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诉你一个真实的马伟明 ■施昌学 刘迎军
|
|
|
|
马伟明，海军工程大学教授，海军少将军衔，国际电器工程青年科学家，34岁被破格晋升教授，38岁成为博士生导师，41岁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他说：“我是做学问的人，不适合当领导。”
10年前，组织上到海军工程大学考察干部，一位领导和马伟明谈话，要言不烦，直奔主题：你是人选之一，你要愿意，可以先任命为副校长。你考虑考虑。
海军工程大学是正军级单位，副校长是副军，而当时马伟明才40岁，这等好事还用考虑吗？首先感谢组织上的信任，然后说几句就怕自己能力不够，挑不起这副重担之类的谦虚话，心里偷着乐呗！可马伟明就是马伟明：“报告首长，我是个做学问的人，不适合当领导，也当不好领导。”
看他那认真样不像是故作谦虚，莫非他真的不适合当校长？组织上进一步调查了解，结果大多数人认为他当校长有利于引领学术风气。组织上又来征求意见：“你还可以考虑一段时间。”他的回答仍让人大感意外：我已经考虑过这个问题了，我真的不合适。
马伟明自己关上了进官场的门。有人背地里说他是“天字第一号傻瓜”。
他的想法并非一时冲动。当年马伟明在参加研究生面试时，张盖凡老教授给他出的第一道考题是：“研究生毕业后三条道，当官、发财、做学问，你选哪一条？”马伟明的回答是：“终身做学问！”当时谁也没把他的这个回答当真，只是暗笑老教授“迂腐”，越是这样关系到个人命运的选择题，学生越容易骗老师。谁要回答升官发财，你还收他吗？然而，马伟明没有耍滑，他说的是真心话。马伟明没入官道，而在一年后的2001年，41岁的他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在当年616位院士中，他是最年轻的一个。
问他为啥拼死拼活？他说：“就是因为我愿意。”
马伟明的科技成果多是原创性的。是他，解决了多相整流发电机系统固有振荡的世界性难题，在世界上首次创立了三相交流和多相整流同时供电的基本理论，研制出世界上首台双绕组交直流发电机，等等，有多项成果属于“世界首创”或“国际领先”。他因此两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四获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先后获“中国青年科学家奖”、“国家发明创业特等奖”以及国家“十大杰出专业技术人才”、“当代发明家”等荣誉称号。
取得如此突出成果，对国家和军队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央和军队媒体的数十名记者前来采访，好不容易才把他从实验室里拉出来，他看了一下提问单，其中有个问题是：“你拒绝当官，而情愿没日没夜地搞科研，到底为什么？”他回答说：“有人说我不愿当官是为了出名，立功，获奖，当典型，这都是扯淡。老实说，得了什么奖，登了什么报，我真的搞不清。硬要问我为什么，一句话，就因为我愿意。”这一句话是他回答类似问题的“标准答案”，对他的亲爸也是如此。
