辅仁大学

　　溯源

　　“七七事变”后，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刻，北平和沿海城市的国立和私立学校，纷纷向内地和西部转移。只有少数学校在勉强维持，这其中就包括有天主教背景的教会学校辅仁大学。在沦陷区内，他们遵守三原则：行政独立、学术自由、不挂伪国旗。一些知名教授从日伪进驻的大学转入辅仁大学，抗战期间，辅仁大学也经历了新的发展。曾任辅仁大学史学教授的朱师辙称，“辅大同事以有陈(垣)、沈(兼士)，颇事镇静”。在整个抗战时期，辅仁大学在沦陷区独存，而且成为唯一不悬挂日伪国旗、不读日伪所编旨在进行奴化教育课本的高校，这和全校师生的坚持特别是校长陈垣的坚持不可分割。

　　民国26年来，我们学校已有8年不行开学典礼，因我们处在沦陷区，国旗拿不出来，国歌亦唱不响亮，甚至连说话都要受限制，为了避免一切不必要的麻烦，以往的八年是在不动声色的黑暗世界中度过来的，从昨天日本投降签字起，世界的永久和平已经产生，光明的新时代已经开始，所以八年来解放后之第一次开学典礼，是特别值得庆祝的。

　　———陈垣在1945年9月3日抗战胜利后首个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定阜街

　　王府花园新添学府建筑

　　陈垣当时应是站在定阜街上那栋中西合璧的建筑内发表这番演说的。20世纪20年代末，随着学校的发展，原来的校舍已不够实用，校方决定在西院即涛贝勒府花园西旁空地上增建一栋主楼。

　　1929年11月13日，新楼举行开工典礼。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孙邦华教授介绍，“主楼图纸由著名比利时本笃会艺术家按照中西合璧思想设计。那是一栋宫殿式建筑，除了东西南北四个角楼以及中间大门为三层楼外，其余都是两层楼。楼顶有绿色琉璃瓦，每一扇玻璃窗都是雕花木框，所用的砖都是浅灰色水磨砖，看起来平滑如光。1930年9月竣工，当时被认为是北平三大建筑之一。大学部迁入此楼，原有校舍拨给男子中学使用。这栋楼有500多间房，除了办公室、图书馆、实验室外，还有多间教室，可容纳学生800多人。宿舍能容200多人，大礼堂可容纳1000多人”。

　　孙邦华称，“天主教大学遍及世界各地，但由罗马教廷直接设立的大学只有十几所，亚洲仅辅仁大学”。随着20年代以来全国规模的“非基督教运动”和“收回教育权运动”的兴起，中国各教会大学在1927年前后开始适应天主教“中国化运动”和基督教“本色化运动”的趋势，遵照教育部章程，推中国人做学校董事长和校长。1929年，辅仁大学董事会改组时，张继被推举为董事长，董事会聘请陈垣为校长。

　　1933年，外来资助主体由美国天主教本笃会转到德国圣言会，这次转变对辅仁大学意义非凡。学校办学资金有了保障，校舍扩建，图书馆和实验室建设得到较快发展，办学规模不断扩大。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因与美英宣战又派宪兵接管了燕京大学和协和医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古籍所陈垣研究室主任周少川称，“辅仁大学因和德国圣言会的关系得以幸免”，当时还有一所高校中国大学，则在校长何其巩的周旋下极力维持，直到抗战胜利。这两所私立大学是抗战期间在日寇统治下硕果仅存的坚持独立办学的高校。抗战胜利后，南京国民政府即将辅仁大学、中国大学与后方大学一同对待。

　　沦陷区

　　惟一不奴化教育的高校

　　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陈垣先生之孙陈智超告诉记者，“辅仁大学由于罗马教廷和天主教圣言会所在的德国和日本的同盟国关系，校务活动并未受到影响”。北平沦陷后，辅仁大学奉国民政府教育部密令，仍然维持现状，充分利用有利的国际关系，延续民族教育，并联络平津其他国际性教育团体，到四十年代初，辅仁大学中外人士鉴于国际局势更险恶，预感美国和日本的冲突不可避免，因此美籍教职员陆续撤退，逐渐由德籍人士替代。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一夜之间，在京的燕京大学、协和医学院等教会大学都被日伪接收被迫停办。辅仁大学没有撤走的美籍教职员也全部被拘禁到设在山东潍县的集中营。曾任辅仁大学史学教授的朱师辙称，“辅大同事以有陈(垣)、沈(兼士)，颇事镇静。”在整个抗战时期，辅仁大学在沦陷区独存，而且成为唯一不悬挂日伪国旗，不读日伪所编旨在进行奴化教育课本的高校。

