溯源

　　1937年8月，作为沦陷区的北平(日寇在华北地区的枢纽和汉奸伪政中心)成为我方开展情报工作的重要基地和隐蔽战线的主要战场之一。

　　抗战甫一开始，来自不同系统的情报人员便陆续潜入北平，黄浩情报联络组便是其中之一，为敌后根据地多次输送了大量珍贵的情报、人员和物资等。其他活跃在北平城内的重要情报组织还有平津情报联络站、王定南情报联络组、陈叔亮情报联络组等等。

　　在城外，京西妙峰山虽被日寇占据，但山脚下的涧沟村却正是交通线上的重要节点。

　　时隔几十年后，在车流熙攘的新街口一带，寻找一位抗日情报人员当年的住处并非易事。簸箩仓胡同只是一条普通窄巷，两侧的许多院落显然已经过多次添建和改造。13号院门口一位刘姓老人明确表示：“这里就是老6号！”

　　刘先生现年70岁，抗战期间正出生于这个院落当中，但提到如今鼎鼎大名的黄浩，老人却完全漠然：“你说的是我们的房东吗？”他对那位房东的记忆已在抗战胜利之后，而在日本投降以前，黄浩在簸箩仓6号的全部财物已被日本宪兵队劫掠一空，自己人则已在此之前继家人逃离后受命前往上海。

　　从簸箩仓向南，不远处便是百花深处胡同。据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工作人员许赤瑜介绍，这里的明华斋古玩铺，也曾是黄浩情报组的10余个联络点之一。但和胡同中的居民一样，许赤瑜也无法明确指出这家古玩铺曾经的所在。

　　教堂 古玩铺 ……

　　黄浩工作小组的北平网络

　　黄浩是抗战期间我方最早派驻北平城内的情报人员之一。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研究员荣国章介绍，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前夕，北平的知识分子和进步人士就开始大批南下，或者奔赴根据地，而黄浩也正是在这年5月同燕京大学、清华大学的一批爱国青年一起奔向了延安。途经陕西三原时，黄浩一行遇到了彭德怀。

　　彭德怀认为根据他在北平的社会关系和条件留在北平从事统战联络工作更加合适，因此决定仍把他派回了北平。谈起黄浩在北平的社会关系，黄浩之子黄曙明曾回忆，自从1920年前后自广东来北京定居以后，黄浩夫妇先后开办过诊所和挑补绣花工厂、修缮了新街口基督教长老会所办的崇慈小学，不久被选任为该校校长和新街口中华基督教福音堂的长老。

　　早在1939年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社会部，开辟华北情报工作之前，黄浩等先期进入的情报人员已经在悄悄地展开相关工作。黄浩一方面在教育界、工商界、宗教界和广东同乡(黄浩地下工作小组的骨干如李庆丰、叶少青等人即来源于此)之中宣传抗日，并先后设立了包括自己在北平的三处住所和明华斋古玩铺、泡子河李庆丰家、白塔寺中和医院等在内10多处秘密联络点。

　　今代药房 协和医院

　　供应药品完成物资转运

　　当时，抗日根据地受到日寇的严密封锁，物资极为紧缺，除去运输要担负很大风险以外，还需要筹集大量资金。这样黄浩夫妇便把自己开办的挑补绣花工厂的部分收入捐献了出来。不够的部分，黄浩则于1938年春带领叶少青前往上海、香港和自己的家乡广东潮汕地区发动募捐。

　　那时，明华斋古玩铺和新街口教堂都是黄浩与根据地联络站交通员来往的重要接头地点。根据地每次布置黄浩情报组购买药品和医疗器械等，都是以联络商业的名义到明华斋古玩铺交给叶少青，或者以保定公理会教友的名义送到新街口教堂交给黄长老。

　　接到药单以后，黄浩便会向组内骨干分配任务，以挑补绣花工厂与工商界生意来往做掩护，在北平、天津、上海等地的有关西药房或者通过医院有关部门进行采购。比如，“东四牌楼附近的今代药房就曾供应过大批西药”，黄曙明在回忆文章中说，而李庆丰在协和医院的工作更是为他采买西药及医疗设备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贝家花园

　　北平与边区间的中转站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日本与美、英等国暂时没有宣战，所以北平燕京大学的外国教授、美国人开办的协和医院等都成了黄浩情报筹集药品等物资并且向根据地输送的可贵的掩护。”许赤瑜说。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东交民巷法国医院的院长贝希叶。因为教会的关系，黄浩与贝希叶交往已久。贝希叶作为具有相当社会地位的名医，很为日本侵略者所忌惮。黄浩便经常利用贝希叶的私人汽车运送药品和医疗器材，“从贝希叶在东城大甜水井胡同甲16号(今22号、24号)运送到他在西山温泉附近的别墅贝家花园(又称“贝大夫花园”)，然后再由平西妙峰山交通联络站的工作人员转运到根据地”许赤瑜说，“贝家花园因为临近抗日根据地，所以也成了掩护往来人员的一个重要地方。1943年夏天，黄浩从北平撤回边区时，便曾经短暂居住于贝家花园。”

　　燕京大学 马家堡火车站

　　物资转运与抵抗斗争

　　除了重点大批采购医药物资以外，黄浩情报组还曾经向根据地输送了许多其他急需的短缺物资，比如摄影机、小型纺纱机和机器润滑油等。荣国章说，“情报组中的肖田便曾经通过燕京大学教授(英籍教授林迈可)搞到过一批器材，组装了5部发报机运送到了根据地。”

　　搜集、传输信息也是抗战时期北平情报人员向根据地输送的重要内容之一，北平联络站的陈卓毅曾出任石家庄伪代理市长，他利用这一身份作掩护，获取了不少有关日伪军事运输、物资储备、人事变动及内部矛盾等信息。