2007年，马伟明的父亲被查出患上了早期胃癌。老爷子从江苏扬中市老家奔着当院士的儿子到武汉治疗。然而，整整一个星期，马伟明除了吃饭睡觉，成天猫在实验室里，似乎就忘了家中还有一位等待住院手术的老父亲。这天，听说儿子中午就要出差，老人家急了，直接闯进实验楼。电力电子技术应用研究所刘德志教授见状，立即把老人家让进自己的办公室。“你问问马伟明能不能腾出5分钟时间。”老人家气呼呼地盯着刘德志：“我就跟他说三句话。”刘德志不敢怠慢，立即把正在布置科研工作的马伟明找来。“我马上就要去机场了，”马伟明向父亲赔着小心：“咱俩回家边吃饭边说吧。”“你听明白了，”老爷子指着马伟明吼道：“我之所以找到办公室来，就是不想当着媳妇和孙子的面说！”“您不是来治病的吗？”马伟明一边收拾文件资料，一边劝导老父亲：“等病治好了再谈吧。”老爷子一听儿子还是不想跟他说话，顿时火冒三丈：“马伟明，你上不管老下不管小，家里什么事都不闻不问，是挣了多少钱，还是得了多少利，你为了谁像着了魔一样成年累月拼死拼活地卖命？”“啪！”没容老爷子再往下嚷嚷，马伟明把文件夹往桌上一摔，说：“不要再跟我说给谁卖命的话！我干的所有事情，没有哪一级组织、哪一级领导硬要求我干，命令我干，就因为我想干，就因为我乐意干!”“好！你干你愿意干的事去吧！我到上海去动手术好了。”一看这对父子拧开了麻花，刘德志等人赶紧出来解释：“您老手术的事，马院士早都安排好了，就等床位，您就等两天住院，安心治病吧。”老爷子其实不是为住院的事生气，因为马伟明也已告诉他了，他今天闯到实验室来，本意是要劝儿子不能只顾工作而不顾身体，你看他1.74米的个头，才55公斤的体重，瘦得像根豆芽，心痛啊！
他对洋权威吼道：“你不懂，我可以教你！”
上世纪末，我国制造的军舰被人戏称为“八国联军”，因为许多关键设备是分别从多国进口的，其中被喻为“舰艇心脏”的电机进口于某国的一家著名公司（以下简称E公司）。然而，E公司提供的第一套发电机系统在试运行时就发生了重大故障。马伟明和老搭档刘德志教授会同有关部门的专家在事故鉴定中，得出结论：引发故障的直接原因是发电机某部件设计不合理与制造质量不合格。一场国际官司在所难免，可人家是全球电机研制权威，会承认你的事故鉴定吗？然而，打官司不是打嘴仗，而是拼证据。马伟明说：“我们必须从理论和实际两方面找出足够的证据来。 ”
证据在哪里？在严谨的科学实验中。马伟明组织人员按1∶1做出故障设备仿真模型，夜以继日展开一系列试验。为了检测其制造质量，他找到E国的制造工艺标准，逐项逐项进行对照。还邀请本校振动噪声专家施引教授、结构力学专家王安稳教授、材料力学专家王德石博士等共同会诊，反复进行电脑模拟仿真……终于从各方面掌握了铁证。就在马伟明的故障论证研究接近尾声时，从北京传来指令：以马伟明为首席专家组成中方代表团，与E公司代表团展开谈判。
E公司的谈判代表团10个人，8个是具有总设计师、总工程师头衔的资深专家。其首席专家一到故障现场，不问青红皂白，便一口咬定是“中国人操作不当”，高傲得近乎蛮横！马伟明不慌不忙，逐条论证其设计上的重大失误与制造工艺的明显缺陷。对方似乎不想跟你论理，只是矢口否认，把头摇得像拨浪鼓。“那么，请您提供设备的结构设计图，我们一起来分析。”马伟明要来真格的了，他用手指着图纸的一角：“请问，你们的端部设计经过力学计算吗？”“计算过。”“那就请把你们的计算结果拿出来。”对方拒绝了马伟明的要求，以教训的口吻说：“这属于另一个技术合同范畴，没经协议拿到报酬之前，我们是不会公开计算结果的。”
此时，马伟明已是怒火中烧，但他还是忍住了：“你们算没算我不知道。但我们计算的结果是，你们的发电机端部共振频率与柴油机机械共振频率相近，这是造成故障的主要原因。”看了马伟明拿出的数据，对方首席专家愣了一下，但故作镇定地问：“请问你们是如何计算共振频率的？”马伟明随手写出一个公式递了过去，对方不经意地瞅了一眼，便指责马伟明的公式是错的，而另写了一个公式。谁对谁错？刘德志翻开一本该国出版的教科书查看，证明弄错了的是对方首席专家。“这是电机学的基本常识，你们国家出版的教科书上也是这样写的。”马伟明说的不动声色，而对手的脸红了。他们低估了中方的实力，没料到眼下这位身材瘦小甚至有些羸弱的年轻人，会运用众多学科领域的理论来支撑他的结论，让对手无法招架。E公司首席专家坐立不安，热汗浸湿了鬓角。突然，他将手臂使劲一挥：“马博士，既然你已经分析出故障原因，还要我们来中国干什么？顺便说一句，你的理论太离奇了，我们听不懂！”言罢，夹起皮包要走。马伟明见状，一股热血直冲头顶，他再也无法遏制怒火，双眼圆睁，直视对方，一字一板地吼道：“先生，我们是在讨论科学。你不懂，我可以教你！”对方顿时惊呆了，马伟明接着厉声道：“再加一句：我分文不收，免费教你！”
