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可金

　　最近两个月，吉尔吉斯斯坦发生危机后，应吉临时政府的要求，国际社会开始积极介入，联合国、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伊斯兰会议组织、俄罗斯和美国等迅速派出特使，开展了大量斡旋和调停工作。中国在这一危机中的角色十分模糊和谨慎。除了表示将向吉尔吉斯斯坦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中国驻吉使馆和外交部领事保护中心在确保中国公民安全以及安排客机撤侨等方面有所动作之外，迄今为止，中国一直坚持“冷静观察、沉着应对”的方针，采取观望态度。

　　目前当地局势异常复杂和敏感，不仅吉国内各方势力胶着，而且大国关系盘根错节，还有民族宗教矛盾和资源争夺等潜伏着大量的不稳定因素，这一切都令任何一个大国都不敢贸然卷入而引火烧身。这也许是中国外交举棋不定的原因所在。

　　更深刻的根源恐怕还可以溯源到中国长期坚持的不干涉内政原则。中国天然地是远东地区的地缘政治经济大国，周边围绕着10多个小国家。周边国家素来对中国心怀警惕，唯恐中国干涉本国内政。尽管自建国以来，中国一直高举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旗帜，周边国家的顾虑却一直没有消除。因此，不干涉内政原则成了中国处理周边外交的一道红线，让中国外交失去了灵活性。

　　然而，换个角度来看，抛开邻国爆发紧张局势可能造成对中国国家利益的伤害不论，但就邻家有难这一事实来说，总是让万里之外的美国或者其他什么国家奔波而来，中国面对危难而作壁上观，总归也是说不过去的。尤其是随着全球化发展带来的社会流动加速，一国境内的紧张局势如果不能得到及时控制，必将引发对更大规模的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的伤害。吉尔吉斯斯坦不会是唯一的案例，更不会是最后的案例。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境内的恐怖主义、泰国红衫军骚乱、缅甸境内的动乱，一直到朝鲜核问题和朝鲜半岛近来的诸多事件，中国不可能永远置身事外而无所作为，这与中国奉行的“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和“睦邻、安邻、富邻”的周边政策也是不符的。

　　毋庸置疑，不干涉内政是一项外交原则，中国必须在原则问题上始终必须做到坚定不移，即便中国卷入周边国家的人道主义救援行动，也必须恪守在内政问题上的不干涉原则，不能逾越干涉内政的外交政策底线。同时，在原则问题上的坚定性，并不意味着在具体策略上没有灵活性。从外交学原理上来说，灵活性是外交的生命，外交离不开灵活性，没有灵活性就没有外交，只有在外交上具有充分的灵活性，方可掌握外交主动权。

　　事实上，中国不大可能不理解原则坚定性和策略灵活性的道理，中国外交缺乏灵活的问题恐怕还是在于中国对驾驭复杂的国际局势缺少信心，对能否在矛盾盘根错节的地区紧张态势中游刃有余准备不足，对一旦卷入如何应对各种不确定性缺乏勇气。比如在吉尔吉斯斯坦骚乱问题上，冲在国际社会前面大包大揽地把自己置于各种矛盾的中心不仅是违背了不干涉内政的原则，而且是一种外交上的不明智，任何一个大国都不会如此行事。对于中国来说，像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那样，派遣特使或者调停专员，表达中国对地区局势的关心总还是可以的。事实上，中国还可以立足于第三方的身份定位，开展第三方的调查、调停、斡旋，在大的问题上以当事国内部各方作为主角，中国仅仅提供各方和平解决问题的一切服务、便利和保障，甚至还可以提出劝和促谈的建议供各方参考，这些都是外交上恰当的选择，也是符合国家法原则和准则的，并不违背不干涉内政的原则。

　　显然，在今后的中国外交实践中，不干涉内政作为一项原则仍需坚定不移的恪守，更重要的是在如何增强外交想象力、主动性和灵活性上下功夫。在实践中，要敢于参与，善于合作，不断积累外交处理复杂地区和国际问题的经验，不断增强中国外交的能力。这是全球化时代捍卫中国国家利益的必要选择，也是中国在世界上做负责任大国的必然选择。(作者是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教授。)

　　(《环球时报》2010年06月23日 第1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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