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时报》日前刊发了徐焰撰写的《从称呼“支那”到改口“中国”》，全文如下：

　　抗日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之后，日本人的口中“支那”改成了“中国”，虽然只是一个用词的变化，却是无数中国军民浴血奋战的结果，也是中国在世界上地位变化的一个形象体现。

　　有关抗日战争的历史题材，是近些年来国内影视剧创作的一个重点。不过由于一些编导者缺乏对那个特定时代的背景知识，剧中出现的日本侵略者还经常使用“中国”这个词汇，这就违反了历史事实。其实，当年日本在侵华时使用的称呼是带有轻蔑意味的“支那”。

　　如今提起“支那”一词，中日两国多数人已很陌生，然而在20世纪前期凡有血性的中华儿女听到这一带有强烈国耻烙印的称呼便会刺耳恸心。翻阅战前战时的日本出版物，里面充斥着“支那驻屯军”、“支那派遣军”、“日支关系”、“北支治安战”之类用语，对华根本不以“中国”相称。日本在统治伪满时期，对当地人更只许称呼为“满洲人”。直至中国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国之后，“支那”一词在日本出版物中被禁用，称呼的变化正反映出中国国际地位的变化。

　　从“豚尾奴”、“清国人”到称“支那人”

　　如果回首中日2000余年的交往历史，截至二次大战结束前日本对中国的态度可以概括为仰视、平视、俯视三个阶段──从唐代到宋代，倭人对中国文化典章全面模仿，对“大唐”有一种仰视的崇拜感；13世纪日军借“神风”即台风的帮助打败元世祖的军队，不过明朝派大军抗倭援朝获胜，日本朝野对华已有野心却还是平视；甲午战争日本获胜后，东洋三岛上对中国转入为时半个世纪的轻蔑俯视，种种辱华之称陆续呼之而出。

　　在清朝时期，日本对华只称“清国”，日语中的“中国”一词只是对其本国以广岛为中心的本州西部地区的称呼。例如对甲午战争的称呼，日本一直称之为“日清战争”，将北洋水师称为“清国舰队”。日本在战争中获胜后，东洋三岛上又以“猪尾巴”作为蔑称中国人的绰号。当年华侨男子或中国留学生上街，日本小孩往往放肆地在后面扯辫子，口中还喊：“清国奴！豚尾奴！”穿黑制服的警察看到后一般都不加制止，还放声大笑。

　　1912年清朝灭亡而中华民国成立，日本人不能再称“清国”，却不呼正式国号而只用“支那”一词。有人认为“支那”是“秦”的谐音，或是英文 China的音译，这一词汇原无恶意，然而在“中国”有正式国名时却称别号，本身就是轻侮态度。民国成立后，日本政府向北京政府、南京政府递送外交照会都无视国际礼仪而称“支那共和国”。其不少“名流”还叫嚣日本是“日出之国”，乃世界中心，对寓意“中央之国”的“中国”之称自然不能承认。

　　对“支那”这一侮辱称呼，北洋军阀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居然长期忍受。直至 1930年5月，南京国民政府经过中央政治会议讨论认为忍无可忍，才正式下令：“倘若日方公文使用支那之类文字，中国外交部可断然拒绝接受。”从同年底起，日本政府在对华外交公文中被迫称呼中华民国的国名，在其它场合却仍一律称呼“支那”。

　　当年的日本侵略军踏上中国土地，驻扎于华北的日军定名为“北支那驻屯军”，卢沟桥事变后扩大为“北支那方面军”，其进攻华中的日军则命名为“中支那派遣军”。直至1945年侵华日军头目冈村宁次率军投降时，其头衔还是“支那派遣军总司令官”。战后有些中国人愤于此词的国耻标记，在中文书籍中改译为“华北方面军”、“中国派遣军”，其实保留“支那”原词不要改译，反而更有益于人们记住国耻。

　　听到辱国之称，爱国者常常泪下

　　从20世纪初至中日全面战争前，曾有数十万中国留学生踏上东洋三岛。他们一走到日本人中间去，就经常听到居民在抱怨中说“这个东西怎么做得这么糟糕，好象是支那式的”一类言语，甚至小孩子吵架也骂“你怎么这样笨，你父母肯定是支那人！”

　　当年在日本社会，“支那叭嗄”(しなばか，用汉字为“支那马鹿”)，竟成为通行的骂人话。笔者小时候曾听郭沫若的日本夫人郭安娜自述，这位原名佐滕富子的女护士爱上中国留学生郭沫若时，素称开明的父亲却马上发怒──“你怎么能和一个支那猪结婚？”

　　曾留学日本的我国著名作家郁达夫在小说《沉沦》中也写过一个场面：一个中国留日男子在餐厅里遇到一位美丽的日本女侍。听到“贵国是哪里”的询问时，他马上欲言又止──

　　“原来日本人轻视中国人，同我们轻视猪狗一样。日本人都叫中国人作‘支那人’，这‘支那人’三字，在日本，比我们骂‘贱贼’还难听，如今在一个如花的少女面前，他不得不自认说：‘我是支那人’了。