　　1938年5月，日伪政府强迫北京全市悬挂日伪国旗，并强令群众上街游行，以示庆祝。辅仁大学及其附属中学坚决拒绝。长期担任陈垣先生助理的刘乃和在《励耘承学录》中写道，“日伪震怒，强令辅仁大学附属中学停课三天，并多次派人找校长陈垣。陈垣回答，我们国土丧失，只有悲痛，要庆祝，办不到。”坚决不挂旗，不游行。周少川称，“当初敌伪一直动他的念头，希望找他出去做事。陈先生拒不见客，要他参加东洋史地学会，他拒绝。要他出来担任当时敌伪最高文化团体，大东亚文化同盟会会长，他也坚决拒绝。这是很不容易的。”

　　还有一个经常被提及的例子，当时日本有个学者来找陈垣，说是受人所托，希望陈垣题几个字，陈先生写的是曹子建的一首诗：煮豆燃豆箕，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那人拿了就走了。等那人走后，陈垣回到书房，学生柴德赓问，这首诗题得很好，但是叫他怎么拿回去呢？陈先生说，就是要他拿回去，我们对这些人一点不能妥协。我们说的话，他们回去可以造谣。但写在纸上的东西，他们就没办法了。不能有半点客气。

　　兴化胡同

　　八年不出门潜心钻研 

　　从定阜街到兴化胡同13号很近，走路大概两分钟。陈智超介绍说，“当时兴化胡同13号是兴化寺街5号。陈垣在北京住过很多地方，1939年之后到1971年去世，他一直都住在这里。”陈垣在八年期间几乎闭门谢客，那是一个两进的院子，如今枣树长得依然很好。每天到学校从事教学和写作，谢绝其他一切活动。历史学家郑天挺在1945年回到北平时去看望陈垣。临别之时，“陈老环顾街上，怆然说道，我八年没有出门了”。

　　在这段时间内，陈垣撰写了7部专著，10余篇论文，这一时期的史学思想和史学方法较之以前也发生了很大改变，一改纯考据史学，提倡顾炎武的经世致用之学，阐发中国历史上的爱国主义传统。被认为是“抗战学术”成果之一的《明季滇黔佛教考》，1939年开始撰写，1940年完成。主要写清初西南遗民避清逃禅的活动，但是书名还是用“明季”，表示这些明亡后而逃禅的遗民，并非向佛，而是一种抗清行为，时刻不忘恢复“故国”。陈寅恪先生在给书作序的时候，点明了作者的意图，说陈垣在日伪包围之下，未尝附和汪伪政权。陈寅恪讲了一个《世说新语》中的例子，又说在自己离开北平前往西南的三年中，“天下之变无穷”，“先生讲学著书与东北风尘之际，寅恪入城乞食于西南天地之间，南北相望，幸俱未数新义，以负如来。”当时，很多西南(联大)的朋友看过之后十分感动。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曹燕 本版摄影/本报记者 李飞

　　日本老师课上不谈政治

　　■ 民间记忆

　　●来新夏，史学家，南开大学教授，1942年进入辅仁大学，1946年毕业

　　1942年，日本人细井升为校务长首席秘书，并设立日本语言文学系，兼任附中学监，派到学校的日籍教师增多。当时日本人都是以教授身份参加，都是中国通，用汉语上课。我们历史系的考古专业，是日本老师上课，但在课堂上不谈中日关系。德国人主持下的天主教会，他们总要给点面子。我们学生信仰自由，不强制，我就没有宗教信仰。外国人都是神父，我们历史系的《世界历史》就是神父用双语教学。

