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政权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政权，是中苏世界革命主张的保护对象。朝鲜战争爆发以后，苏联空军支援中国志愿军，是斯大林的一个承诺。在朝鲜战争爆发的初期，斯大林希望中国军队能够介入，已解密的材料表明，他在通过苏联大使罗申转给周恩来或毛泽东的电报中称：“我们不清楚，您是否已决定部署9个中国师在朝鲜边境。如果您已做出决定，我们准备给您派出一个喷气式歼击师——124架飞机，用于掩护这　些部队。”杨奎松在其所著《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里还综合解密材料：斯大林甚至慷慨表示，一旦中国的飞行人员掌握了这些飞机，这个飞行师以及已经在上海担任防空任务的另外一个飞行师的所有装备，都可以移交给中国方面。这是斯大林请求中国出兵提供的前提条件。

　　中国出兵与否的军事讨论部分，有无空军的支援甚为关键。中美双方在此项对比上，最为悬殊——正如麦克阿瑟所言：“我们的基本上无敌的空军具有随时可以摧毁鸭绿江南北的进攻基地和补给线的潜在威力。”如果没有空军支援，中国进兵，甚或国内亦将难保。

　　对苏联解密材料占有最多的研究者沈志华教授分析：“中国是否同意出兵援助朝鲜的问题，是中苏结成同盟以后斯大林与毛泽东之间发生的一件最重大的事情，也是对中苏同盟的第一次重大考验。”这个考验最后戏剧性集中于苏联是否提供空军支援。那一时刻，周恩来与林彪赶赴苏联，与斯大林在黑海别墅会谈，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希望斯大林能够实现诺言，提供空军支援。其结果，研究者李海文和张希描述：会谈结束后，斯大林与周恩来于当晚(1950年10月11日19 时)联名致电中共中央通报了会谈结果，因苏联空军目前尚未准备好，暂时无法出动，故决定中苏均暂不出兵。其主要根据是：苏联空军须待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后才可出动支援志愿军在朝鲜作战。

　　这个结果当然令人震惊。要理解其间曲折，则须回到中苏关系的历史逻辑结构之中。

　　“二战”后苏联在亚洲利益的保障是《雅尔塔协定》，因此利益所系，沈志华在其《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一书里描述当年的关系结构：“斯大林对华政策的主要对象是国民党政府，重点在于保护和实现苏联在中国东北的利益，而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革命则是苏联外交斗争中的借用力量。”问题是，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最后取得了中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并建立了新中国。这时候，苏联在中国东北的利益——长春铁路和旅顺口、大连保证的苏联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面临调整。毛泽东第一次访问苏联，在长达两个月艰苦的谈判后，终于将其权益归还中国。《毛泽东传(1949～1976)》甚至评论两国为此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意味着：“它同一百多年来旧中国在屈辱的条件下与帝国主义列强所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形成十分鲜明的对比。中国人真正站起来了！”

　　那么，在失去了中国利益后，斯大林如何考虑苏联在亚洲的利益呢？沈志华分析：“斯大林改变了以往在亚洲保持沉默和守势的立场，决定在远离欧洲这一‘冷战’中心的朝鲜半岛采取军事行动完成朝鲜统一，从而扩大苏联在这一地区的势力和影响。同时，这个决定也是为了迎合金日成统一朝鲜民族的革命要求。” 由此，作为内战的朝鲜战争爆发无可避免。但是，美国政府迅速介入战争，使之扩大……而这并不在斯大林的预判里面。

　　这时候，中国是否出兵至为关键；而这个关键问题的解决，最后又集中到了苏联是否出动空军支援。

　　斯大林决定放弃。这是一个单纯甚至是无可奈何的退让？并非如此。

　　在中国/苏联关系结构观察，沈志华推演这个时刻可能的演变：“中国出兵朝鲜虽然不是为了满足斯大林要求，但毛泽东不可能不考虑到苏联因素……斯大林通知中共中央，要金日成到中国东北组织流亡政府。这样，一旦战争扩大，中国东北就会成为中美之战的战场。毛泽东当然会考虑到，如果美国跨入中国境内，斯大林便极有可能根据《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派几十万苏联远东军进入中国东北援助中国作战。毛泽东不会忘记，1945年斯大林就是对日作战出兵中国东北，从而迫使蒋介石签订了损害中国主权的城下之盟。毛泽东也不会忘记，新中国领导人在东北问题上与苏联进行了艰苦谈判，中苏新条约规定苏联归还长春铁路和旅顺、大连是‘虎口夺食’逼出来的。因此，一旦让战争扩大到中国境内，而苏联再次出兵东北，那么，这一地区不是被美国占领就是被苏联控制。就是说，无论战争胜败如何，中国都无法保证对东北的主权不受损害。”

　　毛泽东如何破局？这当然需要站在中华民族利益的高度来思考与决策。无论是中国/美国，还是中国/苏联关系结构，中国的国家利益都已到最为紧要时刻。

　　在接到斯大林与周恩来联名电报后，毛泽东致电高岗、彭德怀来京讨论，结论是维持出兵不变；这一决定传至苏联后，斯大林再次表示：苏联将只派空军到中国境内驻防，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后也不准备进入朝鲜境内作战。这时，毛泽东再次电告彭德怀与高岗，要求他们回到北京再次讨论，结果仍是：出兵！

　　所有困局，因此破解。之后，战争结束，中国的国际地位以及工业化之道路，由此确立。中国的国际主义处理国际国际关系的方式也由此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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