吗？”“他用的是什么枪？”军长“皮老虎”看完报道，疑窦顿生。他从床底下拿出一双皮靴，对作战参谋说：“把它带上，去八连看看那个张桃芳，连着看他消灭3个敌人，要是真的，就送给他，要是假的，拿回来。”

　　“小张同志，我来取取经。”作战参谋带上皮靴和摄影记者王纪荣到了前沿阵地，却没有提及军长的皮靴。

　　雪地里，寒气袭人，王纪荣不停地搓着双手，拿起相机赶紧抓拍了一张，刚低下头，就听见一声枪响，一个敌人应声倒下。

　　紧接着，敌人的一个哨兵又被张桃芳击中，随即敌人的狙击手也开火了。王纪荣不敢抬头，怕暴露目标，又担心张桃芳的安全，正思忖着，远处一声枪响，原来张桃芳早已转移到另一处狙击位置，消灭了第3个敌人。

　　作战参谋离开8连前，搞了一个授靴仪式。战士们拥坐在坑道里，听他讲明皮靴的来历，然后把它挂在张桃芳的脖子上。张桃芳被搞得面红耳赤，在场的人都注意到了，他脚上还穿着用军用毛毯缝制的“旧棉鞋”。

　　为了继续“深造”，连干部把张桃芳送到团里办的射击训练班。在这里，3营的狙击手张桃芳和2营的狙击手吕长青成了同一个战壕的兄弟。

　　在吕长青的记忆中，张桃芳读过点书，人也长得精神，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机灵鬼。让人印象最深的，是他的眼睛不大，还总是眯缝着，但十几米以外的东西都能看得一清二楚，这种远视眼天生就是狙击手的料。

　　在28名高手云集的训练班里，还流传着许多不成文的作战经验：敌人正在洗澡的，脱下一条裤腿再打；拉屎的，蹲下再打；坐汽车的，瞄准停车点，第一个人刚起身时连续打……

　　他们注定是“联合国军”的噩梦。

　　鸟枪换炮

　　两个星期后，张桃芳和吕长青重返上甘岭，被安排在编制外的前沿阵前班，仍回7号阵地。

　　雪地里，他们等待着，但是目标出现的几率却越来越小。战场上寂静难耐，危险却在悄悄临近。为了对付狙击手，对方将大量炮兵观察员调往前线，而我方还毫不知情。

　　黄昏时分，班长吕生堂开始生火做饭，一缕炊烟从战壕里缓缓飘起。“轰——轰——”两声，班长牺牲了。

　　敌军炮火覆盖得极为准确，一定是有炮兵观察员在精准地报告目标方位，指挥炮兵攻击。联想到对面阵地上新增的地堡，张桃芳意识到，他必须尽快解决掉这些威胁。

　　观察了一整天后，张桃芳在次日黎明登上1号狙击台。1号狙击台位置是一块巨大的青石，青石的两侧各放了一支枪，这样，同一块阵地可以变换角度射击，而大青石可以当作掩体。

　　地堡里有人出来了，和前一天一样，他反复地试探，直到确认没有危险之后，才登上了制高点。张桃芳注意到，那个人的手中有什么东西晃了一下……

　　望远镜，果然是个观察员！

　　张桃芳先是按兵不动，直到对方第四次出来的时候，才下了狠手。老张的观察员在电话里告诉他，“老张，打着了，躺在那儿不走了。”张桃芳却没有换地方，再次探出了头。经过前一天的观察，张桃芳知道，对面的炮兵观察员绝对不止一个。

　　果然，目标再次出现。这回出来的美军，不但没有躲藏，反而围着地堡转圈跑了起来。

　　与直行的目标不同，对于绕着圆形地堡跑的大兵，非常难以计算提前量。“这是给我出难题。”张桃芳猜想，目标是在有意吸引狙击手暴露位置，可要放弃这块肥肉，他又不甘心。

　　“好，我选个地方专门等你。”张桃芳耐住性子，琢磨着对方走路多快，人有多高。每当对方接近张桃芳预定的伏击地点时，他都要用没上子弹的枪击发一下，看能不能和对方的速度吻合，就这样连续校正了三次。

　　子弹出膛，张桃芳又得手了。这天，总共有三名炮兵观察员被消灭，这无异于毁掉了敌军炮兵的眼睛。

　　除此以外，张桃芳还连续在800米外，两次击发成功，创造出志愿军中最远射杀纪录。对此，吕长青表示，这肯定不是“水连珠”的功劳，而是“鸟枪换炮”以后的战绩。

　　“除了‘水连珠’，我们还用过‘大八粒’，要不是它，我可打不了178人。”吕长青所说的“大八粒”实际上是美国的M1步枪，学名“加兰德”，因为一次装弹为八发，又被中国志愿军称为“大八粒”。

