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温泉村老年医院大门进去，右侧遗存着几处倚靠显龙山的建筑与碑塔，与纪念辛亥革命时期的滦州起义有关。顺着山势往上爬，顶部有一处“水流云在”的摩崖石刻，为英敛之(《大公报》及辅仁大学创办者)所留。再往西有一个小房子，基座便是日军胄乃城中一碉堡的遗存。现在温泉村里知道胄乃城的人不多，少数年届八旬的老人说起这座“三角城”仍记忆犹新。

　　日军强制村民修建城墙

　　1941年底，日军开始在显龙山上修筑碉堡和城墙，欲与山下原有的据点联成一体。人力强制摊派到周边的44个村子，闫志刚的父亲当时因做买卖抽不开身，11岁的他就顶替父亲出工。各村每天出二十到三十个人力，监工一大早点完名后，人们就分头去干活。闫志刚的任务是随大人去西山拉灰。由于筑城墙要用到大量石头，崩石头和搬运石头的人占了大多数，还有一部分负责将运来的灰和石头砌成结实的墙。

　　日军的修城虽然工程浩大，但基本是桩“无本买卖”。现年80岁的闫志刚回忆，当时除了人力是强行摊派的，所用的砖瓦、石料、木材绝大多数是强行拆除附近各村闲置的庙宇和公产房屋所得。北边的辛庄村有座名为“玄同道院”的古代宅院，据传为明崇祯年间大太监高时明修建的家庙，院内的一座主要的三层碉楼式建筑因墙体石材为青紫色，被当地老百姓俗称“黑楼”。日军为掠取砖石，将其全部拆毁。遭遇同样命运的还有中法大学在温泉村一带遗留的附设学校、疗养院、苗圃房舍等场所。

　　“村民每天从一大早干到太阳落山，从各处拆来的砖石也是由人力一块块先运到山下再背上山”。在这种非常大的劳动强度下，闫志刚说常有人偷懒或逃跑。可一旦被监工发现，代价就是惨重的。年幼的他本来干活就不如成人，但当看到有人因怠工被罚举着大石头站在原地挨鞭子时，他只好咬着牙拼命干。据《杨家庄村简史》记载，三角城开工不久，一个刚到工地的劳工因看不懂炮楼图样，嘀咕了一句，监工听见后用铁锹狠狠地朝那人腿上砍去，劳工当场鲜血直流，但很快又被拉进破庙用棍棒毒打一顿。

　　建成山寨版小紫禁城

　　工程约持续了10个月时间。建成后的三角城给闫志刚留下最深印象的，是显龙山顶四方形的岗楼，日本人特意挂了一块匾额，题名“胄乃城”。“石墙高达3米多，以中山岗楼为顶点，沿着山势向东北和西北向延伸，两道石墙最后与山下一道东西向的大墙相接，构成一个大三角形。因此人们都叫它‘三角城’。”在三角城的另两个角及城墙中段还建有小型岗楼，北边城墙最宽，设有垛口，上面可以走人。东西的两道墙虽然墙体普通，但各开一大门，成为当时连接北京城区和西山要道中的两道关卡。三角城内路北就是日军原有的据点，“日军一个小队驻在温泉中学里，院落外面还修有护城河，再外圈驻的是警备队日伪警察”，它给闫志刚的印象就是一个山寨版的小紫禁城。

　　此前日军已在温泉村设有据点，为何又建这个大型的胄乃城？海淀区党史区志办王宋文说，抗战打响后，在北平西郊、尤其是山后(妙峰山以西)地区活跃着多支抗日游击队。“随着平西抗日根据地日益壮大，八路军的游击队、武工队在‘前山’(妙峰山以东)一带和相邻的平原地区活动频繁，温泉据点的日伪军感到八路军游击队的威胁日益严重。修建三角城是为了防备抗日游击队的袭击，并通过切断交通的方式阻断八路军与当地人联系。”

　　日伪当局为确保三角城据点的安全，破例将温泉附近分属3个行政区域的44个村(一说48个村)实行“联防”。王宋文介绍，“当地村民进出三角城东、西城门，都要出示温泉联保处统一发放的‘良民证’，并对过往物资进行严格攀查”。后来，日伪军以检查是否通共和藏匿军需物资为由，时常对村民勒索。闫志刚记得，村里谁家要拉新摘的果子，在城门跟前先得给把门的半口袋，不然就被没收了。

　　当时日军不光在城内岗楼上放哨，还要求各村老百姓在村口放哨，不管有无危险情况，每天必须4次用投递纸条方式报告岗情。“有一次我值勤时没在意，把几个纸条提前递了，吃了一通耳光，日军见我是小孩才放了。要是大人敢这样‘戏弄’他们，后果可能是枪毙！”闫志刚说。

　　三角城外成日军刑场

　　毙人的地方在“三角城”外面东南的一片洼地。那里曾是储冰的冰窖，日伪时期成了日伪军杀人的刑场，村人称它为“万人坑”。闫志刚有次上小学经过万人坑一带，看见一只狗在一个几尺见方的坑边啃东西，凑近一看发现是被毙的死尸。这一幕直到现在提起都让他毛骨悚然。“当时的生杀大权在联保处，说你是坏人就是坏人。如果不是八路军或共产党干部，一般都有回旋余地。但如果三天内不向联保处交钱赎人，就要被拉出去毙了。”

　　王宋文曾大量翻阅当地村史和走访村中老人，他了解到，当时被日军残害的党员干部和抗日人士不在少数，“有的手段残忍到令人发指的程度”。其中《温泉村史》记载，日军有次外出“扫荡”时在草场村抓到一位姓何的老人，是抗日军人家属。日军把何大爷抓进据点，严刑拷打，把老人的手指用铁丝拧在一起，再用烧红的铁条插进手指缝里转着烙……，老人受尽折磨后被杀害。