　　“地下工作人员也直接参与了对日伪的破坏行动。”荣国章说，“比如中共北平铁路工作委员会的成员许言午，他的公开身份是马家堡火车站站长。他联合同志，巧妙利用信号灯，并以铁路电线老化为借口，成功制造了一起列车脱轨事故。乘坐该次列车的日本华北开发株式会社总裁及日军校尉23名和80多名伪政府工作人员在事故中毙命。”

　　1943年8月5日，中共北平地下党的一部电台被敌人破获，黄浩因而暴露。7日一大早，日本宪兵队的两辆大卡车突然停在簸箩仓6号黄浩家门口。黄浩听到急促的脚步声、摇晃铁门声，知道事情不妙。他从卧室出来，跑到东跨院，凭借平日练太极拳的功底，登上房顶，翻墙越过簸箩仓4号后院大门，一口气跑到另一个掩护点——交道口南板厂胡同济生助产诊所，随后取道贝家花园奔赴抗日根据地。

　　(文中部分内容参考自黄曙明《毁家纾难为抗日——缅怀父亲黄浩和母亲王佩芝》一文)

　　■ 从业者说

　　电台发挥功效直至解放

　　●赵敏，男，80岁，门头沟区妙峰山镇涧沟村村民，曾担任平西情报交通联络站交通员

　　我们村里的这个交通站是平西情报交通联络站的一个分站。我做交通员的时候，大概十四五岁。选择我是因为我母亲是党员，还担任着村里的妇女主任，我父亲则是交通站站长粱波的干事。

　　我的主要工作一个是跟着交通站到周边村子里去扩兵(现在叫征兵)，我就给带带路，陪着他们。但更重要的是送信，信件分两种，一是重要文件，一是普通信件，信封上好像也没什么标志，比如插个鸡毛之类的，派任务的人把信交给你时，都交代清楚了。

　　这两种信送法不一样，重要信件一般都要直接送到目的地，普通信件则是沿村转送，就像跑接力一样。当然，交通员是不会打开信看的，送到就算完成任务，至于信里写的什么是一点儿也不知道。

　　我到西边的马家沟送过信，那里当时只住着一户人家，安放着这个交通站唯一的电台。那时，日本人就住在我们村旁边的妙峰山上，离交通站所在的这个老爷庙只有两里地，电台不敢搬过来。日本投降以后，才搬到这儿，在解放战争的时候仍然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 情报系统

　　“社会部”、“城工部”各司其职

　　●荣国章，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研究员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活跃在北平城内的情报系统比较复杂，头绪繁多，主要有四个方面的人员，即中共中央社会部系统、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1941年以前称“北方分局”)社会部系统、晋察冀分局城工部(1941年1月成立，初名“城市工作委员会”)系统和八路军总部系统。

　　另外，其他地区如冀中、冀热察等也有自己独立的人员在北平城内开展地下情报工作，但规模较小。因为涉及到保密的问题，目前军队系统的情报工作开展情况披露得较少。社会部设在北平城内的三个情报联络组的情况也主要是在上世纪90年代以后才逐渐披露出来的，之前则只有一些零星的回忆和记述。

　　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社会部和城工部在北平城内的工作重点略有差别。社会部比较偏重于搞情报传输、物资输送等，免不了要通过当时北平城内的社会上层人士甚至敌伪机关的工作人员来开展工作，所以这个系统的情报人员一般出身较好或者社会地位较高，在北平城内有着良好的社会关系，比如黄浩就是。

　　而城工部的工作重点更偏重于联系组织人员、发展组织关系，进行宣传，发起抗争活动等等。实际上在城工部成立以前，抗日战争爆发不久，“民先总队”就已经在北京开展工作。1938年组织遭到破坏，任队长的孙道临就曾经被日伪逮捕过。1939年，组织曾派人到北平城内，部分恢复了“民先队”的活动，但1940年再次遭到破坏。

　　1941年城工委成立，1942年以后，这个系统的工作才正式恢复起来。这个系统影响最大的是，1943年以后，陆续动员了大批进步青年和爱国知识分子奔赴解放区和敌后根据地，工作成效非常显著。

　　■ 三段论

　　八年情报战对应时局

　　●许赤瑜，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处

　　在抗战八年中，北平的地下情报工作经历了几个明显的发展阶段，而这和不同阶段的时局和战局又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1937年—1939年间，日本占领北平以后，城内的党组织遭到了很大的破坏，这一段时间虽然就已经派出人员进入北平，但相对比较分散，工作也还没有全面展开。

　　比如黄浩，1937年就回到了北平，但起初实质性工作开展较少，更主要的是作为一个伏笔潜伏下来，他真正发挥出重要作用还是在后面。这时期更重要的工作主要还是在城市外围建立据点。

　　1939年，中共冀热察党委和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按：当时还称为北方分局)就在平西地区开辟了四条交通线，这为以后的情报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交通初建时期，这四条交通线还是几个系统共用的，而且情报传输以徒步为主。实际上，从降低风险的角度考虑，不同系统的交通线分开使用才更加理想。

　　1941年1月，城市工作委员会的成立，在原来四条交通线的基础上，城工委又开辟出来另外四条交通线，主要用于人员输送，从北平到河北满城甚至可以坐火车往来，当然，身份还是隐蔽的。而1945年，随着抗日战争进入反攻阶段，根据地不断扩大，离北平城越来越近，所以远通满城的交通线就撤掉了，情报联络站又收回到京西妙峰山一带。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耿继秋 本版摄影/本报记者 李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