　　‘中国啊中国，你怎么不强大起来！’

　　他全身发起抖来，他的眼泪又快滚下来了。”

　　知耻近乎勇。在这种民族歧视面前，20世纪上半叶中国出国留学的青年虽大多数去了日本，回国后却有众多成了宣传革命和组织抗日的先锋。例如最早组织成立中国共产党的“南陈(独秀)北李(大钊)”，也都是归国的留日学生。

　　清朝灭亡后，日本当局出于分裂中国的野心，以其“历史地理学家”进行所谓考证后又扬言，“支那本部”只有长城以南的十八省，“满蒙”、“回部”(新疆)和西藏都不在其范围之内，那些光头军阀们炮制伪“满洲国”和伪“蒙疆自治政府”恰恰以此为根据。在当时日本的称呼中，“支那人”又只限于关内的中国人，对关外的中国人则绝不以此相呼，而称为“满洲人”、“蒙古人”等。1931年日军侵占全东北并随即建立伪满政权后，为泯灭当地居民的中华民族意识，对敢于自称“中国人”的民众轻则打耳光、重则抓捕，强令他们必须自称是“满洲国人”。在近年国内有些描写伪满时期的电视剧中，出场的日本侵略者还训戒居民“你们中国人”如何如何，这一听便知是编导者不了解伪满时的社会状况。

　　日本社会上以贬斥“支那人”为重要标志的侮华、蔑华风潮，在以卢沟桥事变为发端的全面侵华战争开始后发展到顶点。当时日本政府并没有对华宣战，只称这是一次“膺惩暴支”的“事变”，不承认也不遵守任何国际间的战争法规。此时一些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称呼“支那”尤嫌不足，又称中国人为“强克猡”(“猪猡”之意，由“豚尾奴”发展而来)。受这种辱华情绪煽动的日本军人，自然会放手对中国和平居民实行大屠杀。1950年代在抚顺战犯管理悔过的日本战犯通过反省，追思为什么犯罪的原因时都说：“那时我们根本没有把中国人当成人，感到如同屠宰猪羊一样……”

　　中国成为胜利者才迫使战败者改口

　　1945年8月15日，中国人民迎来了洗刷对日国耻的一天，各地的日本人则大都如丧考妣地集合收听了接受《波茨坦宣言》(即要求其投降)的“御音”。中华儿女以3500万人伤亡(其中死亡2000多万人)的代价赢得胜利，同时也使“支那”这一辱华之称走向了终结。

　　日本自战败起，其新闻报道开始改变了“重庆政权”、“支那军”一类传统称呼，出现了“中国政府”、“中国军队”的正式称号。战后中国派驻日本的军事代表团到达东京后，发现某些媒体中仍出现“支那”一词，马上以战胜国身份要求盟国占领军禁止，美国占领当局就此向日本政府发出命令。1946年6月6日，日本外务省向各新闻出版单位发出《关于避免支那称呼事宜》的通知称：“往昔通常使用‘支那’二字作为中华民国之国名，今日应改用中国等称号。查‘支那’之称素为中华民国所极度厌恶者。鉴于战后该国代表曾多次正式及非正式要求停止使用该词，故今后不必细问根由，一律不得使用该国所憎恶之名称。”

　　这个通知虽表现出无可奈何的口气，“支那”这一使中国人极感屈辱的名词毕竟从此在日本公开出版物中消失。不过，由于战争期间国民党政府许多表现在战败者心中并没有确立起尊重，战后的中国又仍处于内战和极度贫困之中，日本人私下常有“我们是被美国打败的，并没有败给中国”的言论，日常口头习惯仍使用“支那”一词。

　　后来的历史证明，“支那”一词在日语的口头表述中消失，在于新中国成立后取得的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中国敢于出兵朝鲜，并使美国舆论惊呼遇到“美国陆军史上最大的败绩”时，战后普遍对美国顶礼膜拜的日本人不能不深感震惊！他们对过去数典忘祖而一度轻蔑的神州古国重新产生了敬佩之感，“中国”一词就此真正成为日本人平时的口头语言。战后出生和长大的日本人，如今大都只有查字典才知道：“支那──系以往对中国的称呼”。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不仅震动了日本本土，当中国军队对美军作战的捷报传到东北的日本战犯管理所时，那些从苏联递解过来而对华表示不服的战犯们也都低下了脑袋。这些一向只崇尚强者的人，就此才纷纷表示服罪并愿意接受改造，并不能不重新认识中国的力量。

　　马善被骑，人弱受欺。在充满强权和压迫的世界上，不自强就要受人轻侮。二次大战结束前中国的国名在日本长期不被使用而冠以辱称，原因也在于此。抗日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之后，日本人的口中“支那”改成了“中国”，虽然只是一个用词的变化，却是无数中国军民浴血奋战的结果，也是中国在世界上地位变化的一个形象体现。