这一下连我方代表团的人都惊诧不已，这未免太不礼貌了吧？何况我们有求于人家呀！可要没有他这一通怒吼，对方说不定当时就走了，等你再低声下气地去求他哩！
最后的结果是对方老老实实认可了中方的鉴定结论。谈判取得了胜利，但马伟明一点高兴不起来，对手凭什么如此傲慢？凭什么蛮不讲理？因为他们在科技上胜人一筹，是国际动力设备巨无霸，自认为你离不开他。
“没有科技的强大，中国就谈不上真正强大，而科技的强大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唯有靠中国人自己奋发图强。”马伟明说。
“这项发明的知识产权属于中国。”
又是外国公司，而且是称霸全球的跨国公司。1997年，该公司（以下简称M公司）为中国生产的第二套12相发电机整流系统在工作电压范围内遭遇“振荡”。这个问题不解决，整个产品等于一堆废铁。你产品不合格，我不接收，退还定金；误了工期，你付违约金。理论上如此，但实际上没那么简单。这套设备是为我某大型装备配套的，而12相发电机我们当时制造不了。人家就是掐你这根筋，竟然没有做先期稳定性试验。
马伟明出马了，与中方验收装备的专家组一起，要求M公司做振荡试验。当难以抑制的“低频振荡”像幽灵一样附身发电机整流系统时，该公司从上到下顿时方寸大乱。他们临时抱佛脚，紧急约请其国内著名专家会诊，然而折腾了好几天，白忙乎了。山穷水尽，他们不得不低下了高傲的头颅。一夜之间，中方专家组的待遇全变了样。住宿，被请进了高级宾馆，出行，配备了高级轿车，吃饭也不要自己掏腰包了，每日宴请不断。从电机公司老板直到公司总裁，都对来自中国的年轻教授马伟明博士表现出无以复加的尊重。双方的谈判在看似十分轻松友好的气氛中重新开始了。马伟明的发言毫不客气：
“我的导师早在1989年就曾提醒贵公司注意‘低频振荡’问题，我本人随后到此验收第一套系统时，也发现并敦请贵公司切实研究解决‘低频振荡’问题。但令我感到吃惊和遗憾的是，八九年过去了，作为一家世界顶级的电力设备跨国集团，贵公司对这个问题的研究竟然毫无进展！”
M公司此刻已无心顾及面子问题，更焦虑的是公司的利益。如果“低频振荡”隐患不解决，一旦中方要求退货和索赔，那损失的将不仅是巨大经济利益，而且是损失不起的商业信誉。
“马博士，在您看来，我们的设计问题出在哪里？”M公司首席谈判代表绵里藏针，反守为攻。如果中国人也破解不了这个难题，那么就有讨价还价的余地。马伟明直截了当，一语破的：“关键性的两个参数不对，比值选择失当。”“应当如何修正这个问题？可以请教您吗？”M公司的高级专家态度十分谦恭。马伟明淡淡一笑，对方察言观色：“看来，您已经掌握了解决振荡问题的技术。”“是的。”马伟明随手在一张便笺上写下两道公式，十分大度地交给了对手。如此重要的国际谈判，怎能轻率地将自己的护身法宝拱手送给对手呢？马伟明失策了吧？是的，一般来说不应如此，但在当时他不得不如此。国内有关决策部门作出决定：“由马伟明协助M公司现场解决问题，以确保我方整体工程进度。”
且说M公司拿到马伟明写出的两道公式，如获至宝，连夜组织高级技术人员展开会战。第二天早晨，M公司的首席谈判代表便意味深长地告诉马伟明：“马博士的方法与我们的思路是一致的。”这是想过河拆桥呵！马伟明不动声色地说：“既然如此，那我们之间就没有必要再谈判了。”
