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锋

　　【访谈对象】朱锋，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著有《中国崛起：理论与政策的视角》、《China'sAsecnt, Power, Security and the Futur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等。

　　【访谈动机】

　　2010年纷繁国际环境中的中外交往给新的一年留下了不少待解的议题。“中国的核心利益”便是其中之一。

　　去年年中，在美韩即将在中国黄海附近举行联合军演之时，外国传媒曝出中国高官在今年3月首次向美国表明，南海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不容有任何妥协。此后，外媒频繁报道中国对南海问题采用“核心利益”的说法，尽管“南海核心利益说”的虚实难辨，但一石激起千层浪，更成了美国等指责中国的借口。

　　国家利益，既在相当长历史时间段内保持相对恒定性，但也往往伴随时移境迁而处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中。既是一种客观存在，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主观判定。决策者及其执行者固然站在评估和捍卫国家利益的第一线，但思考和维护国家利益亦是每一个中国国民的匹夫之责。而围绕南海核心利益说的纷扰突显了探讨中国国家利益范畴、界定国家利益内涵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所以，厘清复杂的国家利益或许非本文力所能逮，但考察其发展演变、探究主观认知中的一些误区，则是此访谈抛砖引玉的尝试。

　　【先驱语录】

　　★“核心利益说”在中国外交话语中具有特殊含义。中国宣布为核心利益的议题，强调中方保留所有的政策选项，包括武力选项来解决问题。

　　★如果我们将对外政策中的议题都纷纷冠以“核心利益”，核心利益的概念反而弱化了。

　　★中国的国家利益不是靠我们自认为赢得道德的高地就能去实现的，更不是靠简单重复悲情意识、斗争立场和敌我观念就能解决的。

　　【作者】《国际先驱导报》记者 李颖 发自北京

　　南海问题要慎用“核心利益”

　　《国际先驱导报》：2010年下半年开始，外媒频繁报道中国对南海问题采用“核心利益”的说法。你对这种提法是否为中国官方的既定政策提出质疑，是这样吗？

　　朱锋：确实如此。西方媒体和美国官员提出中国宣布南海是中国的“核心利益”，这一说法在2010年下半年被广为报道，实际上却查无确凿出处。根据我本人的调研，我并不认为中国官员曾正式在对话场合明确提出过“南海是中国的核心利益”，顶多只是在一次中国高官与美国官员的闭门会上曾表示“南海涉及中国的核心利益”。在中文的语义中，南海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与“南海涉及中国的核心利益”完全不同。

　　即便如此，南海涉及核心利益说其实也是个有待澄清的误解，未必代表中国的官方既定政策。即便南沙群岛的主权争议迟迟无法得到解决，中国和东盟国家愿意继续推进2002年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在争议方的相关政策没有出现重大变故之前继续坚持对话解决争议。中国也不会变更该地区国际航运自由的现状，为何需要将南中国海升级为“核心利益”？

　　问：为什么“南海核心利益说”经外媒报道后，会在国际上造成那么大的冲击？

　　答：“核心利益说”在中国外交话语中具有特殊含义。中国宣布为“核心利益”的议题，强调中方保留所有的政策选项，包括武力选项来解决问题。

　　如果有人进行这样的推论：南沙群岛是中国的主权权益，主权是中国的核心利益，南沙群岛是在南海，所以南海就是中国的核心利益。——这样的推论可以理解、但不切实际。南海海域不仅包括中国的南沙群岛，同时也是亚洲最繁忙的商业水道，是包括7个国家领海、专属经济区以及国际公海在内的国际水域。将南海宣布为核心利益其实并不明智。这不仅会引起东南亚国家的忧虑，深化其他对该水域有重要商业、航运和安全利益的国家的警惕，也会被解读为中国想要在东亚划定海上势力范围的信号。因为这意味着南海未来的解决方式要完全按照中国的方式处理，其他国家无权干涉。

　　外媒所报道的“南海是中国的核心利益”，我怀疑并非中国的正式立场。值得警惕的是，美国将一次闭门会议的信息透露给媒体，并借此对中国的南海战略发难。对于美国插手南海事务的做法我们需要坚决反击，但我们也无意于通过提升南海为中国核心利益来人为制造紧张局势。

　　所以，我主张在南海问题上中方要慎用“核心利益”，一是我们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没有必要现在就给人以中国改变政策的印象；二是南海问题不是简单地宣布成我们的“核心利益”就可以推动南海争议按照中国所理解的方式解决。

　　核心利益泛化其实等于弱化

　　问：“核心利益”的内涵究竟是什么？

　　答：中国在外交政策中宣布和强调“核心利益”，是特指这样的外交议题在中国的对外关系中具有不可让步、不容争议、不容干涉的特点。例如，反对台湾独立、打击西藏分离主义势力，是再三重申的中国“核心利益”。

　　问：国务委员戴秉国2010年底在外交部网站上的文章中指出：中国的核心利益第一是维护基本社会制度和国家安全，其次是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第三是经济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对此，你怎么看？