　　又有一次，日伪军抓了两个人，被押到“三角城”据点，说他们是八路军的侦查人员。后来拉到“万人坑”杀害，其中一个被害者夜里苏醒过来，自己挣扎着爬到三四里外的白家疃村西头老爷庙，不幸又被日本特务发现后杀害。

　　温泉村的老人们还记得有一个叫李淑琴的八路军女干部，从西山抗日根据地过来到山后一带农村开展工作时，不幸被日本特务抓捕。特务们把她抓进三角城，绑在据点内的一棵死杨树上，酷刑加利诱，想让她说出抗日游击队和抗日政府的活动情况。李淑琴坚贞不屈，大骂日本强盗。有农民还记得当时在夜间听到她被拷打时的惨叫声。她还曾连续几天不吃不喝，进行绝食斗争。后来，李淑琴在当地老乡的帮助下，偷出日本兵的一支手枪，骑着敌人的自行车逃出了据点。

　　解放后，村里人在“万人坑”那里种果树翻地时，曾多次发现人的遗骨。如今，三角城遗留的痕迹越来越少，关于它的往事也逐渐淡出温泉村人的视线。但如同王宋文所说，“三角城中日伪军的罪行，就在那些遗骨的被发现中难以抹灭”。

　　■ 溯源

　　胄乃城 位于海淀区西北部的温泉村，位于京师、宛平、昌平3地的交界处，属于北京城区通往西山以外地区的咽喉部位。1937年10月，日军进占温泉村并在此设立军事据点。1938年起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在平西根据地日渐活跃，日军为了加强防御，切断由西山通往北平城里的秘密交通线，1941年底依托温泉显龙山的地势修建一座呈三角形的胄乃城，当地人多称“三角城”。日本投降后，胄乃城被国民党军队占据，继续用来对抗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解放后，城墙陆续被拆除，如今仅存山顶碉堡基座和小段残墙。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马青春 本版摄影/本报记者 李飞

　　“胄乃城”含义有待研究

　　■ 研究者说

　　●王宋文，海淀区党史区志办公室原副主任

　　日本人取的“胄乃城”名字听起来很怪，因为“胄乃”在汉语里并不是一个有固定意义的词。我曾为此请教过懂日文的朋友，据说日文里有“胄乃”一词，意思是“长子”或“第一继承人”。

　　所谓“胄乃城”，是不是就是“第一城”的意思？不过按当时日本人在中国命名的惯例，一般还应该有明确的中文意思。“胄乃城”的准确含义，有待进一步研究确认。对当地人来说，“三角城”的名字更加形象、好记。现在到温泉村里打听这段特殊历史，说起“胄乃城”知道的人非常少，要是问“三角城”倒有一些人听说过。

　　听村里老人回忆，“胄乃城”建成时，日军还召开庆祝会，特意从城里请来戏班子搭台唱戏。但附近老百姓都不去看戏，戏台下冷冷清清，弄得日本人下不了台。

　　日军暴行在郊区更严重

　　●卞修跃，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日军过去在北京对平民的暴行，往往城区较轻，郊区县更严重。如果放在整个华北地区，或和江浙等地相比，相对要轻微一些，形式上大规模的残杀较少(零星的残杀从来没有间断)，更多的是像温泉村三角城这样的侵占财物和苦力劳役性质。因为在城区，一般不会明目张胆地残杀(南京的情况有些特殊)，在暴行的特点上会隐蔽一些，比如北京的细菌实验。除此以外，日本人当年在长辛店利用战俘和老百姓进行狼狗的活人训练，在残忍程度上已很典型。

　　在城墙根进行秘密活动

　　■ 村民记忆

　　●闫志刚，80岁，温泉村村民

　　三角城截断了村里的交通要道，也就切断了京西和城区的重要通道。如果不拉车，也可以绕着三角城走，但泥塘路既窄又泥，很不好走。晚上，三角城的城门后，山上岗楼里的哨兵也没有放松警惕。有一次晚间，我和父亲拉着一个驮东西的牲口，只好绕着城走。路难走发出一些声音，被哨兵听到了，问我们是干什么的，逮过去后没发现有大问题，最后就给了我们几个耳刮子。三角城虽然给游击队的活动造成极大不便，但也没有堵死，所以秘密活动一般是擦着它的墙根进行。

　　我不知道怎么欠了它的，城墙的两次修建都有我的份。三角城山上的炮楼在日本投降前后，曾被八路军和老百姓烧了，城墙也被毁坏了。第一次日本人修墙时陪着大人出苦力，后来被国民党军队占据后修复城墙又不放过我，又参与了第二次垒墙。

　　三角城周边曾禁种庄稼

　　●腾志清，85岁，温泉村村民

　　在修建三角城时，因为干的活基本是和石头打交道，经常会碰到铤而走险的情况。劳工们在山坡上施工，经常有石头砖块滚下来砸伤人。工人中也有摔下来受伤，甚至摔死的。对于施工中摔伤摔死的，日本人从来不闻不问，而因此缺额的劳工第二天必须由少人的村子如数补上。当新据点要完工时，日本人下令禁止在据点周围种庄稼，当时已是初秋，玉米高粱即将成熟，老百姓忍痛将庄稼割倒，只收了点儿秸秆。此后几年，据点附近的地就一直荒着。

　　解放以后，村里人觉得三角城筑墙的石头既离家近，块儿又大，于是平日里盖房或者垒个猪圈之类的，这家用车推一点，那家过去挑一担，慢慢地就被拆掉了。三角城虽然规模不小，但也在村里人“蚂蚁搬家”的势头面前逐渐蔫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