谈判中止不到两天，M公司的会战搁浅了。这时，他们才领教到了马伟明的厉害：他给你指出了解决问题的路径，却并没有把他的核心技术告诉你。这就好比他给了你一个处方，却只开出了哪几味药，而并没标注每味药的剂量。M公司再度恳请马伟明指点迷津，马伟明态度十分坚决：“事关我国知识产权和我的发明专利，不达成协议，我无权向贵公司继续提供帮助。”难道中国已有这项发明专利？M公司的技术人员很快就从英国出版的世界专利索引权威刊物《DERWENT》上得到了证实。在“带整流负载的多相同步电机稳定装置”的发明专利条目下，明确无误地标注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军工程大学。”马伟明作为第一发明人，其大名赫然在目。
“如果能以您的发明专利帮助我们解决振荡问题，我们愿意向您本人支付相当于贵国人民币150万元的现钞作为酬劳。”M公司想与马伟明进行私下交易。150万元可不是小数目，马伟明的回答却让对方无话可说：“专利技术转让是有价的，但是否转让，要多少钱，不是我关心的事。因为这是一项职务发明，其知识产权不仅属于我，更属于中国。”M公司别无选择，只有老老实实购买中国的发明专利。
让他去医院休养，可他输完液就偷着跑了。
刘德志教授与马伟明搭档21年，在他的眼里，马伟明是个走路像跑步一样的人，一个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跑马拉松的人。海军首长和学校领导不担心他出不了成果，最担心他的身体。他从来没有节假日，每天在实验室要工作十几个小时，一天只能睡几个小时的觉。早睡晚睡都那么回事，入睡难，醒了再睡更难。他有严重的失眠症。2008年秋天，他连轴转了几个月，感冒咳嗽也伴了他几个月。腰扭伤了，站不能站，坐不能坐，仍然坚持躺在实验室指导大家做研究。直到年前成果鉴定会开完了，他才肯上医院。学校为他在武汉最好的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预约了高级病房，要他全面体检并住院休养。西医浑身查了个遍，除了胃病，没发现其他毛病。但中医一号脉，说他脉相非常糟糕，全身都是病。最后会诊的结论是“极度的疲劳综合症”，可他一天没住，每天到医院输完液就偷跑回实验室了。坚持了不到一个星期，连输液也不去了。理由是“太浪费时间，还白花一笔病房费。”时间对他来说太宝贵了。遇到这种人，神仙也没法，总不能把他用手铐铐到病房吧！话又说回来，作为一名院士、研究所所长、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973科研项目首席科学家，他肩上压着N副重担，能安心休养吗？要他休养，最好的办法是为他减负。刘德志一笑说：“可这个办法对他不起作用，他承担的课题大部分都不是国家和军队指令性课题，是他自己揽来的项目。”不怕你会揽，不给你经费，做得起来吗？“没有经费，他自己找。”刘德志举例说，他要做一个综合电力技术大型装备的课题研究，这样的研究项目国家即使投资预研，也给不了多少科研经费，而相关科研院所和生产企业拥有雄厚资金，却往往又找不到合适的课题。于是，马伟明把他们请上门来谈合作：你们投钱我来做研究，出了成果三方共享。首期投资多少？1.5亿人民币！但课题的高技术含量和潜在的巨大经济效益令合作方怦然心动，三方一拍即合，1.5亿元研制经费很快筹齐了。另外，只要是他看准了的课题，即使无人投一分钱，他也会自掏腰包硬着头皮往前闯。5年前，他瞄准一项国际前沿尖端技术，却没有经费支持。马伟明犟劲十足：“砸锅卖铁也得干！”他自筹资金，率领实验室一帮青年专家埋头苦干3年，研制成功了小型样机。2008年岁末，包括7位院士在内的80多位知名专家来参加成果鉴定会。“震撼！”刘德志满含热泪地说：“这是我在现场听到最多的两个字。”为啥震撼？因为他的思路是全新的，是世界上前所未有的，自投资金3年就拿出了成果。