　　答：戴秉国在这里准确地谈到了中国核心利益的三个组成部分：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清晰地阐明了中国的“核心利益观”。主权包括领土主权不可侵犯；安全则指国家不受侵略和胁迫、保持政治制度的自我选择、保障经济、金融安全和社会稳定。发展指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实现能源、资源的安全供应以及保证开放和自由的市场环境。把握和实现这三大“核心利益”，是中国抓住和用好战略机遇期的战略保障。

　　然而，我们不能简单地将作为中国国家利益基本原则的“核心利益观”与中国对外关系具体实践中的“核心利益说”混同一谈，更不能将中国对外关系中的争议性议题简单地扩大为“核心利益”。

　　“核心利益观”是指导中国定义和认识国家利益的基本原则；而“核心利益说”是中国外交政策中对特定问题的特定反应，是中国的“核心利益观”在外交政策中的具体实践。如果我们将对外政策中的议题都纷纷冠以“核心利益”，“核心利益”的概念反而弱化了。

　　可仿照美国划分国家利益

　　问：据我所知，美国有专门机构——国家利益委员会将本国的国家利益进行了细化，区分为核心利益、相当重要的利益和重要利益。中国是否也需要做这样的划分？

　　答：中国当然也需要进行这样的区分。我更倾向于将国家利益分为“战略利益”、“重要利益”和“次重要利益”。战略利益是必须长期关注、坚持不懈地地区追求和落实的国家利益；重要利益是国家政策日程上需要优先处理和保障的利益。“次重要利益”则是眼前可能还难以寻找到有效对策、在各项战略目标的平衡中地位比较靠后、所以可以先“稳一稳”的国家利益。

　　问：在你看来中国的战略利益具体有哪些？

　　答：上世纪80年代初，小平同志提出中国外交的战略目标是实现“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来保障中国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的新时期总路线。现在，中国光有“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已经远远不够了，我们还需要“开放、合作的国际市场”和“安全、可靠的资源和能源供应”。因此，和平、市场和国际资源(包括石油在内的能源)已经成为了中国基本的战略利益。

　　对国家利益的判断跟不上形势

　　问：国家利益是随着国家整体实力和外部环境而发展变化的，你谈到我们对国家利益的判断没有跟上内外形势变化，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

　　答：一是世界对中国的看法与中国对世界的看法的差距在明显拉大。虽然西方不乏对中国的批评、挑剔、责难，甚至像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那样的恶意中伤，但中国的崛起是一个全世界都感受到的事实，没有人可以否认。但另一方面，部分中国人的对抗情绪却越来越明显，甚至战争冲动也在增强，中国民众对国际事务看法上的争议性越来越强，中国人的国际观和世界观的模糊性不断浮现。

　　二是常常陷入道德层次上的自我满足感、拘泥于“原则”的教条主义陶醉感。不少外交议题关注占领道德高地而忽视战略应对，空喊口号却常常缺乏实质性的对策，结果是我们反而忽视了对真实的国家利益的关注。例如，中国人观念中最深刻的是“美国阴谋论”和“美国包围中国论”。因为美国有单边主义和霸权政策的种种错误，因为美国依然强化在东亚的领导地位，因此只要“反美”似乎就“政治正确”，对美国意图的“恶意理解”就是爱国。凡此种种，都是不正常的。

　　三是由于“舆论导向”的政治引导以及上升利益集团的“阵地抢夺”，反而让媒体和舆论的相关讨论常常只注重迎合“民族主义情绪”，而忽视多视角、准确和理性的认知。

　　国际关系永远不是道德关系、而是利益关系。中国的国家利益说到底，是靠中国人自己去争取和开创的，是靠我们以一种彼此都能理沟通、理解和尊重的话语和行为去建设的；而不是靠我们自认为赢得道德的高地就能去实现的，更不是靠简单重复悲情意识、斗争立场和敌我观念就能解决的。如果我们老是这么想问题，我们就越来越陷入“自说自话、自己和自己玩”的认知困境。

　　问：如何才能更好地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

　　答：中国更好地维护自身的国家利益，首先需要提升外交部门在中国权力结构中的地位和重要性。外交与国内政治和国内政治需要密切统筹、合理规划、相互支持的“两个大局”。但今天中国的问题是，名义上掌管国家外交事务的外交部，却缺乏在政府系统内部进行有效地跨部门协调的能力。

　　其次，大国外交需要理性、更需要个性。而且追求确保国家利益方案的决心和意志也至关重要。好的外交政策是对国家利益高度敏感、准确定位并及时回应的政策。

　　第三，中国的媒体和舆论应该表现出应有的责任和专业性，既不是陷入“外部阴谋论”的自我躁动，更不是简单地为了市场而只发表“抓眼球”的报道。媒体也要转变意识，做理性、积极、前瞻的媒体，对中国人的对外心态做出或鼓励或摈弃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