　　在朝鲜战场上，M1步枪是美国大兵的标志性武器，志愿军中，只有排长以上级别才有资格使用这种缴获武器。“要不是打出了名堂，根本就摸不着这种半自动步枪。”吕长青说，为了不影响士气，“大八粒”上的美军标志都磨掉了，在此后的新闻宣传中，以及关于张桃芳的文献中，也没有提到过这种枪。但是，这种半自动步枪射速更快，射程更远，使狙击手来得及射出第二枪。

　　狙击手的辉煌战绩中，还包含着战友们付出的生命代价。

　　“我亲眼目睹张桃芳杀敌4人。”见证过这段历史的摄影记者边震遐今年撰文称：“就在我到来的第二天，敌人因为连续遭到狙击袭击，调动两辆坦克抵近射击，进行疯狂报复。张桃芳的战友──副班长张余福和战士魏国清同时牺牲。”

　　高手对决

　　对张桃芳狙击技艺最大的肯定，还是来自敌方。尽管不知道张桃芳是何许人，但597.9高地有位枪法如神的狙击手，对面阵地却一清二楚。他们专门调来了狙击手，决意要拔掉这个眼中钉、肉中刺。

　　这就引出了一场两位顶尖高手之间的精彩对决，这也是张桃芳最津津乐道的一个故事。

　　1953年初夏的一天，张桃芳照例一早就上了阵地。他刚沿着交通壕走进3号狙击台，就有一串机枪子弹贴着头皮飞过。张桃芳脑袋一缩，趴在了交通壕里，神经陡然紧张起来，感觉到了一种异样的气氛。“今天苗头不对，看来对面有人在等着我。”

　　交通壕里丢着一顶破钢盔，张桃芳顺手拾来，用步枪将它顶起来，以前他曾多次用这种方法引诱对手暴露位置。可这次钢盔晃了半天，他的对手却一枪未发，显然也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射手。

　　“总算遇到对手了，这种小把戏糊弄不了他。”张桃芳暗道。他在交通壕里匍匐前进，到了尽头，突然蹿起，几个箭步穿过一段小空地。他刚要进狙击台，对面的机枪又是一个点射，子弹紧追着他的脚跟，打得地面尘土飞扬。张桃芳双手一伸，身子一斜，像被击中似地摔进了射击台左边的掩体里。

　　这个假动作显然蒙骗了对面的射手，他暂停了射击。张桃芳慢慢地从掩体里探出头，开始搜索对面阵地。

　　他先仔细观察了美军阵地上的机枪掩体，发现有两挺机枪正向其他方向射击。张桃芳没有出枪，因为他明白，这在某种程度上是诱饵。真正的对手肯定躲在其他地方，也在搜寻他的位置。只要他一开枪，马上就会引来杀身之祸。此刻双方的目标都只有一个，就是对面那个最狡猾也是最可怕的对手。

　　他耐心等待着，搜索着。终于在对面山头上两块紧挨着的岩石缝隙，发现了对手的位置。张桃芳立即出枪，将枪口对准了对手的脑袋。然而就在他要扣动扳机的一刹那，对手也发现了他，脑袋一偏，脱离了张桃芳的枪口，紧接着手中的机枪就吐出了火舌！张桃芳再次被压制在掩体内。

　　这一次，他的对手显然也意识到了他的厉害，机枪枪口始终对准了张桃芳的狙击台，几秒钟就是一个点射。张桃芳稍微露头，立即就会引来一个长点射。张桃芳没有着急，坐在掩体后面，静静地观察着对手的弹着点。

　　过了很长时间，他忽然发现对手似乎把注意力集中在狙击台左侧，也就是他现在所处的位置，而对狙击台右侧打的次数不多。他在沙袋的掩护下，慢慢地爬到了狙击台右侧，轻轻地把步枪紧贴着沙袋伸了出去。他仍没有出枪，静静地判定着这究竟是对手的真正疏漏，还是设下的圈套。

　　足足十多分钟。机枪的弹着点表明，他的对手的确没有发现他已变换了位置。时机终于到了！当对手刚刚对狙击台右侧打了一个点射，把视线和枪口转向左侧时，张桃芳猛地站起身，枪托抵肩，即刻击发。几乎与此同时，对手也发现了张桃芳，立即转动枪口扣动了扳机。