　　我们男生宿舍楼在学校对面，据说是三十年代中期盖的。它以当时校务长的名字命名为穆尔菲楼，后改称为第一宿舍。这个宿舍装有冷热水管，抽水马桶，冬天有暖气炉。当时北平很多学校成为敌伪大学，燕京大学好像随时要关门。辅仁大学的师资力量等各方面都不错，当时学生都很用功，政治活动一般不太参与，即使有也很隐蔽，大家觉得有个安身立命的地方学习就很好。我大学期间得的奖学金，也是没有政治性的奖学金。三点一线，很单纯。

　　陈垣与“孔子开运动会”

　　1942年，辅仁大学举行返校节运动会，当时陈垣按照惯例致辞，当他发现参加运动会的人中，有为政府官员和日伪做事的人，有战败投敌的人，有投机倒把发国难财的人时，当即讲了一个“孔子开运动会”的故事，抨击了民族败类。他说，孔子举行运动会，来观看的人很多。孔子首先命学生子路拿着弓箭到场外围请参加比赛和参观比赛的人，并说，凡是败军之将，投降事敌之人和贪财好利认贼作父的人，皆不得入内，除去这三种人都可以进场。话说完，一些人就溜走了。孔子又让学生举杯说，在场的人，有没有幼壮孝悌，年老好礼，不随波逐流，一直到死都能修身洁己的人？能达到这样标准的人，请登众宾之位。宣布后，一半的人又走了。最后，孔子说，好学不倦、好礼不变，到老仍能正直不乱的人，有没有？如果有，也请登众宾之位。这个标准一说，留下来的人就不多了。

　　陈垣是说孔子开运动会是有选择的。他巧妙地斥骂了敌伪和卖国求荣的人，教育青年“忠、孝、好学、不从流俗。” 

　　(陈智超，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陈垣先生之孙)

　　陈校长也被称为“国宝”

　　●许振刚，兴化胡同13号居民，1959年为陈垣烧锅炉

　　我当时作为北师大的职工来这个院子，主要是为陈垣校长烧锅炉，冬天有暖气。现在进门左侧的一溜房子是他的接待室、厨房，陈校长住在北面的正房里，里面有很多书，他的助理刘乃和帮助他整理文件。我印象里他很少出门，一般就是北师大开学的时候，他会去一次，有车开到胡同里接他。

　　“文革”中，陈校长没有受冲击，听说他有和毛主席的合影，他也被称为“国宝”。1974年白寿彝住进来，但是他级别不够，冬天没有暖气。1979年他就搬走了。后来这里就成了北师大家属宿舍，最多的时候这个院子住了十户人家。后来这里的正院子又成了辅仁大学校友会。每年9月有校友返校日，会去辅仁大学校园看看。

　　抗战时辅仁学生达数千人

　　■ 名人故事

　　我祖父在20世纪20年代是积极参与政治的，但他对现实比较失望。比如他在辛亥革命时期积极反对清朝的专制统治，反对列强侵略。到北京来做国会议员，当了短暂的教育次长，失望后脱离了政界，转到了文化教育界。和政治界的来往脱离了，抗日战争之前，他希望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这也是一种参与政治。他当时说，现在中外学者谈汉学，不是说巴黎如何，就是说西京(日本京都)如何，没有提中国的，我们应当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夺回北京。

　　他没有离开北平去后方，有各种因素，最重要的原因是，当时很多大学都往南迁，但并不是所有学生都能跟去后方，当时北平只有敌伪大学，那些不能到后方又不到敌伪大学去的学生，就有机会来辅仁大学。当时后方的国民政府也承认辅仁大学的学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辅仁大学是国民政府唯一承认的学校。辅仁大学在抗战期间最多的时候学生有两三千人，集中了一批不能到西南区去又不愿意去敌伪学校的青年。

　　祖父晚年加入了共产党，是经过长期思考的选择。他参加过同盟会，经历过晚清，对北洋军阀很失望，然后是国民政府时期，本来对国民政府抱有希望，抗战胜利后，他又很失望。他经历过很多时代的转变，看到共产党带来的变化，于是决定加入中国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