面对重大项目资金缺乏的困难，马伟明犟着劲撂下狠话：“哪怕借贷举债，我也要尽快把它干出来！如今，两年多过去了，他们又取得了重大突破性进展。”
他为恩师张盖凡塑了一尊铜像。
有人说：“马伟明要是把他那怪异性格和倔犟脾气改掉，就完美了。”刘德志说：“那就不是马伟明了。”年轻人跟着他干，特有成就感，可有时又感到特别扭特委屈。有时他会为一天多报销一张20块钱的出租车票让手下难堪，火刺刺地质问：“为什么不好好计划把该办的事一趟办完？”他心痛的是被你浪费的时间，而不是那点钱。和当初科研经费捉襟见肘的情况相比，马伟明现在发愁的主要是时间太紧。
他这里有吸引力吗？不仅有，而且很巨大。首先是有为强国强军而拼搏的目标，其次是有实现目标的条件，最后是他马伟明从不亏待人。跟着他一起走过来的骨干，人人都提前晋级并多次立功受奖；他想节省集中财力干大事，但给手下每月发课题津贴绝不吝啬。都说他严谨得不近人情，倔起来六亲不认。
张盖凡老先生是马伟明的恩师，可以说没有老先生就没有他的今天。当年招研究生时，是张老先生力排众议，将马伟明招至麾下。研究整流系统稳定装置时，张先生是掌舵人，马伟明是技术负责人。在准备召开鉴定会的前一天下午，老先生突然想到有一个工况没有做试验，建议再做一下。这一做，不料整个线路却意外失常，全乱了套，直到晚上6点半也没有找到原因。马伟明急得满头大汗，大家七嘴八舌分析原因。马伟明一下火了，大声吼道：“别吵了！都给我走！全是你们左一个主意右一个主意闹的。”他这一顿火，把老先生抢白得满脸通红，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刘德志见状，拉着老先生和大家一起走了。刘把老先生送到家，返身回到实验室，不声不响地协助马伟明进行调试。又是两个多小时过去，故障终于排除了，一切恢复正常。这时，刘德志才和风细雨地开导马伟明：“你跟我们大叫大嚷都行，但老先生这辈子有哪个学生敢跟他发火？”此时马伟明仿佛才从梦魇中惊醒，急问：“教授呢？”“回家了。”马伟明说：“走，到教授那儿去！”走进教授家，只见老先生一个人黑灯瞎火地坐在书桌前抽闷烟。刘德志抢先一步上前拧开了台灯，示意他赶紧向老先生认错。此时马伟明心里十分感谢老先生，因为老先生挑刺，让他消除了稳定装置存在的隐患，提醒他要严谨再严谨。可从这头“犟驴”口中说出来的话却是：“教授，刚才我和刘德志把原因找到了，从头至尾全调好了，您放心。”师徒如父子，老先生知道这就是爱徒的认错方式，站起来舒了一口气，说：“一起吃饭吧。”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过。2001年岁末，在海军为新科院士马伟明举行的庆功大会上，他转身把获得的鲜花转送给了坐在主席台上的张盖凡先生。
2003年6月，张老先生与世长辞。半年多的日子里，不论谁当着他的面提及老先生，他都会失声痛哭。此后每逢春节、清明和老先生的忌日，他都要去墓地祭拜。在他领衔的电力电子技术研究所实验大楼前的草坪上，矗立着盖凡老先生的铜像，这是马伟明筹资铸塑的。这尊铜像，寄托着马伟明对先驱、对恩师、对师范、对传统的尊重与怀念，以鞭策自己，激励后人。铜像无语，但人们却分明听到它在重复古人的一句话：建非常之功，需非常之人。
本文照片由海军工程大学提供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