　　高手对决，胜负只在瞬间。张桃芳的子弹比对手快了零点几秒。就是这零点几秒，决定了命运。当张桃芳的子弹穿过对手的头颅时，对手点射的子弹却贴着张桃芳的头皮飞了过去。

　　毫发无伤

　　张桃芳单兵作战32天，毙敌214名，创下了朝鲜战场冷枪狙击射杀最高纪录。而最具传奇色彩的是，虽然身经百战，屡次遇险，他却毫发无伤，全身而退。

　　张桃芳常调侃美国兵：“别信上帝了，你们的上帝净保佑我了。”这虽然是戏言，但冥冥之中仿佛真有一股无形的力量在保护着他：

　　一次，敌人的子弹击穿了他的棉大衣、棉衣、绒衣，把里面的白衬衫都打黄了，但他一点皮也没破。还有一回，美军的冷炮削掉了张桃芳的半个棉帽子，可他连根头发丝都没掉。

　　另一次经历更为惊险。当时，张桃芳从前线下来，准备回国参加英模大会。在24军后勤部换车时，正好遇到敌机空袭，张桃芳和17名男女军官只好躲在一个掩蔽部里。时间一长，掩蔽部里的人大多跑出去逃命。结果，跑出去的人中除1人重伤外全部阵亡。张桃芳一直躲在掩蔽部里，外面的碎石被爆炸的气浪冲了进来，像子弹一样四处横飞。张桃芳对着天大叫：“这回是真完了，没法再回去收拾他们了！”没想到，他又一次躲过了劫难，而且仍然是一点皮都没蹭破。

　　张桃芳回国前，皮定钧通知宣传部，叫张桃芳到他那里去一趟。张桃芳接到通知后，从床头上取下皮靴，背在肩上就上路了。从8连到团部，每走一步，皮靴就“哐唧”响一下。

　　“你怎么把它背回来了？”皮定钧惊异地在张桃芳肩上看到了那双靴子。

　　张桃芳没说话，只把靴子放在桌上，发出很大的响声。宣传部长从旁解释说：“这是他打死敌人的记录。每打死一个敌人，就把那个弹壳保存起来。”

　　“一共多少？”“211个。”

　　“你打得很不错，可你没打出名堂来。”张桃芳一时被军长说晕了。军长接着说，“你们团的番号是多少？”“214团。”“对了。214团，你要打214个敌人。再打3个，一个也不要多，一个也不要少。”

　　张桃芳二话没说，又回到狙击阵地，一小时后他打死了3个敌人，返回军部后把3个子弹壳放在了桌上。

　　皮定钧把3个子弹壳拿起来，放在手掌上抚摸了一会儿说：“今天就在我这里吃饭，在前线那么紧张，好好吃一顿吧。”大米饭，六菜一汤，张桃芳紧张得没敢吃饱，还撒谎说在前沿活动少，吃得就少。

　　皮定钧的儿女皮效农、皮卫华在回忆父亲的文章中，都专门写到了这则轶事。

　　张桃芳的故事如此传奇，以至于常被后人质疑。但在吕长青眼里，“狙杀214名敌军”这个数字是否精确并不重要。

　　“狙击战果其实很难统计。”吕长青说，志愿军有规定，对敌射击，射倒后倒地15分钟不动，或者另有敌人抬走或拖走的算死；背走或架走的算伤；射击后敌人倒下而后又跑了则算活。即便这样，也不能说，抬走或拖走的就一定死了，战果统计本就是个世界级的难题。

　　在他看来，张桃芳是志愿军中所有狙击手的代名词，其战果是“从1952年5月到1953年7月，毙伤‘联合国军’和南韩军5.2万余人。”

　　虽然不能将所有狙击手的名字载入史册，但吕长青还是一再要求记者记下前沿班其他两位狙击手的名字——他们是宁彩堂和李彪。

　　老兵不死

　　夏季反击战在1953年7月18日晨结束。至此，24军在5个月开展冷枪冷炮的阵地防御战中，冷枪毙敌1万人，冷炮毙敌4000人。与此同时，历时两年之久的朝鲜停战谈判终于接近尾声。7月27日，双方代表在板门店正式签署停战协定。

　　“张桃芳和成千上万的狙击手为停战协议签署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数年前，一部相关纪录片上的话让吕长青感慨不已，他说，“我们没享受到什么特别的待遇，有这个评价这就足够了。”

　　战后，张桃芳被志愿军总部授予“二级狙击英雄”称号；同时荣获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授予的一级国旗勋章。1954年春，志愿军选拔战斗机飞行员，24军有198名战士通过初选，最后仅张桃芳一人入选，成为新中国第一代歼击战斗机飞行员。

　　从此，他再也没有上过战场，也没有拿起狙击枪。

　　2007年10月29日，张桃芳在潍坊市第一军休所逝世。墓碑上镌刻着他生前最喜欢的诗句：

　　痛苦如此持久，像蜗牛充满耐心地移动；快乐如此短暂，像兔子的尾巴掠过秋天的草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