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王 文黄 飞

　　在整个西方学术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杰克•斯奈德教授被公认为是著名的大国战略学者之一。早在20年前，斯奈德就发现了一套“大国过度扩张”的理论，恰当地解释了大国兴衰的原因。但他在《帝国的迷思：国内政治与对外扩张》等著作中谈论过度扩张理论时，几乎没涉及到中国。近日，斯奈德在北京接受了《环球时报》专访，他认为，中国崛起的目标是维护自己的领土完整，而不是扩张领土，这种政策保证了中国的持续发展。

　　环球时报：在您的代表作《帝国的迷思：国内政治与对外扩张》一书，第一次提到了“大国过度扩张会导致衰弱”的理念，当时您只提到了美苏德日英等国，却没有涉及中国。现在，中国“走出去”的势头也非常猛。在您看来，当前中国的崛起是否也处在“大国的过度扩张”中呢？

　　斯奈德：我书中提到的“过度扩张”概念，是指使用政治或军事手段进行对外扩张时，成本超过了所能得到的收益。军事扩张越厉害，成本就越大。对新兴国家来说，聪明的战略是采用适度的扩张政策。但中国的政策是先发展经济，相对于经济发展，中国的军事发展相对滞后一些，实现政治目标的手段也比较温和。中国崛起的目标是维护自己的领土完整，而不是扩张领土。这种政策保证了中国的持续发展，至今为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当然，现在的确有人担心中国的扩张，比如质疑中国在非洲的发展。但无论如何，中国离过度扩张还很远。

　　环球时报：尽管您这么说，但还是有不少西方学者依然炒作中国未来的军事扩张，尤其是揣测中国海军的发展。

　　斯奈德：这种担心是很自然的，任何思考的人都会这样想。一个国家现在以和平的方式处理国际关系，并不意味着它将来也会这样。一个国家经济上变得更强大时，社会结构会发生变化，持和平观点的领导人可能会失去权力，而有野心的保守派可能会取得权力，这样很可能会有发展更强大军力的趋势。毋庸置疑，中国一定会继续发展军力，问题的关键是中国将如何使用军力。要消除这种猜疑，中国至少要考虑两点。第一，如何将军力转化为维和、介入人道主义危机、打击海盗等各种国际和平用途，这样国际社会才会慢慢减少对中国的担心；其次是中国国内政治如何变化。中国未来的社会政治结构是不是稳定，比如说，是否有一个发展起来的中产阶级、农民进城问题怎么解决、中国未来的国家利益会有什么变化等等。这些国内政治结构都会影响到中国未来的外交政策。人们期望中国不仅有温和的对外政策，更应该有一个温和的政治体系。如果能在这两点上做好，中国的军力发展就一定是和平的。

　　环球时报：如果全球不断争夺能源，或长期陷入经济危机，会把中国卷入战争吗？

　　斯奈德：这种情况在今天发生的可能性很小。今天的国际政治和经济体系比以前更制度化，有更好的管理体系，具有一定弹性、韧性和稳定性，可以更好地应对危机。当前的国际体系已经从以前的国际体系中吸取了很多经验教训，各国之间对经济政策有更多的协商。在1929年美国股票市场崩盘后，各国犯了很多错误，他们实行紧缩政策而没有今天这样的刺激计划，那些措施都让当年的危机变得更糟糕。今天的情况有了很多的改善。

　　中国今天所处的国际体系也比以前成熟了很多，应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能力更强，而且中国经济发展的势头也很好，已经全面地参与到全球治理之中，中国可以通过参与这个体系和与其他国家合作得到更多，所以，中国会成为当前国际体系的支持者。另外，中国的军力不足以支撑对外扩张，中国难以找到同盟来对抗其他强国。日本过去得以扩张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追随希特勒德国，但中国不会找这样的盟友。

　　环球时报：这几年，一些西方学者倾向于认为，中国国内政治和对外政策的关系，有点像俾斯麦当政时的德国以及上世纪70年代的苏联。您觉得这有可比性吗？

　　斯奈德：中国不是上世纪70年代的苏联。中国经济具有很强的活力，而苏联因为体制的局限，当时已经走到了尽头。两者之间不具有什么可比性。同时，我认为，中国也不是俾斯麦时代的德国。不过，中国也可以借那个时期的德国来反思一下，这对中国应对自己所面对的问题也是有利的。值得一提的是，民族主义是中国可以公开谈论的话题，民族主义成了表达意见的一种工具。这有时会让政府为难，一方面，政府需要民族主义以加强自己的合法性，另一方面，有些民族主义者可能认为，政府在推进国家利益方面做的还不够。在当年的德国，曾出现过“卡特尔化”垄断集团，不同的集团有不同的利益。这些不同集团的不同利益诉求使德国有了过多的敌人，比如，海军使英国成为敌人，陆军让法国感到威胁，提高关税让俄国不满意，这种情况使德国的各个集团不得不过度倾于对外扩张。相比之下，中国的利益集团比较单一，对中国的对外政策影响不会有太多负面影响。

　　环球时报：您对中国的分析和展望很有逻辑性。但是，当前有一个现象是，过去几十年，西方学者对中国发展的大判断似乎都被证明是错误的，比如，中国崩溃论之类的。现在，越来越多中国人开始怀疑西方学者的说法了，您怎么看这种现象？

　　斯奈德：学者对未来的研究主要是提示各种可能性，我认为，我们对未来预测的准确性上做的不够好。不过，这并不仅仅是对中国的预测，对许多问题的预测都有这个问题。现在我的基本看法是，一定要把基于价值观的好恶与基于事实的分析分开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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